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8日訊】在中國的大學學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自由、獨立學術研究，即便是經濟學專業，最多讓學生加一門選修課，所謂的 ” 現代西方經濟學 ” （什麼是西方？難道還有對應的東方特殊的經濟學？），可是這類學科的教材，無論是國內教授編著的，還是海外經濟學家的譯著，必然要通過 ” 中共” 的” 政審 ” ，出現否定公有制和馬克思主義的文字將遭遇無情地刪改。教師授課也是 ” 政治正確 ” 掛帥，跳過有關強調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的章節、迴避批駁國營事業和公有制的自由市場觀念觀點，漠視一切社會主義制度對經濟民生嚴重破壞的事實。教育部高層習慣用詭辯，謊言作原料，和著民族主義做興奮劑來填塞這個宣傳機器，對天真的學生一個個進行大腦克隆，以確保他們將來成為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接班人。

芭雷（ BARRY ）單車：財產私有權的啟發

所以對於最簡單的經濟學常識，中國的學生常常會錯誤解讀。接受了長期灌輸式教育，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們自然把否定私有制的課作為自己政治經濟學的啟蒙。到底是公有制好還是私有制好，讓我們就從 BARRY 單車說起。

1998 年在喬治尼亞州（ GEORGIA ）的 BARRY 學院，學生的官方協會購買了 20 輛 SCHWINN CRUISER 的高檔自行車，為了方便在校學生的校園生活，每輛車都漆成紅色，掛上 ” BARRY 單車 ” 牌子，隨時提供給在校生免費使用。而且先來的先使用，為了鼓勵用車，甚至允許學生騎好後，不必物歸原處。隨便停在那裡都行，反正都在校園裡面。這可謂是共產主義了，單車公有公用，服務於民。

你猜猜看，結果會怎樣？果然不出兩個月，這些價值 200 美金的高檔單車，要麼弄丟了，要麼壞得不成樣子。以前大家使用私人的單車時，這種現象從來沒有發生過。同樣的學校，同樣的人，可是由於所有權（單車是公物）的問題，結果卻大相逕庭。學校報刊調侃這項校區服務搞得 ” 校園處處都是紅色變形金屬的殘骸 ” 。

學生協會決定利用暑假時間，把這些 ” 金屬殘骸” 收集起來” 翻新 ” 一下，能修的修，能換得換，開學後繼續提供給學生使用，當然這次事先教育好騎車人， ” 要像自己的東西一樣愛護它 ” 。可是才過一個多月，又出現上學期那種糟糕的情況。於是，學生協會決定放棄原來的免費借車的計劃，剩下的單車改為 ” 租借” ，而且是每人要借必須借一學期。這樣歸屬責任後，完全杜絕了先前的” 校園處處都是紅色變形金屬的殘骸” 的情形。的確，只有成了” 私產 ” ，你才會真正用心去看護它，這就是基本的人性。

這個 BARRY 單車的故事原是西方經濟學教授給學生的入門課。當時對我這 30 來歲的人來說，就是啟蒙教育了。為什麼，國內要否定資本主義，反對保障私有財產權呢？私有制有什麼不好？比方說一個旅店，有的顧客素質不高，可能 ” 胡作非為” ，但是他的老闆不會不好好的照顧好自己的旅店，不進行適當的維修管理。因為造成旅店的品質，服務聲譽下降，收益自然就會大幅降低，自己受到直接的經濟受損失。 利益和責任絕對是應該關聯的。

就算到了物質高度發達的時代，在制度非常完善的環境中，也不可能出現人人都品德高尚， 大家都把他人或眾人利益像自身的利益一樣重要地小心保護的情況。聖經上早就說了人是有原罪的。而這個事實就注定了公有制經濟必然製造浪費，腐敗和低效率。

在西方社會，國營公司的業績，政府機構的管理就遠不如自掏腰包的企業機構有競爭力。 這也就是為什麼 30 年前，英國的首相撒切爾夫人致力經濟改革，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的主要原因。同樣日本前首相小泉為了郵政事業私有化，不惜解散議會，以獲得新議會通過這項政策。在小泉諸項改革（去除國家銀行的 NPL 等）下，日本的經濟開始復甦。被譽為” 歷史功臣” ，小泉真是當之無愧。可是到了新首相安倍晉三執政，為了（七月的上議院）選舉獲勝，安倍作出例如不惜將那些背叛郵政事業私有化的自民黨員召回來等等的退讓，根本不像一個決志經濟改革的領袖，在任內他的部長居然發生了遺失國民年金紀錄的重大腐敗醜聞，安倍的支持率一落千丈，從 71% 滑到 20% 左右，最終迫使他引咎辭職。

公有制經濟惹的禍

BARRY 單車發生在美國校園，私有化改革是在英國、日本，好像都不在自己周圍，記憶就不會深刻。其實，中國政府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的教訓不是沒有，只是教育這個社會公器不斷為執政黨遮羞，掩蓋了一段段歷史真相。

