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7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海濤2007年9月17日香港報導)一批當年的右派和右派家屬週末在香港召開研討會，紀念反右運動50週年。研討會的題目是：被埋葬的青春。會議組織者說，有好幾位中國內地的右派或家屬最後一刻被卡在國內而無法前來。

今年是反右運動50週年。當年的右派份子和家屬以及關心這個重大歷史問題的人士在美國東、西海岸各召開了一次研討會。而這個週末在香港舉行的研討會，是距離北京最近的一次反右50週年的國際研討會。

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1957年那場運動中有50多萬知識份子或社會精英被打成右派。作為50萬分之一的蔣文楊當時只是重慶紡織品公司一個小幹部，他成為右派的唯一理由和原因就是領導指定他讀報，最後卻把他讀到的報紙上登載的右派言論算成讀報者自己的言論，打成極右，開除公職，勞教22年。

蔣文楊說：“說話，就是天賦人權。我們在57年的說話，也是天賦人權。……我這一次來這裡向戴晴先生道個謝。戴晴先生在反右鬥爭45週年的時候(6月8日)寫了一篇紀念反右45週年的文章。她沒有忘記我們老右派。我是在美國之音電台聽完她寫的紀念文章。我當時聽完後，就向她道55個謝！謝謝，謝謝，再謝謝！”

*“補課”成右派*

這次會議的主持和召集人是定居香港的環境保護專家陳愉林。他當年在北京上大學，後來被“補課”打成右派。陳愉林當時是北京外國語學院西語系四年級學生，用他自己的話說，被打成右派讓他從“天上摔到地下”。他說，自己出身不好，但12歲上初中時就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上海解放後，我當了中學學生會主席，團總支書記，後來還參軍，抗美援朝。我母親喜歡打麻將，我就到派出所舉報。三反五反，我把資本家伯父一家都舉報了。我這個人，應該說從小喝狼奶長大的。”

陳愉林是典型的在“紅旗下長大”，對“黨的話”言聽計從。他說：“我18歲參加中國共產黨，是三好學生，優秀黨員，我當時是真正的左派，我在學校領導的肅反、反胡風、反右鬥爭。”

陳愉林回憶說，到了1958年問題來了。陳愉林所在的黨支部有兩個“學生右派”名額，陳愉林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海外關係特多，還因為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一次講話時他是記錄者，結果後來彭真秘書說這篇記錄稿沒有經過彭真審查核准，不能算是講話記錄稿。所以，陳愉林必須為內容負責。

因為這兩個原因，陳愉林在1958年的右派“補課”中，被補成右派，開除學籍，開除黨籍，並戴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

陳愉林1958年8月畢業，但6月被打成右派，不讓畢業，送到內蒙古勞動改造。1961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但仍然是摘帽右派。他說：“我的最好時期，從20歲到40歲，都是在勞動改造、階級鬥爭、群眾專政裡度過的。”

*右派中“幸運”者*

在香港定居的高級工程師陳詩1957年反右時是天津大學畢業分到甘肅建委工作的幹部。他說，當時自己還算是幸運的，沒有被發配到“死了很多右派的夾邊溝”去，“沒有開除公職，沒有送夾邊溝，而是開除團籍，行政降3級，在本單位勞動改造”。陳詩說，到了1979年右派改正時，當局欠他工資1萬8千元人民幣，按照現在價值來算，應該是180萬元。

陳愉林右派改正後回到上海，後來成為享受廳局級待遇的專家教授，幾年前來到香港定居，他一直保持低調，用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研究當年的反右歷史。陳愉林說，他現在研究重點是：中共黨內右派(民主派)。他認為，這個問題以前研究反右問題時很少有人提到或作為重點研究項目。他認為，當時共產黨抓了50多萬右派份子，其中有5萬到10萬是共產黨內部的右派，他們有省部級幹部、有軍隊的將軍和大校，其中有被槍斃的解放軍大校蔡鐵根。

作為香港反右研討會的召集人，陳愉林說，有一些從美國來的右派家屬，比如黃萬里的女兒黃肖路、王若望遺孀羊子等參加了會議。中國國內人士，除了蔣文楊，主辦單位還從北京上海等地請了一些當年右派或者家屬來參加研討會，有幾個人都到了火車站被當局攔截下來，不許他們前來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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