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1日訊】中共十七大之前，有人忙著分析權力格局，也有人試圖推動中共進步，要求中共放棄社會主義，選擇資本主義，建議中共及其軍隊更改名字，甚至應該將批判毛澤東罪惡列入十七大的議程。

這些要求與建議，自然是出於一片良苦用心，是從中國的進步與發展的大處著眼。中國共產黨對於它的全國代表大會，一向認為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既然是政治上的大事，人們自然希望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真的能夠有所作為，“講政治”真的講出一點兒名堂，而不單單局限於它自身的高層的權力格局的變化。

然而，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夠傾聽這種真正具有建設性的諍言，第一取決於它是否還真正是一個左派政黨，是否還有發自內心的對於進步的理想、熱情和追求，第二，也取決於它的多數普通黨員是否也還真的“講政治”，取決於他們是否對其中央高層有實質性的制約能力。

當然，這就不免要讓人失望了。如今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左派的氣質和風骨，其黨內則缺乏民主，以致於最起碼的差額選舉，也被視為黨內民主方面的進步。

不過，那些要求與建議既然是從大處著眼，就有其長遠意義。沉迷於權力的中共對這些都不屑一顧，其中的道理，卻還是難以回避。

放棄堅持空想的“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之不同於以往的社會，在於它的生產方式內部有著日益發展的社會化趨勢。從比較簡單的生產過剩危機，到現代的金融危機，人們總是可以指出應對危機時的種種失誤，力圖證明危機的偶然性，而在一次次充滿著偶然性的危機背後，矛盾衝突的本質畢竟還是清晰地顯露出來。這種矛盾衝突，具有著社會性，超越著民族國家的界線。一國之內的勞資矛盾可以趨於緩和，市場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矛盾則更具對抗性，趨於尖銳化。

作為資本主義之社會性的反映，社會主義思想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就已經出現，而基於馬克思等人的研究分析，它進入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階段。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基礎起上，但是，它的政治觀念，在其初期則因為馬克思等人對“不斷革命”的追求，與其哲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當時正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經過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生氣勃勃，“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對於民主政治的追求，顯露出資本主義的文化魅力。這樣，面對著工人抗爭而顯示出其最初的“自為”之姿態，以及社會主義思想在發生影響，“不斷革命”在年輕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面前展現出新的選擇，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1848年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革命進一步展開，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馬克思等人調整了他們的政治觀念，使其適應“目前‘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這一現實，直到明確承認，，“不斷革命”的實質是“期望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他們在政治上放棄了“不斷革命”。不過，他們仍然堅持，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特別是在其政治組織方面，“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以他們的話來說就是，“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顯然，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經歷了兩步，一是建立其哲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從呼喚社會公正的抽象人性，轉向寄希望于現實生產發展階段本身內部的社會化趨勢，一是從“不斷革命”的衝動，轉向現實地面對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過程，把握社會主義革命作為“多數人的革命”的本質。

這一過程，馬克思恩格斯走了第一步，第二步也跨了出去，但直到他們相繼逝世，這第二步的影響還不大，未能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深刻的共識。不久，伯恩施坦以他自己的方式，也嘗試走這第二步。他擺出“全面修正”的姿態，挑戰馬克思學說的哲學、經濟學不成功，在政治觀念上卻形成了深遠的影響。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忠於馬克思學說的人們這一邊，卻因為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右傾的壓力，對於政治上至關重要的那“第二步”，走得猶猶豫豫。多數人對此缺乏認識，少數人，如考茨基，也很快就宣佈所謂“新的革命時代”，結果，“不斷革命”被馬克思恩格斯推了出去，又被他們的學生請了回來。

這一下就不得了。無視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必然性，堅持“期望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成為主流。

列寧後來有所醒悟，試圖以“通常歷史順序的變化”來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來扭轉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他以登山來比喻說，“現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線繼續前進不僅困難和危險，而且簡直不可能。他只好轉身往下走，另找別的比較遠但終究有可能爬到山頂的道路。”但是，要想讓共產黨轉向“別的”道路，事實證明是難乎其難。象史達林、毛澤東那樣的人，他們無視列寧的警告，偏要對廣大的民眾“玩花樣”、“耍聰明”。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作為“一種進步，因為它恰恰適合於最普通的農民的水準，它並沒有向他們提出絲毫更高的要求”，而史達林毛澤東們，則堅持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堅持要對農民、對所有的民眾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們，在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地方建立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

不用說，這種脫離資本主義作為其母體，以社會主義思想和國家權力作為“試管”而弄出來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在現實世界裏碰得頭破血流。
這種“社會主義”，表面上類似於考茨基當年宣佈“新的革命時代”時的要求，是“利用國家政權來排除資本主義生產而代之以社會生產”，但它畢竟缺乏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在現實中只能發展為國家壟斷型經濟，發展為國家力圖壟斷社會的一切。它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扼殺民營經濟的創新活力，甚至剝奪其生存權利，逐漸地使整個經濟失去活力。在政治上，與國有體制的壟斷與支配性相適應，這種“社會主義”無可避免地發展為專制國家。