在紀錄片《尋找林昭》中，一位當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年人回顧 60 年代初的辛酸的歲月說道，” 那時有人刨開墳墓，只是為了得到裹尸的棉被，當時只有很少的家裡有棉被（棉花減產），我們受凍挨餓，一個月定量的幾斤糧票根本不夠吃。我們遭遇的哪裡是天災，其實都是政策造成的” 。丁抒的著作 < 人禍> ，就更加揭示了政府的所謂的 ” 三年自然災害 ” 的實質。

據 < 人禍 > 一書記載，在上世紀 50 年代，為了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毛澤東學習斯大林的農業集體主義，搞農村生產合作社，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搞合作社就是強迫農民搞 ” 共產” ，消滅私有制。

按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憑藉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以分享他人的勞動便是剝削，因此土地或農具牲畜多、勞動少的便剝削了土地農具少而勞動多的，這就不是社會主義。為了加快公有制改造步伐，毛澤東又下令辦全社會主義的 ” 高級合作社 ” 。所謂 ” 高級 ” ，就是取消土地、生產資料的分紅，全共產歸了合作社。強迫和欺騙社員把自家的牲畜遷到社裡，把自家得零星樹木、蜜蜂等都轉為公有，甚至自己的存款也要求歸公，所謂” 刨私有根 ” 。山莊窩鋪的農民有的被強制遷移下山入社。認為 ” 合作化了，一家人了，哪還分你的我的．．．． ” ，到最後全國取消千古年來家人聚餐的習慣，改成全民一起吃 ” 食堂” ，一起勞作，一起休息，以為這樣就可以把” 私” 這個洪水猛獸趕盡殺絕了。

這回是社會主義了，大生產並沒有提高產出，相反，農村經濟大大萎縮了。 1956 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1956 年棉花比1955 年減產147 萬擔，豬減少了 350萬頭，大牲口減少 70 萬頭。（注１３：《新華半月刊》1957 年1 月號。）（另一說法是大牲畜減少 100 多萬頭）（注１４：《黨史研究》一 1987 年第 1 期第 37 頁。）這在當時貧窮落後的中國，不是小數字。 限制或禁止個人從事副業結果更是災難性的：譬如福建省 1956 年豬隻比 1955 年減少百分之二十，磚瓦減少百分之二十七，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戰前（ 30 年代）的一半。黑龍江省委當年 7 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注１５：《黨史研究》 1983 年第 4 期。）

經過五十年代的農業農村生產合作化這公有制的共產改造，農業經濟幾乎完全摧毀，加上後來更加瘋狂的 ” 大躍進 ” 、 ” 大煉鋼” 政策，農業基礎挖空了，還要去搞重工業。就這樣，我們政府把三年” 自然災害” 這個幽靈請進家門。

上海某大學之學術刊物在 1993 年曾有論文將在三年” 自然災害” 期間餓死的人數估計為四千萬左右。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人為的戰禍或天降的災害、瘟疫，都不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奪去這麼多人的生命。

丁抒說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當然不只是中共政府的責任，也要怪那個時代的老百姓愚蠢，盲從。但關鍵還是制度，制度的好壞是非常重要。作為社會的良心的知識分子，他們言論一定要謹慎，百年前的馬克思絕對沒有想到，他的公有制生產關係理論以及在中國實踐，可以給千萬人帶來這麼深重的災難。

放棄計劃經濟，迎來社會繁榮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自 1978 年起，中國政府就開始淡化社資矛盾，從農村包產到戶開始，逐步放棄計劃經濟框架，向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靠攏，所謂 ” 不要赤色，要特色” 。幾十年後，國營企業可以資本化，上市流通，公司股份可以通過自由交易轉到投資人的手裡，民眾可以擁有自家的房產，並能夠在市場買賣，爭議的” 特殊” 的物權法（合法的私有財產，公有財產都得到法律保護）也得到人大通過，這些改革或說政策鬆綁，使得中國經濟飛速成長，世界為之矚目。

當中共政府卸下先前承諾於民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這一沉重包袱時，共產黨就已經不是 原來意義上的那個馬克思政黨了。互聯網上，面對私有化大潮，新左派和老左派擔心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重新呼喚” 毛主席” 歸來。

儘管如此，中國幾十年的改革還只是邁了一小步，一個 BABY STEP 。因為公有制的經濟本質並沒有根本變化，共產官僚作風的餘孽深重。歷史沒有得到清算和真相教訓不能公開的情況下，政治民主改革就不會起步。沒有獨立的司法，法律怎麼可能真正保護私有財產？當集體（國家）財產利益和私有財產利益衝突時，我們的司法選擇那一邊？沒有言論自由，維（私有財產）權的呼喊被消了音，很難產生社會共鳴。

