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6日訊】自十九世紀中葉《共產黨宣言》面世肇始，共產主義運動就象罌粟花一樣在全世界彌散開來。此“花”在外表上異常美麗，且具有迷人的芳香，一接觸就可能使人上癮。但內裏卻包含巨毒，可以置無數人於死地而不自覺。張戎女士和她的先生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寫的是毛傳,實際上也可視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次政治運動）先後害死了多達“七千萬”中國人。這一紀錄遠遠超過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前蘇聯的史達林，算得上是史無前例。
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由李建彤女士著的“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以下簡稱“實錄”）一書則從另一個側面揭示出共產主義運動的殘暴本性。
一本小說株連了6萬多人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的語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幾乎家喻戶曉。但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這段語錄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針對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而發的。原文是：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就是由於老毛的這段“最高指示”，將李建彤著的《劉志丹》定性為“反黨小說”，造成了歷時17年，株連6萬多人大案，成為中國當代史上的曠世奇冤，開創了現代文字獄的新紀錄。
李建彤﹐曾用名韓玉芝﹐河南許昌人﹐1919年出生。1937年冬在陝西參加抗戰工作。1938年加入共產黨﹐到延安就讀于抗日軍政大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先後在西北藝術工作團﹑陝甘寧邊區政府俱樂部﹑邊區政府選舉委員會﹑邊區政府辦公廳工作。1949年10月隨丈夫劉景范到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監察委員會擔任辦公廳秘書處負責人﹐後任監察部第二司二等監察員。1959調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
1962年﹐《劉志丹》小說第五稿脫稿後﹐雖然還沒有公開出版﹐但陸續有報刊開始轉載。此時﹐前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向康生挾私誣告﹐說這部小說是“為高崗翻案”。閻紅彥的誣告為康生提供了一枚整西北老幹部的重磅炸彈。康生得到閻的密報後即向毛澤東報告﹐老毛借機清理異己，致使這部尚未正式問世的小說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定性為“反黨小說”而遭封殺﹐並由此揪出一個龐大的“西北反黨集團”，又稱“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受株連的黨政軍各級官員多達上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幹部。為此﹐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專案委員會﹐由康生擔任主任﹐會同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合處理此案。文化大革命中﹐小說《劉志丹》案進一步升級﹐不僅受株連的西北老幹部被鬥被關被逼自殺﹐而且株連範圍還擴大到包括陝北紅軍根據地普通民眾在內的6萬餘人﹐連已在30多年前戰死的劉志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韋君宜女士在《思痛錄》（第八章）中披露了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劉景范因此案受整肅的細節：
“全國瀕臨餓死的災禍，盡力設法混過去了。到1962年，緩過一點氣來。剛剛緩過氣來，馬上又搞起了新的對於‘異端’的迫害。原來說在反右傾中批判過的人全不算了，到這時，喘過一口氣，就又戴上放大鏡找起‘敵人’來。”
“首先是八屆二中全會和北戴河會議，在1962年秋至冬開的。在這個會上，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其具體所指是小說《劉志丹》，實際波及的範圍則更廣。該書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執筆。她的文筆並不怎樣，所寫的陝北革命鬥爭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沒有用真名。這時候，高崗已經早被劃為‘高饒反黨集團’了。可是，高崗對於陝北的土地革命，關係實在太重要了，不寫上他的事情，全書情節將無法綴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儘量減少一些具體描寫。稿成後給陝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領導者習仲勳看過，他當然也在書中出現過。誰知這本書剛剛發表在刊物上，還未來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當局定為‘反黨小說’，而且還是‘一大發明’。