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序言：改革之後，我們就沒有了歷史？
革命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現代社會人們要幹的活，首先就是革命，把現代社會從古代社會隔離開來。從1849年到1978年，中國人只幹了這件事。被共產黨折騰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1978年在鄧小平的指引下，用改革取代了革命。改革是世俗化的革命，是從馬上的政治烏托邦下降到嘛下的黑沉沉浸透無數人血液的土地上。改革是革命的一個替代品，如今現實已經證明改革並沒有完成它的使命，那麼替代品就要被真品取代。
著名學者福山大言不慚地宣佈歷史已經終結，如今遭人恥笑。鄧小平為1978年以後的時間烙上一個烙印：改革，可是難道時間因此永遠凝固了麼？1978年後的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都是改革的時間麼？因為改革，歷史就終結了不成？
在改革的大道上，不是前進，就是後退，難道就不能跳出改革大道強大磁場麼？改革算一個社會契約，共產黨當局和底層老百姓協商同意用改革取代革命，如今締結契約的基礎情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更。
腳下的大地已經沉淪，底層老百姓再也無法忍受改革騙局。鄧小平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難道就是終結歷史的唯一道路？就沒其與身俱來的先天缺陷？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也僅僅是權宜之計。既然是權宜之計，就是有所取捨，厲害權衡。如今可以看到這個路徑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制定時間表，很容易被拖延而造成了革命。從最大可能的歷史結果來說，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過是為了新的一場，更加血腥廝殺的革命。
改革和革命進行龜兔賽跑，如今快到了終點。改革已經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槍下，而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窮人反對只對他不利的改革，光付出沒有收穫的改革。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喪失了信心。
“改革軍號”皇甫平自己空穴來風的”改革不可動搖”吶喊，即使假設說有當局的授意，那也是最後的輓歌，夕陽西下最後的輓歌。
改革之後雖然用革命一詞烙印下鐵血一般冷酷無情，並不是沒有了歷史和時間。已經拋了太多人的頭顱留了太多人的血的革命，讓人們恐懼害怕。但是並不會因為恐懼和害怕，革命就消失了，歷史就變得溫暖如春。
改革共識能否修復
改革幾乎都是一池污水，而且污染源頭不可治理，污染還是繼續擴大。繼續維護改革話語，其政治結果與其意圖相反的。因為專制黑洞的存在，越改革，革命的火藥庫越大。而且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毀滅指日可待。
從大清帝國末年和俄羅斯帝國晚期的改革歷史來推論，當局不會作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府機構管理方面有可能下些力氣。按照十一五規劃，頂多是政府機構改革，真是急風症碰上慢郎中。絕大部份的人已經相信：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大可能，有的是只唱空城計，指鹿為馬虛假立憲。
即使目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力挽狂瀾於即倒？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如果要深化，按照既有的政治結構，除非這些政治體制改革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就搞不下去。也就是要老百姓”吐血”支持改革，去贖買，去餵飽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慾。但問題是，即使用全部已有的東西去餵他們，他們不會滿足，也未必會同意。
如果有所推進的話，還是按照有利於權貴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按權貴資本主義的需要漸漸放鬆。權貴資本主義獲得的政治權利，會進一步用來剝奪和壓迫底層老百姓。例如結社自由的大門，是向權貴資本打開的，權貴資本們可以利用結社自由組成商會，用於壓迫工人；對工人關閉，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對抗權貴資本家。還有戶籍制度的放鬆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最早向農村高學歷高科技人才放開，無非是為了勞動力。為發展經濟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具有這種特徵。
正如經濟學論證的，權貴資本家是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會在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中濫用改革主導權，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改革國際慣例就是專挑自己有利的，否定掉不利於自己的。那也就是說，目前在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模式下，即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不能修復改革共識，反而使斷裂越來越大。
即使權貴資本主義妥協步入了民主政體，權貴資本家的優勢沒有消失。他們擁有強大的財力，物力、智力來操縱議會，可以利用民主手段來鞏固不合法的局面，將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來或者甚至進一步擴大。將已有的蛋糕分完之後，還會把中國變成”納粹中國”，用底層老百姓當炮灰到國外搶。
對於底層老百姓來說，從1956年以降是一連串不利的事件。在改革的話語下，是吃黃連的啞巴，欣欣然參與改革，確是刀板上的魚肉，總是被人想方設法在宏大話語（例如發展）之下蹂躪和剝奪。底層老百姓是食物鏈中的最末端—蝦米。例如國企，一開始是全民所有， 1982年暗中變為國有，把人民從所有權主體的位置上剔除出去，為如今的MBO進入個人腰包掃除了障礙。經濟改革是權貴資本主義一項多宏偉，多巧妙的搶劫行動。
