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中國的強國夢應該在富國強兵這兩項內容之外，將人權作為與之並列的重要內容。

與8年前北京申奧成功時的風光相比，目前中國政府卻正面臨難以擺脫的難堪局面，那就是國際社會抵制奧運的活動正如星星之火，連一向遠離國際政治風雲的挪威也有團體加入了抵制北京奧運的行列。最讓中國當局難受的是國內人民也加入的抵制，如黑龍江省富錦市清化村3,000農民簽名呼籲“不要奧運要人權”。

從2001年申奧成功到今年不過7年光景，中國經濟神話的魅力還未褪盡，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印像為何竟會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化？只要分析抵制運動的各種口號，就會發現，是中國政府的背信棄義導致了目前這場抵制運動逐步升溫。當年中國政府以承諾改善中國人權減少申奧壓力，而當拿到奧運舉辦權之後，不僅未對中國人權狀態稍加改善，反而因逐步加強的政治高壓、日益擴大的特務統治使中國人權狀態日益惡化。

一、抵制奧運源於中國當局的背信棄義

讓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動輒把各種批評言論及批判性學術研究坐以嚴重的政治罪名，例如“危害國家安全罪”、“顛覆政府罪”、“洩露國家機密罪”等，並將論者投入監獄的中國當局，在對待抵制奧運的態度上，卻一反常態地去政治化，要求國際社會不要將奧運與政治掛鈎，並在報導中借所謂某教授之口稱將奧運與政治掛鈎是“根本不懂奧運精神”，還將當年美國等61國抵制莫斯科奧運說成是一場“醜劇”。其實，泛政治化的中國當局最沒有資格要求別人遠離政治，這種要求的目的只不過是希望別人遠離政治，自家壟斷政治權力包括政治話語權。

且來看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抵制奧運事件。儘管奧林匹克運動奉行“不干預政治”的基本原則，歷屆奧運會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時代的政治烙印，與現代國際政治的發展演變息息相關。從1896年起，奧運會每四年舉辦一次，只在1916年、1940年和1944年因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暫時中斷。二戰以後，國際局勢詭譎多變，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與世界兩極格局的發展、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等歷史大事件都曾對奧運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國際衝突導致一些國家因本國的政治利益而抵制奧運或是拒絕與對抗國同場競技。1956年的墨爾本首開抵制奧運之先河，英法對蘇伊士運河的戰事激怒了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而前蘇聯對“布拉格之春”的扼殺又導致瑞士、西班牙和荷蘭拒絕跨入奧運大門。1979年前蘇聯出兵阿富汗，引發了由美國倡議、61國拒不參加莫斯科奧運的史上最大“抵制事件”，其中主要的抵制理由就是蘇聯的人權狀態惡劣。為報復此舉，前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也宣佈抵制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

由此可見，奧運不可能真正與政治完全脫離。2001年7月在莫斯科申奧時，中國政府為了獲得奧運會的主辦權，不惜一切代價消解當時的反對聲音，曾向奧會與反對者們承諾：只要讓北京承辦奧運會，中國將改善人權。但此後多年來，中國的人權狀態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持續惡化。總部設于法國巴黎的記者無疆界一直密切關注中國人權，尤其是對於中國政府鉗制輿論、以言入罪的惡行時常批評抗議，一直是呼籲抵制奧運會的主力。為了讓記者無疆界消音，2007年1月，中國當局邀請記者無疆界秘書長梅納爾（Robert Menard）及其亞洲部負責人布羅塞爾（Vincent Brosse）訪華。其間以花言巧語許諾改善中國人權，騙取了記者無疆界組織停止呼籲抵制北京奧運。梅納爾等訪問北京期間，向中共提出了改善新聞自由的十點要求，最主要的是要求釋放一些被關押的記者、網路異議人士。這些網路異議人士、記者和維護言論自由的人士加起來有一百多位，名單中所列舉的都是健康狀況最差的、年紀最大的、在獄中時間最長的。中國當局承諾說“沒問題”，並定下了釋放某某的日期，什麼時候可以探視某某，還許諾說在某個時候將允許記者無疆界到中國設點，並對某某網站解除封鎖等等。