十萬火急，上面傳下通知，不許再印，立即徹查。理由沒有別的，高崗已成為十惡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過去，哪怕只是客觀敘述，也就是反黨！這個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這是慣例）還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劉景范，即劉志丹烈士的弟弟。還拉上審稿的習仲勳，竟說成他是主謀，是陰謀替高崗翻案，亦即反黨。習仲勳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立予撤職。這種做法，實在說不出理由。他們要反黨，要奪權，寫這麼一部小說幹什麼？一般讀者連看也不會看出來其中有高崗，起什麼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讀者因此對高崗有一點點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黨？邏輯也說不通啊！可是當時就是這樣定了案，……”。
小說作者李建彤在遭受迫害的17年間斷斷續續寫下50多萬字的文字﹐給後人留下見證那段荒謬歷史的珍貴資料。1970年代末﹐反黨小說《劉志丹》案獲平反後﹐李建彤以頑強的意志力﹐抱病將當年的筆記﹑信件﹑陳述和申訴材料整理成書﹐希望將之公佈於世。然後由於受到政治因素干擾﹐書稿一波三折，始終無法出版﹐最後作者只能帶著遺憾與世長辭。直到今年5月，“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一書才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本書真實記錄了《劉志丹》從創作到被定為反黨小說﹐最後獲得平反的全過程。為讀者提供了瞭解中共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的第一手資料。
慘無人道的整人術
毛澤東最喜愛的歷史人物是朱元璋，他本人曾自認是明朝皇帝的繼承人。他一生酷愛《二十四史》，尤其是其中記述的帝王馭人之術。歷代帝王尤其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馭人之術給了老毛極大教育，毛澤東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整人術”的集大成者。
我認為，“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的一大價值就是通過對小說《劉志丹》案的忠實記錄揭露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用來整人的主要手法：
其一、“附會法”，亦稱“影射法”。意思是整人者為了樹立權威，培植親信，消除異已（包括想像中的異已），隨意地使用牽強附會，含沙射影的手段，製造冤獄，打擊異已。
本來，劉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經戰死，年僅三十三歲，關於他的小說照理說不會有什麼麻煩。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劉志丹》問世之後，有人向康生報告：“小說字裏行間美化高崗，為高崗翻案！”通過這樣牽強附會和上綱上線，一下就使問題高度政治化了。
高崗，曾參與陝甘邊區的創建，任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後，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高崗和饒漱石被打成“高饒反黨集團”，並被認定為進行反黨分裂活動，遭到大批判。同年八月，高崗自殺身亡。
小說《劉志丹》中的虛擬人物“羅炎”，被人說成是高崗的化身。康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認定小說是為高崗翻案，從而一下子就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
康生把這一“嚴重情況”向毛澤東反映。正在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把這一“嚴重情況”視為“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於是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說了那麼一番話。
毛澤東的話，一錘定音。於是，小說《劉志丹》被定為“反黨小說”。
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之後，此案不斷升級。她的丈夫劉景范（當時任地質部副部長）被打成“反革命”。審看過《劉志丹》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撤銷職務，“下放”到洛陽一家工廠勞動。勞動部部長馬文瑞也遭到牽連，被撤職查辦，以至入獄……
把小說《劉志丹》附會成是“為高崗翻案”開創了一個惡劣的先例。之後四年毛澤東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附會法”大行其道，不知害了多少人。
其二、“誅心法”。就是在實際證據不充足或根本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直接推究其居心動機的方法。
