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 李思怡悲劇之後

我們必須扼住健忘的神經，不讓記錄了「國人的恥辱和罪惡」的2003年6月21日那一天輕易從我們的記憶中溜走。

這一天上演了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在無業女李桂芳的家中發現「胃完全排空，胃壁萎縮」，頭骨和頸骨外露，頭髮散落在地上，爬滿蛆蟲的小思怡屍體。一個曾經是活生生的生命、有過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紮著兩個羊角辮的三歲小女孩，仰臥在家中臥室門後。她無力的小手曾試圖抓開那一扇沉重的求生之門，但由於母親在超市偷竊兩瓶洗髮水被抓後送戒毒所，由於無視李桂芳跪地哭求安置女兒的察官員的冷漠和瀆職，這樣一個被遺忘、無助的孤零零小生命就被關鎖在停電的家門內，在六月的酷暑中忍受飢餓、乾渴、黑暗、孤獨、恐懼的折磨、嗜血蚊蟲的叮咬，最後在絕望的哭聲和永遠得不到回應的呼喊中活活餓死。從小思怡的被關到被發現，是整整的十七天！（參閱康曉光?：《起訴——為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

就此悲劇，其時剛好也有三歲女兒的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禁不住悲從中來而奮筆疾書：「我一生裡從沒有過這樣恥辱和罪惡深重的感覺。我生存的這個種族讓自己的最弱小者，遭遇這樣的方式死去。」“她要打開門，這是她唯一的生路。門外有甚麼？門外就是你和我，每一個活著的中國人！三歲的孩子打不開門，我們在外邊裝聾作啞。終於，門沒有打開，小思怡就死在門後。」“是的，沒有人可以倖免於罪」，「我們就是李思怡的地獄」！一番調查後，康曉光為李思怡也為他的「仁政」理想，?自費出版了一本黑漆漆封面的冊子《起訴——為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給600多位副部級以上官員各寄了一本。

4年多了，四年之中，在李思怡的死亡之門外面，中國社會又發生了甚麼？兒童的悲劇減少了嗎？

在新拔起的幢幢有保安守衛的高雅小區，權力精英、知識精英和「成功」商賈們的小孩在綠草地花間裡雀躍玩耍；「貴族學校」門外，「奔馳」 “寶馬」接送著上學放學的「寶寶」；高檔商場內，那些能「點石成金」的「高貴者」也為自己的心肝寶貝買足了「高貴」的食品、衣服和玩具（我無意於挑起「仇富」和族群之間的怨恨，也承認守法商人的錢財來之不易，但某些「高貴者」的轉向——主要精力和興趣已不再用於多圈幾個「零頭」，開始轉向思慮以甚麼名義來「改革」以使他們那些多到難以處置的金錢能夠「合法」浮出水面，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而在幸福「小區」之外的貧民「大區」，綁在背上的孩子正用驚恐的目光看著自己引車小賣的父母被城管趕得東歪西倒；交不起電費而被停電的小店裡（電力公司也曾拒絕給李思怡家供電），孩子們點燃蠟燭以便父母能拉長營業時間在夜晚也可多做幾單養家餬口的小買賣；洶湧怒江上空，每天上學仍舊依靠一條普通的家用尼龍繩滑溜索（沒有任何防護）的孩子們正「飛」過峽谷去上學下學（驚險圖景見2007-07-25人民網）……而近時，在山西，竟赫然冒出了一群「被魔鬼哄騙、綁架，而生活在地獄中的」“現代包身童工」！

四年之中，僅在我有限的視野內，有關兒童的悲劇事件還有——?

河南及周邊山東、山西、安徽等省份，黑血站的「身影」仍然存在，仍有大批不知就里的農民被某些宣傳誤導，繼續從事極其危險的賣血行為。因愛滋病導致父母雙亡的孤兒越來越多。（見2005年5月2日《財經》雜誌刊發的記者調查）

黑龍江省寧安市沙蘭鎮沙蘭河上遊山區突降暴雨，形成洪峰引發的泥石流吞沒了九十二人，其中有正在上課的八十八位處於花季的小學生。學校建在一個非常危險的低窪地區，校領導和老師沒被淹死（這使我聯想起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瑪依市那場火災，323人為「讓領導先走」在大火中燒成炭灰，其中288人是天真美麗可愛的中小學生），事發前不見他們採取了任何防範措施。 (2005年6月18日金虎論壇)