權貴資本主義總是操縱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例如國企改革中當財產流入個人腰包中，總是談效率。我一直反駁他們的理由的是，當財產與底層老百姓無關了，那麼效率再高，關老百姓什麼事情，而且再次分配又很差，又不能從效率的提高中獲得什麼利益。還有例如依發展的名義搞拆遷或者民族商業主義，這些都是掛羊皮賣狗肉。
改革共識建立在相對公平之上。個人財富與個人財富的增長之間具有撕裂不了的連帶關係，絕對是社會性的，不是個人的。先富起來是為了共同富裕，先富起來對尚未富裕起來的人，具有無條件的絕對的連帶義務。所以當經濟學家否認相對公平在維繫改革共識之中的作用，有著其卑鄙的政治動機，就是為先富起來的人否定掉連帶義務。例如當初國民財富100萬，和現在國民財富到了100億，老百姓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反而手中的房子和儲蓄，通過拆遷和股市圈錢逐漸流失殆盡，而權貴資本主義卻通過非法手段，進入福布斯排名榜，如何還能有改革共識和社會合作？先富起來的人繼續富下去，而老百姓繼續窮，要維繫社會合作，必須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
對相對公平的徹底撕裂，代表著改革共識的破裂，階級衝突成為首要的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國家，內戰的爆發指日可待。
張維迎2006年3月11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說，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使全體民眾和整個社會受益，而不是向後看，糾纏於歷史舊賬。
張維迎是一個有強烈民族責任感的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學家來說，積累財富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讓國家和民族更加富強。他們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但是如果這樣改革繼續下去，國家和民族不是更加富強，而是內戰和內耗，也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更無法達到。而且可以由此推論，這些經濟學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平等，反而喪失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機會。即使內戰被壓制下去，沒有爆發出來，沒有良好的內部秩序的崛
起，也是”石墨式”的崛起，而不是”金剛石式”崛起，石墨和金剛石組成物質一樣，但是由於內部結構不同，其堅硬程度相去十萬八千里。為了轉化內部矛盾，權貴資本主義會把中國變成了法西斯國家，從而造成中華民族的巨大浩劫。
民族和國家的富強，並不能用福布斯排行榜來衡量，上榜的人越多，內戰的危險越大。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比單純地積累財富更有意義。
請拿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給我們看
當被拋入改革磁場之中，而且改革意識形態內化到人們的內心時，不管改革的結果是如何殘忍冷酷，挫折打擊是多麼大，都無法熄滅希望之火，反而越燒越旺。挫折打擊越大，成正比，希望之火越旺。
例如毛左派和吳敬璉都是這樣的。毛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中國的現實變的如此差，腐敗如此嚴重，都是偏離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所以藥方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吳敬璉使勁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使勁談法制，大聲吆喝什麼”警惕借反思改革而否定改革”。意思是說，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好的，但是到了中國變成這個模樣，不能怪市場經濟本身，而應該怪中國這個大染鍋。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都沒有救世主。放眼全球，即使最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也沒有好的市場經濟。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意志的幻象。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也可以以經濟決定論為基礎，從理論上推出一個憲政來。可是這種思路到了現實就扭曲，扭曲成帶毒刺的無果花。看起來是鮮美的河豚，吃起來卻會中毒。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既然作為改革的思路，就必須要考慮到其實驗的結果，與理想中的圖景差距多遠。理想多美好，但是現實中結出毒果，這種方案肯定要被拋棄。
別瞎論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從而給人們一個定心丸或者繼續給人們打氣，致使人們繼續受騙而”希望”下去。如果要區分，就拿出一個來良好的市場經濟來給我們看，而不是畫餅充飢，讓我們望梅止渴。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在一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黑洞之中，理想中的立法，現實中變形了。區分理論途徑和現實那是經濟學精英才能做到的高難度動作，不要指望平民老百姓會去理性地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繼續忠誠於並不存在的”夢中情人”。不管經濟學上的論證如何完美，人們有理由恨烏及屋，對壞的市場經濟的憎恨，完全有理由痛恨辱罵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理性與直覺
只看到壞的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要為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一部份責任。所以”社資爭論”有新的含義，與過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義和魔鬼一般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好的市場經濟只有在經濟學家的嘴巴上和夢中才有。雖然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絕大多數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場經濟”來一推了之。當下當壞的市場經濟本身成為一種暗中阻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時，在老百姓心中，市場經濟、經濟改革和經濟學家為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罪名，並不冤枉。