漢代的“春秋決獄”，堪稱法外之法，專指在審判案件時，如果法律無明文規定，就以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基本精神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即斷獄時高度重視主觀動機，甚至僅僅從追查動機的角度將罪犯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動機邪惡的首惡者，自然從重懲治；動機邪惡，即便犯罪未遂，也難免刑責；主觀上無惡意者，即便實施了犯罪，也可從輕處罰。這種以追究嫌疑人的動機來論罪的“春秋決獄”，乃典型的“誅心法”。事實上，人的犯罪動機在法律上很難界定，“誅心法”給了司法官吏以主觀臆斷和任意裁量的巨大權力，錯判的冤獄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某些明智的古人所云：“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乃流弊無窮的“擅斷論”。
“誅心法”的採用非常恐怖，掌握政權者只要認定一人或一群人對自己的統治不利，隨便指稱他（或他們）有謀反或犯罪動機，就可以將其法辦，根本不用考慮是否是事實及證據是否充分。
小說《劉志丹》被老毛欽定為“要案”後，老毛的大鷹犬康生親自出任專案組的領導人，並作了許多誅心之論。康生在給中共中央寫的報告中說：《劉志丹》小說是篡黨篡國的綱領。康生還說：《劉志丹》小說，比彭德懷的萬言書還惡毒。
據“實錄”中披露的文革中紅衛兵組織發佈的材料，康生先後多次對《劉志丹》大加撻伐：
1962年11月，康生對全國總工會黨組就小說《劉志丹》問題向中共中央寫的檢查報告很不滿意。說道：《工人日報》幾個人在政治上有錯誤？應提高警惕，從組織上追查，不能說組織上沒有問題。
1964年冬，康生看到全總黨組對《工人日報》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在報告上逐段批示：（一）《工人日報》的問題，首先是報社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存在嚴重問題，當然全總黨組也有責任。（二）報社存在的問題：（1）不是根據毛主席思想，黨的方針，而是嚴重存在資產階級辦報思想，不是一定程度存在著資產階級辦報作風。（2）五八年反右傾機會主義不徹底，右傾思想並未肅清，繼續發生錯誤。（3）報社組織人員幹部嚴重不純，人員中有壞人。報告中未著重檢查。在《劉志丹》案中，很難說沒有同情彭德懷、高崗、習仲勳的人。而叫一個右派（何家棟）同李建彤一起寫小說，問題揭露後，還在報社留了2年之久，難道是偶然的嗎？要發動群眾，清理壞人。……
1966年5月8日，在一次會議上，康生再次提到《工人日報》、《光明日報》刊登反黨小說《劉志丹》問題時，說道：杜映（工人出版社編輯室主任）是推銷員。宣傳部也有人支持李建彤，李建彤因此有勁，不理睬閻紅彥。我一看小說，完全是為高崗翻案。
從康生的講話定性不難看出，他使用的正是“誅心法”。用此法給人定罪就變得非常容易了，所謂“說你有罪你就有罪，沒罪也有罪。”
其三、“株連法”。是指統治者因一人獲罪可以任意株連大批無辜的人。中國古代有“一人犯法，夷滅九族”的刑罰。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統治者將株連法發揚光大，隨意將某個人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反黨分子還不算，還要把他的親友乃至過去的同事、故交一起打成“反黨集團”，一網打盡。
《劉志丹》案的就是典型的株連法：一切與小說作者李建彤有接觸者，更不用說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敵人，都要收入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羅網中。
在“實錄”一書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因小說《劉志丹》案所株連的人群。
首先是出版《劉志丹》一書的工人出版社，從社長到責任編輯無一倖免。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被康生再三點名批判。1962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調查小說《劉志丹》，高麗生站出來說話：“我認為是部好書，再過20年我還要出這部書！”為此，他被發配到外地勞動改造，文革中再揪回來鬥爭，慘遭到滅絕人性的毒打摧殘，最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總編輯呂甯在審訊中被打得死去活來，後來下落不明。編輯室主任杜映被康生點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慘。連她的丈夫，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軍隊某部政委也受到株連。責任編輯何家棟被停職檢查，後來全家被下放到農村，這期間他失去了老母親和兩個兒子，可謂家破人亡。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毒打頭部，震壞了雙眼，幾乎雙目失明。另一位責任編輯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慘遭批鬥。李建彤在“實錄”中感歎道：“想不到我的一本書被誣告，竟把出版編輯人員全都扯進去了。”
其次是西北籍或在西北工作過的老幹部，如習仲勳（就是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的父親）、賈拓夫﹑劉景範、馬文瑞、白堅、郭洪濤、潘自力、李志舟、高登榜、朱理治、高錦純、王兆相、王恩惠、吳亮台、高朗亭、趙連壁、張邦英、趙耀先、方仲儒、秦川、蘇一平、聞捷、張秀山、張策、高峰等一大批人。他們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因《劉志丹》受以株連的中共高官還有彭德懷、何長工、周揚、宋任窮等許多人。連作者的許多親朋好友甚至請來家裏幫忙作家務的阿姨都要受株連，都跟著挨整。
