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0日訊】這陣子，關於法官的政治傾向問題，再次成為台灣政壇上紛擾不已的爭議。尤其在陳水扁總統質疑司法人員「色彩偏藍」，以及新聞局長謝志偉提出「審理政治案件的司法人員公布黨籍」的說法之後，相關的爭論、放話就未曾稍歇。事實上，這項議題並非始於今日，而我們也不必乍聞任何爭議，即以「口水」視之；相反的，這項議題之始，以及有關之論辯，確有其重要意義。

關於司法人員的政治立場是否偏頗之疑，以執政當局當前的術語來說，是一項關乎「轉型正義」的重要議題。其實，也就是在今年的七月底，在前東德總理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ere）以及前德國黨產調查委員會官員費雪（Malte Fischer），前來台灣參與一項「轉型正義經驗比較國際研討會」、並受到陳水扁的接見時曾指出，德梅季耶在演說中提到東德的轉型正義經驗中，曾經有50%的法官因不適任而遭淘汰，而檢察官的比率則更高，陳水扁同時也慨嘆在台灣並未做這樣的處理。

因此，當前主張司法人員之政治傾向必須被嚴格檢視與進行處理者，便是以「轉型正義」作為主要說法而提出的。而這轉型正義之說，自然牽連到過往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歷史中，許多在司法體系中所曾經存在的「不當作為」，或制度至目前為止尚未能進行清理。因此，對照前社會主義國家之經驗，這似乎是一項至關重要而必須嚴正以對的課題。

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該如何進行？這牽涉到龐雜的歷史詮釋與政治利益，在此，我們並無意願、也無能力以一篇短文來進行界說。但是，若是依據這一轉型正義的國際比較經驗，而貿然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劃上等號，就非常有必要釐清其間之差異了。

包含前東德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都可以說是一種「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有一些很主要的特徵，亦即，整個社會除了被單一的權力機構（例如一黨）所完全宰制之外，這樣的社會在意識型態上也是一元的，整體社會被鋪天蓋地牢牢控制而無絲毫自主空間，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以一種「自覺共識」的方式來遵照權力壟斷者的意志而行為，處於一種全面的順從狀態。在這樣的社會中，「司法」部門其實僅僅只是一種修辭而並無實質意義，它是統治者的爪牙、卻也是統治者本身。

那麼，過往國民黨在台灣「一黨獨大」的統治期間，是否也是這樣一種「極權主義」的統治形式呢？其實不然，而且可以說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國民黨過去在台灣的統治形式，事實上可以說是一種「集權主義」（centralism）或是「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型態。這兩種統治型態看起來也是一種統治者以集中化的權力壟斷、且以壓制性的手段來維持和執行社會控制，但是，在這種統治型態下的社會，並未如「極權主義」社會一般，被完全的「一體化」，而仍然保持有相當的自主空間——即使在當時是有限的。也就是因為自主空間的存在，也才會萌生後來要求民主化的反對運動，並成功的推動了台灣的政治轉型。如是這般，「極權」與「集權」或「威權」是不同的，過去的台灣和社會主義國家之比，也就是這二者間的差異。

因此，即使台灣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司法本身也是受到統治者的控制，但是，這種控制和社會主義下的控制，卻有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是一種強制下的屈從，而後者不僅是在利益上的一致化，更是藉由意識的內化（例如，透過黨文化的滲透）而「自覺的順從」。也因此，台灣的司法人員在過去的政治民主運動中，只要強制力一旦稍減，仍有空間發揮推波助瀾之功，但社會主義國家的司法體制卻完全成為統治結構的一部份，而必須在共黨垮台後進行必要的嚴格檢視與淘汰。

依此對照，我們便可有較為清楚的認知，亦即，台灣過往的司法體系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司法體系，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此，遂行於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正義」，在台灣卻不能依樣畫葫蘆，否則，不但「轉型正義」無法得到真正的正義，更嚴重的是，將會讓我們更看不清共產政權的面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