有報導說，老百姓越來越對腐敗漠不關心。在改革中屢屢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個癡情女子，被騙了又騙，終於絕望冷漠起來，終於把心背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還不會分裂成二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一個魔鬼統治的地獄王國，一個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國？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層老百姓又沒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訴說，媒體又被當局控制之中，藉助於網絡發發怨氣，辱罵幾下子都不行，還被經濟學家的理性鎮壓下來，說成非理性，說仇富破壞共同富裕，破壞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國敵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來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為只有他們先富裕起來，才能帶動老百姓共同富裕。鄧小平說的很清楚，帶動共同富裕是他們無條件的義務。這時候知識份子的理性與民眾的直覺發生了對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儘管民眾做出這樣那樣的犧牲，但是他們還是樂意的，知識份子的理性論證和說理給了他們共同富裕的希望，為了長期利益而犧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一次又一次的剝奪，老百姓已經看的很清楚，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會讓他們共同富裕的。改革頂多是讓他們餓不死，就是保持一個餓不死活不好的水平。當老百姓瀕臨生存底線的時候，就放水養魚，一旦存活下來，就開始收緊。國家計委在制定民間經濟政策的時候，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讓民間爭太多的錢。1949年之后土地改革給農民土地和後面收為合作社後來變為國有，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之外，還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慮。共同富裕了，錢多了，就要求政治權利了。國富民窮，當局認為是最穩定的局面。
當一種政策是良好的時候，其內部肌理是和諧的。當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眾直覺處於你死我活的時候，就可以判決改革的死刑。這時候，應該站在那一邊呢，也就是如何決斷呢。
如何決斷取決於對形勢的判斷，是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還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對理性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作了很徹底的表達，並不容易駁倒。張維迎的理性和精英論調看起來很不政治正確，但是在張維迎的內心，肯定覺得很委屈，覺得民眾如此忘恩負義，自己作為農民的孩子，並沒有私心，為國家和民族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卻遭受如此的誤解和辱罵。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眾的直覺的你死我活，外在評價和張維迎的內心自我評價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說明張維迎已經成為逆潮而動的反麵人物，還對改革中的指點江山激揚國策的美好記憶戀戀不捨。
即使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張維迎的理性能說服誰？只有知識份子。
為了對付極權主義，改革開放的自由主義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成為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認為，只有觀念才能改變觀念，但是哈耶克也認為這個也只有對知識份子有效。哈耶克想改變的是知識份子的觀念，從極權主義的迷夢中掙脫出來。知識份子對民眾有天然的權威，一旦知識份子的觀念改變了，民眾也風行草偃，也就變了。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應該按照知識份子的理性，而不是民眾的投票，民眾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確利益，需要經濟學家的代為決定。當知識份子的理性或觀念，和民眾的直覺或道德判斷，發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衝突，經濟學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淪落為人人辱罵的野獸，這時候對民眾有天然的權威喪失殆盡，如何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張維迎說，知識份子要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問題是老百姓都把張維迎當成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了，還如何引導。
理性和啟蒙並不是沒有界限的，不是什麼觀念都可以啟蒙。對於老百姓來說，有一些不可啟蒙的自然正確，只有用利益才能說服。沒有帶來利益，反而喪失很多利益，理性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啟蒙的地方，張維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識份子聽張維迎的都拚老命維護經濟革命，維護市場經濟，甚至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只會造成知識份子和民眾的對立。