但這次會面後的七個月當中，中國沒有履行任何承諾，迫使記者無疆界重新舉起抵制奧運的旗幟，以回應北京的背信棄義。記者無疆界組織的負責人一方面寫信致國際奧會，要求中國兌現當年申奧時改善人權的承諾。該組織還為這次重新發起的抵制活動專門設計了一個圖案標誌，用五個套在一起的手銬來代替奧林匹克的五環，寓意北京政府將中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象徵著中國人沒有自由的現實。

二、抵制2008年奧運具有政治正義性與道德高貴性

與歷史上歷次抵制相比，抵制2008北京奧運有兩大特點：

第一、發動抵制運動的主體是國際人權團體，呼應者則來自社會各階層，從政治家、社會名流直至普通大學生。記者無疆界、國際特赦等人權組織是這場抵制運動中當之無愧的主力，響應者當中有澳大利亞人權團體聯盟（成員包括許多加國前政要）、美國眾議院資深議員湯姆．蘭托斯、加拿大前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法國總統候選人羅亞爾等人。

將這次抵制推向高潮的是美國電影明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米亞‧法羅女士。她在《華爾街日報》（2007年3月28日）上撰文，指責中國向蘇丹提供的經濟幫助，“使達佛的屠殺得以進行”，並呼籲抵制她稱之為在北京舉行的“族群滅絕奧運會”。不僅如此，法羅還撰文指責在3月間赴中協助北京打造奧運會的美國著名導演史蒂芬．斯匹爾伯格。她質問斯匹爾伯格是否知道達佛大屠殺的背後有著中國的血腥銀彈。斯匹爾伯格隨後寫信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譴責達佛大屠殺，還要求北京發揮影響力，“結束當地人民的痛苦”。

加拿大目前是呼籲抵制奧運聲音比較高的一個國度，連大學生都參加這次抵制，如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學生會是其中一支活躍的隊伍。從上述人士構成來看，並不局限於中國政府宣稱的那些“反華勢力”（如日本政界右翼勢力、法輪功、台獨勢力等），也絕非中國當局詆毀的想藉此撈取名聲的“不入流人物”。

第二，發動抵制的原因與抵制者本身利益無關，而是事關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人權狀態，以及中國與蘇丹等政權進行合作。對中國當局以及“中國政府的好朋友”蘇丹、辛巴威等國的惡劣人權狀態，抵制者們無法接受。應該說，這是歷史上道德最高尚的抵制奧運活動。這些參加者毫無個人的利益動機，他們只是看到了中國的失地農民因反抗政府強征土地而被地方政府集結的黑社會勢力與軍警棍棒齊下痛毆的現場錄相，也知道今天的中國人們隨時會被政府以城市拆遷的名義驅離家園；他們厭惡被稱之為“互聯網之敵”的中國當局，同情那些因為在網上發表言論而被誣以重罪投入監獄的普通中國人；他們還知道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體器官提供源，也瞭解到計劃生育實施過程的殘酷與慘無人道。他們還知道不僅是人，就是動物在中國也受到慘無人道的虐待……因此，為了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從未去過的這塊國土上的人民，這些抵制者以自己的行動表達了一個高尚的心願：促進中國人權的改善。

與那些對抵制奧運活動潑污水的人士相比，抵制者的道德更顯高尚。連中國政府也不得不承認，那些潑污水人士大多出於利益動機，用中國政府自己的話來說，“中國現在是個經濟強國，很多國家和公司在中國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中國保持良好關係。”（見《環球時報》2007年4月1日，“個別政客拿抵制奧運要脅中國，西方輿論應者寥寥”）這句話一語道破天機，連中國政府自己都明白，除了利益牽引，中共政府毫無道德上的政治感召力。

而中國人的抵制更是難能可貴。目前，在特務橫行、員警遍地的政治高壓下，黑龍江的農民們能夠以簽名信的方式喊出“要人權不要奧運”，意味著他們要求結束在中國跪著求生的歷史。