這樣，放棄“社會主義”就成為真正的進步。

不過，承認“社會主義”失敗，不意味著對社會主義的全盤否定。

應該看到，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正在上升，或許也可以說是從其前期向中期發展，這時，馬克思的兩大發現涉及哲學和經濟學，在政治方面，則一度因為“不斷革命”的衝動而與其哲學、經濟學基本理念相悖。他們自己承認並克服了這種自相矛盾的錯誤，但終因當時社會基本環境的制約，未能有進一步的突破。工人政黨要在資本主義長期發展、資產階級已建立起自己的統治的社會裏保持革命性和鬥志，“不斷革命”儘管有根本性的缺陷，卻偏偏意味著一種現實的選擇，而且越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地方，它就越顯現出一種畸形的魅力，更因為列寧、托洛茨基、史達林、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這樣那樣地為它作了修飾和發展，其本身雖然畸形，卻反而時時地顯出誘人的光彩。

馬克思逝世，熊彼特出生，在資本主義的中期發展中，成長為新的一代經濟學大師，對資本主義的“創新式毀滅”有深刻的觀察與論述。此後，“人力資本”理論出現，預示著資本主義向其晚期發展，而中國、印度兩大國展開其工業化進程，市場經濟全球化也湧起新的浪潮，這種晚期發展也顯示出其特色。在這樣的深刻的環境變化背景下，“社會主義”接二連三地崩潰，就毫不奇怪了。它仍然有著畸形的魅力，也仍然有誘人的光彩，只是，這種魅力和光彩單憑著僵硬教條的支撐，難以阻擋現實發展趨勢的進展。即使在共產黨掌權的國家裏，也是如此。

同時，在“社會主義”崩潰的同時，馬克思恩格斯當年認為最有資格寫在共產黨旗幟上的那個信念──“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則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它的真正的魅力。在發達國家，它正在成為社會的共識，在其他國家，也逐漸為更多的人們所認同，在共產黨國家，卻仍然遭到來自權貴的敵視。

“社會主義”正在死亡，它在腐爛發臭，毒害人們的靈魂，而社會主義，則正如馬克思等人所判斷的，它在較為發達的社會母體裏孕育、成長得較為成形。它為自己開闢道路，不是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恰恰相反，它是從公民社會中生長起來。

人們看到，那些“左派”在中共十七大前夕輪番上書，高唱著“社會主義”頌歌，對改革大興問罪之師，以“戈巴契夫、葉利欽式的人物”、“政變”、“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之類危言聳聽。他們對現實中的黑暗有敏感、有憤怒，也有批判，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應該的，但是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歷史與現實卻還是那樣漠然以對，毫無敏感，死抱著僵化的教條不放，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

更為可怕的是，儘管中國共產黨高層出於政治考慮，似乎不為這些“左派”所動，但是他們同樣出於政治的考慮，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同樣地死守著那些僵硬的教條，以作為國有體制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保護傘。

這樣，儘管那些從大處著眼的要求與建議，對於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其高層）而言似乎是對牛彈琴，卻不能不看到，即使對“牛”而言，早些對琴而知音，畢竟是有好處的。

中國共產黨曾經將其綱領區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現在，這種區分仍有現實意義。面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過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應該是，放棄對經濟、對政治的壟斷，發展市場經濟，推動民主政治，協調勞資利益，在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發展中為勞動者爭取其利益的最大化，亦即最大限度地爭取“非資本主義發展”。

只是，倘若中國共產黨能走出這一步，它還是中國共產黨嗎？

改個什麼名字？

於是，改名字，或許真是一個好主意呢。

解放軍可以改名為國防軍，或者乾脆象美國那樣，不用那些首碼，就是中國陸軍、海軍等等就行。問題不在於軍隊的名字，而在於它作為“黨軍”的身份，而這涉及到共產黨本身的性質。喜歡“共產”的黨，偏要把國家機器之軍隊作為一黨之私，為其執政地位護駕，把自己與封建帝王等同起來。這樣的共產黨，不會同意改名字，即使真有政治需要而須改名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這個方向上，對民主的追求只會更為突出，不會淡化。

工黨？這個方向上，勢必加強對基層勞動者的代表性，民主信念也同樣突出，而且，共產黨剛剛對資本有所青睞，退回去就難了。

還有哪個方向可以選擇？……

似乎，無論怎樣改，都有從“社會主義”之雲端降落到人間現實的危險，而這也就意味著放棄政治壟斷、平等競爭之類的危險，共產黨把它的“三個代表”的身份吹得天花亂墜，怎麼能夠容許有這等危險存在？

也就是說，共產黨要是改名字，其實意味著它的一種改造，而它的體質是否經得起這種改造，是大問題。當然，共產黨是否放棄“社會主義”，也是如此。

那也就難怪，中國共產黨懶得理睬這些民間的呼聲。這些要求與建議無論怎樣從大處著眼，都遠不如它的權力分配重要，而且從大處著眼，會妨礙，甚至會威脅到它的權力分配。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自從毛澤東整垮了“國際派”，使他自己作為“紅太陽”那樣升起，八大借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改革之風而有所嘗試，20多年後，十三大也在改革開放影響下試圖有所作為，此後，十四大確定市場經濟為改革方向，但限制在經濟領域，政治上終究缺乏生氣。那麼，從大處著眼，這裏的問題是，這位86歲高齡的老者，一次次地把自己的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打倒在地，它在政治上，真的還能有所作為嗎？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