公私不分的盜竊經濟

” 要自由，要民主，不要印花稅” ，這是幾百年前美國媒體要求廢除《印花稅法案》，抗議政府盤剝新聞界喊出的口號。可是在今天的中國，政府不是減稅，而是繼續加稅，不久前，財政部（失信）突然上調印花稅，而且突然上調到3% 。，美其名曰，防止股市泡沫做出的穩定股市的宏觀調控。有人計算一下，如此高的印花稅，可以讓政府一年的稅收達到所有上市公司的一年紅利！自由市場要求降低股市印花稅，減少交易成本，而專制的政府可以一拍腦袋說加就加。這樣高的交易成本，沒有一個投資人願意接受的，但是社會沒有公正，你就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眼睜睜看著自己白花花的銀子就這樣被這只看得見的黑手奪走 。

政府何止多得了印花稅錢，國有資產包括幾乎所有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以及分紅，就算現在流通的那部分也是大都是國有財閥之間的互相持股。未上市的國有企業更不計其數。和小政府 ” 藏富於民” 相反，這是經典的” 藏富於國” 。資本流動過剩，不是民間老百姓的錢多了，而是在凱恩斯大政府經濟環境下，通脹支出造成的。政府主導匯率，壓低勞動力成本，海外傾銷產品，補貼出口，導致外貿順差過大，這種輸入性通脹，老百姓不得不買單。

老百姓用自己積蓄交易只是上市公司的一小部分股權，股指推高實質不過是在為國有的” 汪洋大海般股本” 市值抬花轎。誰都知道這場洪水遲早有破堤的那天，但是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又沒有更多投資的渠道，作為政府人質的民眾就當在這個如過山車般的賭場玩玩擊鼓傳花。老百姓說 ” 共產黨的鈔票不賺白不賺啊” 。在中國，” 共產黨老闆” 就是國老闆。證券市場就如是共產黨的政策市場。政府高層的情緒是股市的晴雨表。

公有制資產是國家的，可是共產黨有支配權，到底是誰擁有？黨、國家其實都是個抽象概念？應具體到有支配權的個體，這些人可不是什麼國資委的人，而是朗咸平先生說的企業 ” 管家” ，那些通過股權激勵虛設的法人，這些人白白拿到屬於人民的國有股份，支配屬於包括你我在內的國家財產。他們會善待那些不屬於他的財產麼？還是會乘勢權力尋租？例如把上市企業的重組改革作為利好透露給親屬，或是把業務包給自己的朋友等等，這樣的經濟，尋租機會實在多如牛毛，這種把國有資產搬回家幾乎不受約束的經濟，不是 ” 盜竊經濟 ” ，又是什麼？

我們繼續看，房地產交易也是同樣，政府從中收取高稅，老百姓出了世界城市最高水平的房價，可是到手房產只有70 年的使用權！由於土地是國家的，國家需要了叫你搬，就得搬，哪怕是釘子戶插紅旗也沒招。政府可以賣土地，獲得大量的資本，並提高領導個人的政績，可是真正獲利的不是抽象的國家，更不是所謂” 國家主人” 我們，而是具體到陳良宇，陳希同這些為代表的城市規劃的相關的官僚圈等。

這種官僚經濟收錢的地方可不少，當自由經濟呼籲取消汽車牌照的時候。在中國最進步的金融中心，上海，一個車牌可以飈到近 5 萬，而便宜的車上海市價還不到 5 萬。政府車輛的牌照可以白送，不參加市場交易，怎麼玩 fair play ，公正何在？上海的交通在” 多金” 政府管制下，好了多少呢了？每個上海的開車的人都在不停抱怨堵車和亂收費。難道政府收到這麼多車牌的錢，就是為了架設電子監控，自動開交通罰單？政府卻把這責任歸咎車輛太多，反過來要限制車輛行使。把錢交給這樣低效腐敗的政府，希望他們改善服務，真是痴心妄想。回到老話 ” 誰會善待不屬於自己的錢？ “

行政上一黨專制，沒有民主機制來監督，為民服務質量怎麼能提高？至今國營企業還有黨總書記，這種政企不分家，官僚權力尋租腐敗成風的經濟，難怪被國外稱為 ” 盜竊經濟” 了。

結語

James Mann （孟捷慕）的新書 The China Fantasy ，引起西方媒體廣泛討論， 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 George F. Will 基本贊同孟捷慕說法，與中國貿易並不能使中國走向自由，時代週刊亞洲版封面故事則是分析中國80 後的人,發現他們只講究個人生活品味，不關心民主,對政治沒興趣。

中國有沒有希望？我認同右派網主編九喻先生的觀點，不要相信那些有關中國的神話。如果在奴性的教育裡，繼續忽視 BARRY 單車的這樣的 common sense ，在制度上仍然堅持表面的公有，實際上是（公私不分的）盜竊經濟，不接受自由市場遊戲規則，而政治上拖延民主改革，司法上還是不能獨立，那麼中國的未來永遠是個夢。

──原載《右派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