張維迎想通過討論形成共識，是在意淫，先不說諸神之爭是不可解決的，即使全部知識份子贊同，民眾也會對全部知識份子和理性開戰，發生叛亂分裂成兩個共和國。討論形成共識，無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識形態的壓力，壓倒民眾和為民眾的代言人，迫使他們放棄自己的利益訴求。即使能夠全民參與討論，那也是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操縱之中。張維迎已經說得很清楚，還是要某某人領導改革。
張維迎也提到：對政府官員的既得利益如不補償，他們就會以”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來代替明補。張維迎說去滿足，去餵飽，用人血去餵飽，用生命去餵飽他們，他們吃飽了沒有那麼大的慾望了，就變好了。苛政猛於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階層的慾望來補償，然後獲得政治改革的機會？張維迎還是必須面對一個心理條件，從毛時代的為人民服務隱性承諾：政府官員只能大公無私；到了改革時代，人們認為官員要那麼多錢就下海去，要當官就是要大公無私。
張維迎的補償論用人民授予的權力來敲詐人民，用人民的稅款來進一步威脅人民。張維迎高舉理性大旗和高談贖買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他用理性說服老百姓徹底放棄自己的利益，放棄抗爭去滿足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慾。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才是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則權貴資本主義一發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於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於。因為經濟學論證，人性是自私的，那麼肯定不會同意共同富裕，那麼只有政治對抗，只有維權，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讓權貴資本主義妥協下來。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補償論不是服從價值判斷而進行的，更大程度上是為了贖買強勢方操縱公共政策和延誤改革時機的權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補償論超越了底線，超越了改革的正當性，超越了原來的目的。
如果說張維迎的補償論，不局限於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贖買，還涉及到對政府機構改革中將要裁減的一般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人員的補償，也是有問題的。這種補償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對公平的基礎上，是火上澆油。丁學良告誡說，過度持續不斷給既得利益集團會帶來持續的負效應，這一點在菲律賓等國家看得很清楚。即將頒布實施的《公務員法》將是政治社會穩定程度而劃定公務員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勢穩定，那麼事業單位人員將完全喪失體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勢不穩定，那麼圈子劃大一些。留在圈內的，工資大幅度上漲，剔除在圈外的，就喪失了體制利益。這樣一來，就為當局帶來來大量有知識有影響力的反對者。喪失體制利益的事業單位的人，他們看到有幸留在圈內的人工資大幅度上漲肯定心理不平衡。
張維迎是知識份子，還是幕僚？知識份子秉持的是正義，維護現代性的根本價值，他的任務是批判政府，而不是為政府說話。例如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管理問題，知識份子就不應該為政府去考慮，就應該嚴守遷徙自由的底線，至於如何解決底線以下的管理問題，交給幕僚去處理，這些管理問題沒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幕僚則是奴才，誰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經地義，即使出賣靈魂也沒有人奇怪。張維迎明明就是一個幕僚，沒有奶也自覺地擁抱權貴資本主義的大腿，還以民族和國家的立法者自居，覺得民眾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識份子。一個農民的孩子，會想方設法去論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們應該想盡辦法用所有的一切去餵飽一個惡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實在想不通。
權貴資本主義只有貪慾，哪有什麼民族共同利益。他們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讓底層做包身工餓不死，如果餓死了，他們就沒有勞動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餓不死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利益最高點，可持續性的長久的利益最高點。
民眾憑什麼聽你的，張維迎們有足夠的道義權威麼？當張維迎大聲叫賣理性和共識的時候，他們能夠為權貴資本主義作擔保麼，他們能夠拍著胸脯說，沒關係，這些人都聽我的，你們吃不了虧？要不然憑什麼喊話？張維迎貌似公正，不過是禍國殃民。共識和理性，不過是一次一相情願，沉湎於民眾依賴知識精英的過去美好時光，錯把杭州當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時候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記憶猶新。她說有一個古老的鄉村來個一個巫婆，苦口婆心的勸村民向上，說自己能夠指引他們上天堂，這些村民相信了，跟著巫婆來到很遠的大山裡，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麗得如夢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城池的門口有一雄偉的的橋樑通道村民面前，於是村民一個一個通過橋進了城池。母親最後說出來的話讓我吃驚，原來這個城池修煉了千年碩大無朋的蛇妖化成的，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是蛇妖的眼睛，雄偉的的橋樑是蛇精的的舌頭，巫婆是蛇精的化身，這些可憐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麼張維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是碩大無朋的蛇妖呢？
