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導）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及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昨日合辦了一場「最低工資國際經驗研討會」，國際勞工組織、英國及南韓的勞工問題專家應邀發言，剖析外國就最低工資立法的經驗。研討會也邀請了本地青年、外傭、復康團體代表、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等出席，以便探討一套合適香港的法例，既能保障低薪工人，又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國際專家在會上指出，合理的最低工資是滅貧的要素。

香港職工會聯盟秘書長李卓人說，現在是進行檢討的一個關鍵時刻。他指政府推出工資保障運動已經1年，但參與的企業少於1千家，而且參加的企業主要亦不是保安、清潔公司，可以看到該運動是處於一個惡劣收場的「爛尾」形勢，但政府仍堅持到10月才做終極檢討，到明年才決定是否立法。因此，勞工界也來個終極檢討，希望把立法保障最低工資的時間表提前。

他又指出，現在政府已經開始做前期立法的準備工作，所以勞工界現在需要就不同的議題向政府提出工人的立場。

合理最低工資是滅貧要素

Elsa Ramos-Carbone是國際勞工組織派駐曼谷的東南亞地區高級專家（勞工活動），參與工人運動超過30年。她說，最低工資是滅貧的要素，是避免剝削和保證廣大勞工有一個基本生活標準的一個要素，可以鼓勵工人，讓他們分享到社會經濟增長的成果。

她說，最低工資若是制訂在一個合理的水平，是可以滅貧的，而立法是推行最低工資的第一步。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最低工資接近貧窮線水平。

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地，有研究指當工人薪酬達到最低工資時，也間接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她形容一些政府指最低工資會影響就業機會因而反對的講法是「廢話」。

英國工會議會政策主任Paul Sellers的主要工作是透過影響英國政府、歐盟及其他決策者，爭取落實英國工會議會的政策建議。Sellers在研討會上發言，指英國於1999年開始實行最低工資，而最新一次提高最低工資是2006年10月。對於社會最關心的問題──究竟最低工資對經濟有甚麼影響，Sellers說，在經濟增長、通脹和就業方面沒有可量度的影響，而英國現時每年經濟增長為3%，是歐洲國家平均的水平，與美國相近。

Sellers說，從以上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實行一個合乎情理水平的最低工資，對英國經濟和英國工人都有好處。他認為最低工資對於脫貧有直接的效應。

可補集體談判能力不足

南韓民主勞總政策部總監鄭京恩說，最低工資於1988年在南韓首次推行，2005年進行改革，增加條例的覆蓋面。她說，1997年的金融風暴令薪酬差距及臨時工人的數目增加。在面對大集團時，工人集體議價能力下降，最低工資成了唯一能保障低收入及沒有加入組織的工人的手段。

根據數據，在過去6年，南韓的最低工資增長幅度並沒有影響到失業率；失業率在過去6年都維持在4%左右。

李卓人指出，英國和南韓的工會都不約而同地說，訂定最低工資是因為集體談判的覆蓋面小及不夠力度，因此推動最低工資才可以幫助到沒有集體談判權的工人和弱勢勞工。他說，雖然香港的勞工有超過20%加入工會，但香港工會進行集體談判卻很有限。一方面，最低工資是對基層勞工的最低保障，而對於薪酬已經高於最低工資的工人，就要靠集體談判來爭取。

他在研討會結束前總結說，香港本地工人都希望政府就最低工資立法，達到全部行業普遍最低薪酬為時薪30元的目標。但過去和港府談最低工資時，政府都會以中產階層反對給外傭付最低工資的藉口來壓他，因此拖延了整個最低工資的討論。

港30萬工人月入低於6千

此外，港府也利用殘疾人士群體的意見分歧，即有一部分人堅持要平等待遇，另一部分要求豁免，來拖慢制訂最低工資的程序。李卓人說，本來在殘疾人士待遇的談判方面已經達到一個共識，但政府忽然說要參考澳洲的做法。從中可以看到政府如何拖慢談判的情況。至於青少年的就業問題，更是從來沒有拿到談判桌上來。

香港目前有超過30萬工人月入低於6,000元，社會上更已出現薪酬兩極化的趨勢：過去10年基層工種薪酬不升反跌，下降超過一成。有見於此，30多個民間團體於2006年8月組成「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成員來自宗教界、學生、婦女及關注綜援團體、以及工會及街坊組織。聯盟要求政府從速制訂最低工資，以保障工人及其家人能夠得到合理的收入及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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