三、中國民眾開始覺醒：人權重於金牌與舉辦奧運

其實，早在2004年奧運會以後，中國輿論就已經開始對“金牌政治”嚴重質疑。

認為奧運金牌代表中國強大，是中國政府通過多年的宣傳與意識形態教育灌輸給民眾的一種政治幻覺。中共政府的政治追求從來就是富國強兵，即使是改革以來所強調的“經濟發展”，其終點也在於強國而不在富民，人權根本不在其政治考量之內。也因此，中國政府對奧運會有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解，那就是：參加奧運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一國力量、地位、政治面貌和精神狀態。如果金牌名列前茅，或能夠成功舉辦一屆奧運，被認為具有提高國際威望、構建國內和諧，以及“團結世界愛好和平之友人、增進彼此瞭解、推動共同進步”之功用。中共甚至宣傳，日本與南韓就是通過舉辦奧運而跨越現代化的門檻，如果北京能夠舉辦奧運會，必將會為中國帶來美好的明天。也正是在這種政治見解的驅動下，中國才有了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金牌政治”。遙想1984年7月29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奧運會上，在隔絕於奧運28年之後，許海峰為中國奪得首枚金牌，這枚金牌使中國輿情沸騰，《中國青年報》記者孫傑記述該次事件的通訊“光榮啊，普拉多的槍聲”被收入了小學語文課本中，從此奧運會金牌通過“教育”滲透到青年一代心中，成了中國人的強國夢，“奧運情結”更是成為中國政府凝聚民心的一個重要法寶。不少中國人（包括不少海外華人）甚至將是否支持北京奧運當作是否愛國的表現。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時，不少中國人確實以為這標誌著中國的國際威望大大提升。

但金牌體育政策的結果，並未提高全民身體素質，除了納稅人重金供養的運動員通過“金牌”而登龍門，以及眾多官員依附于奧運金牌夢上獲利之外，民眾看不到金牌多少與改善民生有何關係。2004年奧運之後，中國成了第二金牌大國，但就在政府舉辦各種慶典歡慶之時，當時還略有生存空間的中國輿論卻對“奧運情結”作了深刻反思，對“金牌體育政策”頗多微辭。這些微辭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1、質疑金牌體育政策是否符合人民利益

2004年奧運會上，中國奪得金牌32枚，僅次於美國的金牌35枚，對這一結果，深懷奧運情結的中國人本該高興才是。然而頭腦漸漸清醒的中國人面對如此多的金牌卻高興不起來，因為與原來的社會主義鄰國俄羅斯相比，中國人發現在社會問題堆積如山的情況下，政府捨棄人民福利不顧，投入重金堆出來的一堆獎牌並無優勢可言，因為俄國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格魯吉亞、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立陶宛等九國所得金牌相加，共得金牌45枚，獎牌162枚，比美國還要多得多。對於國家重金堆獎牌一事，中國人原來心安理得：蘇聯號稱體育強國，不也是靠國家拿錢堆出來眾多世界冠軍嗎？但如今俄羅斯等國早已民主化，不能夠再像以往那樣依靠專制機器集中全國物力人力去拼奧運金牌，這次奧運成績完全是靠運動員自己硬拼出來的。至於與美國運動員的差別，中國人也早就清楚：美國除了少數具有觀賞價值因而能夠賺錢的運動項目有職業運動員之外，大部分運動專案的選手都是業餘的，而中國的運動員卻清一色是納稅人供養的職業運動員。

中國人也清楚奧運獎牌雖多，中國卻並非體育大國。在金牌大國的前10名中的國家，基本上是每100萬人擁有一塊獎牌，美國略高，是285萬人一塊，只有中國卻是2,059萬人才擁有一塊獎牌。中國人也清楚，中國青年出國留學時，與同學相比，體育方面幾乎一無強項，因為中國幾乎沒有公共體育設施供平民免費使用。

中國人更清楚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本國教育事業落後，全國還有五千萬失學兒童；政府積欠職工養老保險金達1萬億左右，占年GDP總值將近一半，不少退休職工領不到退休金。底層百姓不能生病，因為政府的“醫療保險改革”是將這項福利減到最少，讓大多數人無錢看病。在民生艱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花納稅人那麼多錢，培養一些金牌運動員，為中國政府掙面子，此舉真符合人民利益，且真正出自人民的願望嗎？