流血革命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談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問題。毫無疑問，從1978年以來，整體上趨於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義思想史上沒有正當性，更別說合法性。
保守主義想和革命”離婚”也離不了。革命是無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發生，只能儘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為恐懼流血就從正當性上否定革命，這是極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義。要自覺地擁抱”惡”，要正視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義所渲染的，革命就是萬丈深淵，就是世紀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們也無可逃避，應該勇敢面對，不是手一揮高喊告別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義的啟蒙，很容易造就一個安全的假相，讓我們迷糊，而不知道災難即將來臨，也耽擱我們努力的時間。
除了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之外，還有就是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線以下遭遇死亡時的革命。這種革命如果知識份子不在意識形態層面給與支持，通常被定性為叛亂和騷亂。成王敗寇，如果徹底顛覆成功，推翻了現政權，那麼知識份子就會在意識形態層面來事後塗脂抹粉。
在人民主權的話語下，由極權主義民主向立憲民主，我不認為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一個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選和多黨制政治技術的實施。也就是即使發生了暴力革命，也是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沒有宗教意識形態內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識份子的革命權。相反我認為當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線以下遭遇死亡時，根據天賦生存權原則，有權進行革命或者採取類似革命的政治行動。為了生存而爆發的革命是正當合法的。也就是說我贊成當無可奈何的時候，必須用暴力重新分配財產。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評論》上發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財產權》中，總結歷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結論（ //www.libertas2004.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
一個失去正義的國家，是黑暗的國家，是絕望的國家。這時候沒有人能夠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進入深水區提供的希望來給社會底層一個定心丸。這個定心丸經濟學家的理性能夠提供麼，知識份子全社會的共識能夠當飯吃麼？經濟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這樣的國家。
對於嚴重的社會危機，知識份子能夠用精密的學說去描述把握，而底層老百姓則只能宗教來表達其情緒。基督教和其他民間宗教的興起，就是社會危機的體現，還有儒家知識份子自娛自樂的儒家學說，要脫胎換骨成為儒教，也是這一危機的產物。當美國從”勞動與民主”的共和國開始關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認同的時候，就是其內部危機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義的復興，到日後完全可能出現的”納粹中國”，都是為了轉移內部危機的政治舉措。當改革共識破裂以後，就是前革命階段。革命階段革命是必然的，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告別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廣場政治和遊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層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從土地革命開始，為了一小塊土地為共產黨流血賣命，建國後由為了毛澤東的瘋狂，在大躍進和大饑荒前後死了幾千萬人，幾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各種各樣的盤剝，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又被戶籍制度所奴役，為了生存，不得不在礦井中賣命。現在已經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權貴資本主義又談什麼中國崛起，難免學納粹德國的資本家讓德國人民去當炮灰一樣，又要為國家利益和榮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騙去當炮灰。難道注定是當炮灰的料？注定是現代化祭壇的犧牲品？
人都是他媽生的，憑什麼底層老百姓就要是現代性食物鏈中的小蝦米？既然都要流血，為什麼不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少數人的血，比大多數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數人頭，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可以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況下，就是正當的。即使短暫，也是值得的。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難帶來結束治亂循環，一樣要內戰。憑什麼就讓我們農民在現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淚，而且被拋擲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說話。
