【大紀元1月16日訊】以佔有社會資源的多少作參照系，我國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群體，一是上等人群體，其中包括:政治精英（主要是各級黨政官員）、經濟精英（主要是國企民企的老總和老闆）和文化精英(主要是有權有勢的專家,學者,名人)第二是中等人群體(主要是既弱於上等人群體又強下等人群體這部份人) 第三是下等人群體,其中包括失地農民、下崗工人和其他城鄉赤貧者。這三個群體構成金字塔型社會，越居於社會上層，越擁有政治權力，因而也越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相反，越居於社會下層，越鮮有政治權力，因而佔有的社會資源也越來越少。
　　
佔有社會資源多的越來越富；佔有社會資源少的則越來越窮。於是，社會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分化的局面。基尼係數創世界之最。古語云：「財聚則民散」。特別是當前官場的黑惡化、腐朽的糜爛化，官僚主義與不正之風的氾濫成災無處不有，上等人越來越像奴隸主，下等人越來越像奴隸，「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上等人與下等人表現為嚴重的對立。不少地方，官民關係已由過去的魚水關係，變成於蛙水關係、油水關係甚至火水關係。在農村不時能聽到這樣的順口流諷譏幹部：上午圍著輪子轉，中午圍著盤子轉，晚上圍著裙子轉，其實都是些 「下三爛」；在城市則能聽到：辛辛苦苦幹一年，好歹掙下三十萬，廠裡買個烏龜殼，裡面坐個「王八蛋」。而這都是前幾年的版本，至於當前版本，說出來就更難聽了，不說也罷。
　　
底層老百姓沒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訴說，媒體又被上等人控制，有人藉助於網絡替他們發發怨氣，辱罵幾下子都不行，還被上等人們的理性鎮壓下來，說成非理性；說仇富破壞共同富裕，破壞改革；有冤進京上訪，動不動就被抓回當地或勞教或送精神病院調治，似乎成了共和國的敵人或犯罪份子。於是，有的主人（雖然是個別的），忍無可忍，走投無路，便橫下一條心，把自己變成「人肉炸彈」，擲向「公僕」，同歸於盡……這哪裏談得上什麼和諧呢？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有的精英居然提出用補償論來補償公僕，因為改革，使公僕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其實，這是用人民授予的權力來敲詐主人，用主人的稅款來進一步威脅主人。上等人們高舉理性大旗和高談贖買官僚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想用理性來說下等人們徹底放棄自己的利益訴求，放棄抗爭去滿足上等人們無底洞的貪慾。他們認為這才是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則上等人們一發怒，一切就都玩完了。
　　
其實，改革受到最大損失的是下等人們，尤其是失地農民。從土地革命開始，為了一小塊土地為共產黨流血賣命，建國後為了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在大躍進和大饑荒前後死了幾千萬人；幾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各種各樣的盤剝，使農民損失了幾萬億；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又被戶籍制度所奴役，為了生存，不得不在礦井中賣命，每年被礦難奪走的生命數以千計。對此，有的上等人不僅不同情，反而還賣乖地說：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有的農民聽了，破口大罵：「放他媽個臭屁！」
　　
二十多年前，鄧小平就說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他還說：「關鍵是要善於總結經驗，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同上書，第113頁）上等人和下等人的不和諧所發出的強烈信號，警示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趕快改」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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