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7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8月24日】中共能勇敢地邁出政治改革的一步嗎？這是人們對十七大最關心的問題。對十七大的傳聞種種——無論是人事安排還是黨內派系，不外是想透過表像看實質：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存在嗎？

人們把近三十年的改革，稱作跛腳的改革。其原因在於這種以經濟為中心的改革，離開了政治改革的配套，經濟改革的成果也很難維持。政治改革到了89年後事實上處於停滯的狀態，由此而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越發凸現出來，人們不得不把目光重新轉向政治改革，並希望政治改革能緩和衝突，並給新秩序的建立帶來一線生機。

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改變一黨專制的政治現狀，把中共把持和壟斷的政治權利還給社會、還給人民，從專制政治走向憲政民主。對於政治改革，無論黨內還黨外，不管他內心如何打算，公開反對的並不多見。至於如何改，那是另外一回事。從基層直選到黨內民主，點綴也好，作秀也罷，民主的樣子還是要裝起的。

問題是，中國的民主——即政治改革能夠這樣就解決了嗎？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這裏涉及到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問題，即公有制為主的經濟制度。這就意味著，只要堅持集中控制的經濟模式，就不可能是一個有限的政府，而只能是一個強權的政府。在這樣一個強勢的政權面前，公民的民主權利還值幾何？既然公民的民主權利在強權政治面前是如此的無力、如此的蒼白；政治改革除了作秀，難道還會有更真實的結果嗎？

蔣經國能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勇敢地解除戒嚴，開黨禁、報禁，實現了孫中山先生還政于民的政治承諾。這裏雖然有臺灣的人口相對較少、地區範圍較小，可控制性和可操作性較強這些基本條件——但這並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他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樣的包袱，民間的經濟力量沒有被一卷而空，並具有相當的基礎。

對於中國的民主政治，是近代一百多年志士仁人為之浴血奮鬥的目標，但至今並未修出一個正果來。尤其在現在，民主問題所涉及的背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複雜，因此，民主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艱辛。遠的歷史就不必多說，就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看改革的進程，在理論務虛會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事實上就把政治改革的路堵死了，使他錯過了一個完成中國百年政治大變局的良機。所謂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這四個堅持中，與民主發生衝突最嚴重的不是別的，而是社會主義本身。

從歷史演進的角度看，堅持某個利益集團的專制獨裁，堅持某個定於一尊的思想或主義，對我們一個有著兩千多年皇權專制的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陌生的事。但歷史告訴我們，這些喊著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專制王朝，少則幾十年，多則二三百年，沒有哪個會逃出壽終正寢的結局。所以那些打著人民幌子的此專政、彼專政，不管你如何堅持，這結果最終是不以誰的意志為轉移，到時候該垮臺就得垮臺。你說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還是城頭變換大王旗，總之變是必然的，堅持只是暫時的。就拿滿清王朝來說，慈禧不是就堅持“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結果不出幾年，辛亥革命幾聲槍響，頃刻間土崩瓦解；既不能“萬世一系”，更沒有“永永尊戴”。至於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套把戲更不在話下。孔子從漢武帝時代就定於一尊，堅持了兩千年，最後也有扛不住的時候。所以那個馬列毛堅持不堅持，中國人都不會把他們放在心上。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要說堅持兩千年，能堅持兩百年也算是他命大，何況現在也沒有什麼人去與這個堅持較真。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期裏，社會主義以理想主義的面孔鼓吹著重建社會的神話；以一個地上的天國為幌子，寫下了上億人悲慘死亡的血腥記錄。對於社會主義真相的揭露和理論批判，波普爾和哈耶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社會主義有著確切的含義和明確的綱領，社會主義的共同目標就是“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的國有化，從而使一切經濟活動能夠服從以所謂的社會公正為目標的國家計畫。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流派方法各異，但他們對這個地上的天國的設想卻同出一轍，即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如果社會主義者的觀點是正確的，那就意味著我們創造的財富只能根據某些道德原則進行收入分配，而且只有授權一個中央政權來支配現有資源的用途，而這正好成為消滅生產資料個人所有的前提。然而社會主義者們在有關於這些資源的知識如何產生、以及如何如何才能利用的問題上，犯下了事實方面的錯誤。以哈耶克為首的經濟學家研究證明，通過遵守決定著競爭性市場秩序的、自發產生的道德傳統（與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服膺的理性主義教條或規範不相符的傳統），我們所生產並蓄積起來的知識與財富，要大於那些自稱嚴格遵循“理性”辦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經濟所能得到的或利用的數量。而事實上，社會主義經濟缺乏明確的產權，以及計畫官僚對人類知識的無知，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對經濟計算。因此，社會主義不可能達到或貫徹它的目標和計畫；進而言之，它們甚至在邏輯上也是不能成立的。（詳見哈耶克：《致命的自負》）這種邏輯上的不成立經濟制度，卻需要一個強勢、龐大的政府去折騰，它不但不會給社會帶來公平，反而在政治上成為極權專制的土壤，成為獨立自由和民主憲政的死敵！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史達林的社會主義就是兩個重要的證據。