既然農民都要白白犧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份農民子弟成為帝王將相，如此農民整體上總比一無所有好；既然財產權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然後由進行分贓，既然注定如此邪惡，既然只有土匪和強盜，那為什麼還繼續做無辜而善良的農民？
權貴資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來就流血。要麼就流血，要麼”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義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成？
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之一，從1849年到今天，它貫穿於整個近現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還是異化的，例如極權主義的面具出現。整個近現代史，是自由主義的辯證發展史。所以自由主義高於歷史，高於時間，高於革命，高於改革。
1978年之後，共產中國由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國家和社會開始分離，市民社會開始形成。藉助於這一歷史形勢，自由主義浮出了水面，成為時代精神。
市場經濟成為自由主義的春藥，國家和社會的分離讓自由主義覺得立憲事業觸手可及，勝利在望。加上改革後的良好秩序與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帶來暴死的危險反差太大，人們於是衷心讚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時代，進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麼社會主義，要麼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是被救贖的時間，有天堂的陽光照亮著，於是人們在改革死亡的彌留之際還充滿著希望，不見棺材不掉淚，死不回頭。
即使情形已經惡化，自由主義不能沉湎於過去美好的記憶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輩或者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真誠而苦口婆心地比較文革和改革，他們的這種比較是自然的，腳踏實地的，堅實的。這些說法可以作為改革之初的正當性論證。但是在人們徹底對改革失望以後，改革已經成為歷史騙局以後，這些說法很顯然是不合適宜。
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體驗，我不懷疑他們是理性的。可是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國女王的接見，就陷入了迷狂，認為英國女王是當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還有例如我辦的一個案件，一個無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當囚禁了十年之後，當政府無可奈何釋放了他，他走出監獄，最感謝的的是政府，是發自內心的感謝。我這裡的意思是說，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理性，也可能矇蔽了一些東西。
矇蔽了什麼？被拋入改革的強大磁場之中，他們總是說要珍惜當前的美好，可是這種珍惜的願望，往往把壞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結果造成了病情沒有被及時診斷出來，耽誤了時機，斷送了病人的生命。
與他們不同，我們是文革後出生或者懂事的，沒有他們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體驗。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壞的一面，沒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戀，該告別則告別；壞的是也容易輕浮，輕視他們的生命體驗，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時代，並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識破裂後的火藥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們訴說，當初關於改革的夢想和美好記憶。不管如何，對我們訴說，計劃經濟時代糧票如何，改革時代物質如何豐盛，對我們沒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輩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推動改革，也是改革的一個組成部份，已經在歷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矇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義高於改革。對於他們來說，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麼倒退，要麼前進，倒退就是社會主義，前進就是市場經濟，此外別無門路。
我們並不是被改革磁場捕獲的原子。對我們來說，後退到社會主義的”茶馬古道”，還是前進到資本主義的”絲綢之路”，都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到了拋棄改革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另外開路。