2、每塊金牌到底投入多少成本？

將這次反思推向高潮的是一篇題為“警惕奧運金牌的陷阱”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展示了驚人的數字：2000年悉尼奧運會後，中國體育總局的事業費從每年30億元上漲到了每年50億元。按此計算，雅典奧運會“備戰”四年，中國花費了200億元。如果中國隊在雅典獲得30枚金牌（事實上得了32枚），那麼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億元，“可謂世界上最昂貴的金牌”。 但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鮑明曉認為“7億元一枚金牌”的結論，是依據2000年至雅典奧運的四年間，體育總局事業費總額的200億元，按30枚金牌平均下來推出來的，不應該將體育總局的全部費用都折算到金牌裏面。他提出一個數字：中國政府在一個奧運選手上投入的費用大概在四、五百萬元左右，按中國奧運代表團400名運動員計算，總投入大概在16億至20億之間。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萬元的水平。

鮑明曉本意是想說明金牌成本並未高達7億元，但五、六千萬元在中國，也絕對不是個小數目，以其官方研究專業研究人員身份作此語，反而坐實了金牌成本的確非常昂貴。也正因為有了如此明確的費用計算，故此中國選手雖然在奧運會上奪得了32枚金牌，但輿論對他們的歡呼不但無法與20年前的沸騰狀態相比，甚至無法與2000年悉尼奧運會鳴“金”收兵後的歡呼聲相比。

最刺激中國人感官的是2004年奧運會舉辦之時，正值中國新學期開學，不少窮人孩子為籌措學費陷入困境的報導不斷見之於媒體。一些窮孩子為了數百元或者數千元學費陷入絕境，不是自殺就是家人自殺。社會天平的極度傾斜讓人感受到極為強烈的刺激：一方面是社會精英們陸續赴雅典“見奧運世面”的歡快與輕鬆，另一方面是一個又一個窮人家庭因為高額學費而陷入家破人亡的絕境，奧運金牌在這些窮人的痛苦與絕望映照下，不可避免抹上黯然之色。人們因此對重獎運動員以及眾多官員借奧運為名花費巨額公帑出國考察等行為表示懷疑。2004年審計風暴中揭露國家體育總局挪用奧運會專項資金建造住房的腐敗醜聞，更是對這種懷疑批評推波助瀾，甚至有網友發出“奧運，奧運，多少腐敗假汝之名以行！”的感歎。

金牌重要還是民生重要？這一沉重的發問積累到今天，就凝聚成部分覺覺醒者沉甸甸的痛苦呼喊：“要人權不要奧運”！

結語：只有尊重人權的國家才會受到世界尊重

目前距中國舉辦2008年奧運會只有一年左右時間，中國政府花的金錢有如嘩嘩流水，但流淌的卻全然不是地方，徒然激起民怨。依此看來，很難保證中國不步當年納粹德國與前蘇聯的後塵，當年這兩個專制強權國家都曾借舉辦奧運炫耀國威與自己的“光榮偉大正確”，但距離其舉辦奧運均不到十年，兩個強權國家就灰飛煙滅。覆轍未遠，中國政府如此漠視人權，只會促使其危機更早到來。

4月30日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公佈了一項長達22頁的報告：“中國：奧林匹克倒計時——鎮壓異己，阻礙死刑制度和媒體改革（The Olympics Countdown Repression of Activists，Overshadows Death Penalty and Media Reforms”），報告嚴肅指出，國際社會支持中國舉辦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旨在幫助和促進中國改善人權，為此北京政府也做出嚴肅許諾，保證大力改善大陸人權狀況，然而最近他們的調查評估卻發現，為主辦奧運，中國政府至少在北京地區將更多的人未經審判就拘留或勞教，情況比以往更糟。

這份報告尖銳批評了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但由於篇幅與該組織的專業工作所限，只能列舉一些受迫害的政治犯與良心犯的個案，其實，中國民眾的惡劣生存狀態更能說明中國人權的普遍狀態，而最近山西黑窯事件，只不過是中國鄉村淪落、農村經濟破產的一個事例而已，而同類事情多年來一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絕對不是個案。

在此，我謹以一位中國學者的良知，再次呼籲：中國的強國夢應該在富國強兵這兩項內容之外，將人權作為與之並列的重要內容。一個國家即使能以強大的軍事力量揚威於世界，政府財政充裕且官員富足，但民眾卻不得不在非常不體面的勞動環境中工作，面對權力只能跪著求生，這樣的國家即使再多辦點奧運之類的面子工程，也無法贏得世界的尊重，無法實現其擔任“世界領導者”的夢想。

2007年7月中下旬寫於美國新澤西

《人與人權》07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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