“實錄”第17節記述了一個“一頓陝北飯引來大禍”的真實故事。說的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會議期間，作者的丈夫劉景范約了幾個陝北老鄉到家裏吃了頓蕎麥麵條。不料卻惹下大禍，來吃飯的人都被認作參加了寫《劉志丹》，都是陰謀家。結果，吃了這頓蕎麥麵條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羅成德、青海省委副書記譚生彬、甘肅省副省長張鵬圖、蘭州市委書記王耀華、甘肅省酒泉地區專員毛應時等人均受到專案審查，並被打成“西北反黨集團”成員。
此外，1963年從西北五省調到中央黨校學習的二十多位省級幹部也都因涉及“反黨小說”而被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成員。其中許多人與作者根本就不認識，連面都沒見過。“實錄”指出，搞株連的人其實是用“反黨小說”為藉口，把他們不信任的西北籍幹部從各省領導崗位上拉下來，換上他們的自己人，這就是他們慣用的政治手腕。
充滿血醒的文字獄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是一部通過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消滅異己的歷史。而大興文字獄就是消滅異己的主要手段。
“實錄”一書由詳細記述了《劉志丹》案這一現代文字獄是怎樣發生的？《劉志丹》為什麼會被老毛欽定為“反黨小說”？誰是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中共黨史上西北紅軍內鬥真相如何？為什麼會利用小說打擊一大批中共西北老幹部？《劉志丹》案眾多株連者的命運如何？因此案受到株連的人數達到6萬多人，可以說創下因一本《小說》而興起的文字獄的歷史記錄。1977年春天，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簽發了一份新華社就《劉志丹》案上報的“情況反映”，標題就叫做《現代文字獄》。
其實，《劉志丹》案不過是毛澤東與中共統治集團製造的眾多文字獄中的一個。之前的1955年，由毛澤東親自定罪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全國有21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其中逮捕92人，隔離72人。正式確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絕大多數人在鐵窗裏度過了冤案歲月。
1957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鄧小平具體領導的反右運動堪稱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一場最大的文字獄。按照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數有55萬，占當時知識份子總數的10%以上。不過根據有關學者專家的獨立調查研究，右派人數遠遠不止55萬。在整個反右運動中，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等各類帽子的共約120萬人。一般人常常以為反右運動祇是針對知識份子的，但實際上，反右運動中也有許多工人、店員、農民受到波及，他們雖然沒有被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被扣上“反社會主義份子”或“壞份子”的帽子，同樣遭受到殘酷的政治迫害，其總數大約有60萬人。因此，在反右運動中直接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數至少在180萬人以上。
1966年，由老毛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瘋狂地折騰了十多年，其間以文字獲罪者不計其數，遭受政治迫害和株連的人數以千萬計。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知有多少人身陷囹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所以說“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台高效絞肉機”，它奉行目的至上與權力至上兩大原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為保權力不惜一切。為此，它不僅絞殺敵人，一旦按照它自身的邏輯啟動起來，連自己陣營的人也不放過；不僅絞殺普羅大眾，也絞殺時賢精英；不僅絞殺人的肉身，也絞殺人的思想、意志和尊嚴。因此，它對於中國人民和人類文明的戕害是無以復加的。
雷蒙‧阿隆在《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中寫道：“使中國能結束近百年來的困局的共產體制，是比先前的體制更有效率，……這種體制不透過極權控制整體人民，以及透過屠殺與整肅的手段，是無法有績效的。對於這種高昂的代價僅僅表示遺憾，是無濟於事的。”必須設法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極權體制，否則，歷史悲劇就會不斷重演。
總之，共產主義運動如果不終結，中國人的災難就沒有盡頭。共產體制如果不改變，憲政民主制度如果不確立，中國人的前途就沒有希望。這是無數人被送上祭壇換來的慘烈教訓。覺醒的人們應一起努力，早日把這台吃人的絞肉機送進歷史博物館。
2007年7月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