有一點我們很肯定，就是我們沒有陷入輕浮。我們要求的不僅僅那麼多，例如告別糧票，告別計劃經濟，告別暴死的危險。我們要求的，是當局在社會契約中明白說的，親口對我們父輩所承諾的東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權利，並沒有節外生枝。這些是當局的歷史債務，向他們討債天經地義。很明顯，當局不肯履行債務，撕毀契約，老早以前就”預期違約”了，我們父輩是老好人，居於善良的心思，良好的願意，明知可能是騙局也委屈著。可是我們沒有老一輩與當局從文革一起走出來的共同感，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當局還債就是別囉嗦。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附麗在經濟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記憶，內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層是超越改革的訴求，那就是希望通過改革來成就偉大的立憲事業，經濟改革僅僅是路徑。關鍵在於羊腸小道也斷裂了，自由主義就不應該是一個衰老的老人，靠記憶和喋喋不休的憶苦思甜來教誨我們，應該拿出自由主義鼻祖洛克他們的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等維權精神來。
德國自由主義大師洪堡警告說，忽視影響到各項社會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將會導致這項改革試圖傳播的那些價值的解體。當市場經濟刺激了自由主義者立憲慾望，豪情萬狀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性啟蒙和目標，可能是提升當下現實，也可能因為距離太遠而被當下現實詆譭排斥。財產權的啟蒙和傳播很大程度是後者。財產權是對自由主義者最誘惑的一次調情和勾引，但也僅僅是調情和勾引。
自由主義者應該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義當作立憲政治的哲學，而不是自足、封閉的體系。自由主義者想藉助於市場經濟構建憲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圖是偉大的，但必然是悲劇。經濟改革整個就是把偉大的美好的毀滅掉的悲劇，整個看起來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樣，精神上飄飄慾仙，結果卻是留下可怕的身軀和死亡。
所以光光堅守我們的目標一點也不放鬆，是不妥當的，容易成為有刺的玫瑰，不合時宜。
自由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旅程，需要大無畏的勇氣去搏鬥，去遭遇吸納它不喜歡的價值，去適當妥協適應不可改造的社會心理條件。所以要分清楚”應然”和”如何應然”是不同的，要區分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不僅要堅守目標，還要考慮如何抵達目標。
立憲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係數不能太大，造成社會合作條件的喪失。自由民主和貧富有極大關係，在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社會之中，不可能確立起來。毫無顧忌別人的感受，把目標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義把財產權作為憲政基石已經喪失了良機，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糟蹋了耽擱了。反正我們現在沒有了那種幸運，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由和立憲的憧憬消失了。
用維權壓到市場和啟蒙
壞事都是權貴資本主義幹的，而且還要當好人，把人冤枉殺了，還說是替天行道。權貴資本主義製造中國有歷史以來最巨大的不正義，然後還譴責民眾不理性，在搶光財產之後了，還要搶光民眾的喉嚨。從財產權到舌頭，都要箍制。所以現在頻頻出擊，左右開弓不僅封殺自由主義的網站，連新舊左派的一起幹掉。
當底層民眾不再抱有希望，還能用理性和共識來維繫希望？還談什麼扯淡理性維權、理性討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識可以解決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個對立，知識份子和民眾的對立。知識份子指責民眾不理性、叛亂、騷動，而底層民眾指責知識份子道德敗壞。民眾處於啞巴吃黃連的位置，對於知識份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這種對立，還表現為對革命作為財產權分配方式的正當性爭論。
如果儒教攀上了權貴資本主義，那麼還體現為基督教與儒教的宗教戰爭。基督教與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與反革命、專制，提倡知識份子的政治領導權在一起。
權貴資本主義是改革的敵人，是人民的公敵，不是領導人，他們為了個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國家，而且還要進一步摧毀國家，讓國家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之中。目前讓他們放血，而不是補償他們，進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國家的普遍利益。為自己贖買是要命不要錢，至少要把基本的社會保障做起來。
權貴資本主義不幹，就要姑息他們？否則改革就改不下去了？這樣的改革不要也罷。因為即使滿足了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慾望，那麼也是極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會帶來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帶來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兩百年的動亂和民族災難。
改革開放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於底層民眾之間的”農夫和蛇”的故事。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肥的”寄生蟲”，我們還期待它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一個良好的社會卻是離不開精英，但是權貴資本主義確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們唯利是圖，沒有民族責任感，不斷背叛民族、國家，背叛改革，用宏大敘事甚至犧牲民族國家儘可能地讓自己獨食。其品質之敗壞，責任感之喪失，在人類歷史中數一數二。有歷史感的政治哲學家從來都沒有信任扶持過資本家，都是讓他們自己長大起來去和專製作鬥爭，然後大力鞭撻他們。很奇怪會把這種麻臉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導力量。明明是一隻中山餓狼，卻看成領頭羊。