即使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制度還是叫作社會主義，雖然做了有限的調整，增加了國有之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但一個公有制為主的前提，就不可能改變強勢、極權政府的基本事實，更沒有放棄一黨專制的可能。這對於政治改革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障礙，使政治改革只能停留在口頭上。對中共的十七大來說，政治改革無疑將面臨這個艱難的選擇：是堅持那個公有制為主的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裏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而這種選擇，對中國今後的政治走向來說，不外是選擇奴役還是自由。在國家所有的幌子下，一個個的利益集團把持著社會的資源，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八億農民陷入赤貧。由於集中控制的經濟制度，離開了暴力與控制，社會動亂難以避免。那麼國家控制的資源將進一步向國家機器傾斜，最終一定出現一個特務橫行、暴力衝突的員警國家的怪胎，甚至不排除軍事獨裁的可能。

中共會放棄集中控制的經濟模式，走向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嗎？如果他們勇敢地放棄社會主義，選擇資本主義，那麼中國政治改革地帷幕才真正拉開了。這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是正義與邪惡的抗爭，一個來自於理性的選擇。既然主流的經濟學家已經證明了社會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我們選擇了它，就是選擇了奴役。我們不會因為在社會主義前面冠以中國特色，再高喊著制度創新，就會忘記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就是要集中控制的本質，是剝奪民間自由、形成寡頭政治的基礎。

要說創新，社會主義算是最大的制度創新，結果如何？新與好沒有必然的聯繫，制度的形成也不是教科書說的那麼簡單。須知，從威尼斯海上交易到資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制度是經過了幾百年才形成的，絕非是幾個所謂精英關起門就可以創造的。對於已經正常運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我們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學習、學習、再學習，這裏沒有終南捷徑，更沒有投機取巧。那種所謂的制度創新的虛妄之說，完全是處於對歷史和現實的無知。

正如波普爾所說：“我們批評的乃是提倡重建整個社會，即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革的那種烏托邦工程。由於我們的經驗有限，其實際結果是難以估計的。它自稱要要合理地制定整個社會的計畫，可是我們並不具備為完成這個雄心勃勃的要求所必須的實際知識。”不具備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的實際知識，加上一個“中國特色”，我們就有了制度創新的實際知識了嗎？欺人之談。

中國的政治改革能否柳暗花明，就要看十七大能夠捨棄那種錯誤的認識和觀念。理直氣壯地放棄社會主義，理直氣壯地選擇資本主義。馬寅初在上世紀40年代發表了《論官僚資本》的演講，就譴責所謂“國營”的名義作掩護來發展官僚資本，扼殺民族工業的惡行。他明確指出：我們必須避免走向官僚資本的路上去。倘使我們走向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的路上去，那還有一點希望。倘使我們走向官僚資本主義的路上，那麼我們就一點希望也沒有！因此，我們不但要打倒官僚資本，更要打倒經濟專政！官僚資本主義尚且如此，社會主義這種霸道的經濟專政，還有什麼理由存在下去？

何況，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不正在以“國營”的名義作掩護，明裏暗裏早已成了官僚資本主義嗎？那麼多的貪官污吏，動輒千萬、上億的貪污，社會主義的幌子還有必要打下去嗎？這張保護傘還有必要撐下去嗎？這是國家的大局，而不是一黨的私利。正如馬寅初所言，“我們要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精神，來剷除‘大盜之行也，地下為私’的現狀。”或許我們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我們必須作出有效的選擇，不管這選擇是何等的艱難，我們依然要選擇。是奴役還是自由？既是我們選擇的依據，也是我們選擇的目的。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