張維迎的贖買論實際暗含了一個前提：權力結構既定。從這一點來說，只不過他自認為通過一種委婉的、統治階層能夠接受的方式來表述以達到曲線救國的目的。張維迎說，在當前有關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相容條件是否滿足，習慣於用烏托邦理想蠱惑人心，對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害無益。權力結構正是改革要改掉的東西。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改變既定的權力結構，這是底線，也是改革的正當性來源，不能超越。如果權貴資本主義不幹，那麼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幹掉他們，革掉他們的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現在用專制好於無政府來維護”高壓鍋”，到了 “高壓鍋”爆炸一天豈不更慘烈，代價更重？所以應該放棄”權力結構既定”原則，應該用維權和基督教去建設公民社會，培養未來承受震盪的抗震力。
張維迎自覺擁抱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情形，還有一種情況是不自覺的情形。很多知識份子如今越來越保守，與權貴資本主義共鳴，因為擔心改革大船的沉沒，恐懼革命的來臨。在最危險的時候原來敵對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團。這種抱成一團是基於無中生有的恐懼，自己把自己嚇的，而不是理性。這些人不自覺地排斥來自不可缺少的反對派，不可缺少的對抗，不可缺少的維權運動。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東西，政治力量的對抗博弈。權貴資本主義才不管道義，市場經濟和啟蒙的力量有限。市場經濟和啟蒙的曲線救國是知識份子一廂情願的東西。
從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的抗爭例子來看，對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維權運動才能做到（）。維權運動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已有的成果，只有從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積極成果。維權運動才能為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對抗，而不是妥協，也不是贖買。
在革命尚未爆發之前，我們要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維權，一種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現實行動。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謂的美國的共和和民主之爭，局限在司法審查與民主之間。在民主與精英之爭，從網絡上劉湧再審爭論開始，我堅守司法和法律應該佔據政治領導權的位置，政法系應該成為主導社會的精英，我並且認為自由主義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時候，必須帶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領域，我贊同民主，贊同大眾參與。共和主義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領導權，從而替代啟蒙政黨。
近些年作為改革開放主導的經濟學知識份子，在現實的控告下，被送上歷史道義法庭，遭受了無盡的辱罵。經濟學知識份子的權威，喪失殆盡。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起主導作用的精英，從文人，到經濟學家，到政法系，一個個沉淪。政法系褒貶不一，還沒最後倒塌。
知識份子作為理性的代名詞，要引導老百姓，首先要有權威。這個權威還不單純理性能夠提供的，更依賴於宗教、歷史、習俗、神話。要引導是首先具有權威，如果喪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辯護，其權威越低，這就是張維迎這幾年來的軌跡。
由於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漸被架上主導時代主持正義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權威並不足完成這個使命，司法腐敗和作為政治刀把子的歷史負債，嚴重腐蝕了政法系的權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應該用全力參與維權運動，其前途不在於成為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並不能走得太遠，啟蒙政黨不可能讓出政治領導權給政法系。例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報採訪的時候，就潑過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廟堂，而在公民社會，而在草根。政法系應該從其他啟蒙知識份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識份子的失敗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變為走入民間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過維權運動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經濟學家造成的歷史災難，從而也挽救經濟學家，從而也挽救整個知識份子的聲譽，彌合了知識份子和底層民眾至今的衝突。不管是啟蒙政黨，例如國民黨或者其後裔，還是80年代的新啟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卻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變遷，是現代性的瓜熟蒂落。
讓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積極成果。就像落葉必須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經濟精英主導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導的維權接力舉起了火把。
由改革時代進入民權或者維權時代：嶄新的時間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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