嬰兒出生不到一天打卡介苗後「手腳發涼、呼吸困難、面部發青、嘴唇發紫」，家人卻找不到值班醫生。護士給醫生打電話，醫生說要護士再觀察觀察。嬰兒後來經搶救無效死亡，產婦的母親「不敢告訴女兒，一家人都瞞著她，怕她承受不住打擊」。（ 2005年08月03日《現代快報》）

父母帶著「意外被簸箕的鋼管從肛門插入身體約３０厘米」的孩子，輾轉五家醫院，都被醫院以沒有小孩腸鏡等理由拒絕接收，最後又返回兒童醫院上了手術台，卻已回天乏術。小龍圳在「走啊走，樂啊樂」的吟唱中死去。（2007年7月12日南方網）

郴州福康醫院因誤診導致一名l歲多的男嬰夭折，死者家長將男孩屍體擺放福康醫院一樓大廳，向醫院要求賠償，院方叫來一群身份不明人員擺平此事，用鐵棍打傷死者親屬及前來幫討公道的老鄉。眾多圍觀者將郴州市中心城區主要街道的國慶北路堵得水洩不通，致使該路段數小時無法通車。（2007年7月21日人民圖片網）

四川省工商局今年二季度組織了對市場上的果凍食品的質量專項抽查，結果顯示，38個批次果凍中，居然只有1個批次檢測合格，37個批次均屬於不合格商品，本次抽查的不合格率高達97.37％。抽查表明，四川市場的果凍食品狀況堪憂，很多兒童果凍存在超標使用食品添加劑的情況，「廠家為了減少白砂糖的加入量，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盲目加大了甜蜜素、糖精鈉等的使用量，還有的防腐劑苯甲酸鈉超標。專家表示，過量的添加劑會產生毒性」。（2007年7月10日《華西都市報》）

4年過去，樓房和物價在拔高，道德和世風在下滑，不變的是勞動部門、工會組織、基層派出所等監管部門那種致李思怡於死地的冷漠。

問責600多位副部級官員

近600多位副部級以上官員讀過康曉光送來的書，他們全都無動於衷嗎？我不相信。我寧願相信他們的多數都動了惻隱之心，一些人甚至會落下傷心的淚水。我相信他們面對按巨大慣性運行的舊體制，即便位居高位也有「高處不勝寒」的無力感。高官也是人，也是父母，也有親子之情。我知道，他們的冷漠源於現存制度的冷漠，但我不能就此原諒這些高官的「不作為、亂作為甚至是胡作非為」。因為我也清楚，愈是文明的政治，就愈是對當權者苛求、防範和警惕——要不你不掌權過你平民的輕鬆自在的小日子，你要掌權就必須接受責問、監督和苛求，就必須勇於去排憂解難鞠躬盡瘁。道理極簡單，因為是納稅人的稅錢供給你「副部級以上待遇」，委託你以手中的大權來維護他們的權利。不盯緊這些居高位握大權的高官，不時時追問他們是否履行與權力相應的責任，就意味著漠視納稅人的權利，意味著默許民間慘劇的持續上演，就意味著對受害者犯罪。

笑蜀先生在評論「山西奴工事件」時說：我們有權利質疑當地基層政府在整個事件中的角色，我們有權利質疑當地官員在整個事件中的角色。在這個問題上，完全適用舉證倒置，如果當地基層政府以及當地官員不能以確切的證據，證明自己與當地全部的奴役罪行毫無干係，那麼我們就有權利宣佈他們有罪，即便法律不這樣宣佈，我們也有權利在道義上這樣宣佈，我們就有權利，把當地基層政府、把當地官員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讓他們的子孫千秋萬代地為他們蒙羞！道理很簡單，那樣大規模地，長時間地維持的奴工產業鏈，沒有公權力的配合，是完全無法設想的。

其實，何止是 「當地基層政府以及當地官員」， 我們還有權利質疑主管部門的部長官員在整個事件中的角色。沒有他們在「高處」的冷漠和不作為，「當地基層政府以及當地官員」 怎敢熟視無睹「那樣大規模地，長時間地維持的奴工產業鏈」？

?中國有過幾場「審計風暴」，中國在問責能平常成制度之前是否也可以先刮幾陣「問責強風」（儘管我知道「暴風聚雨」是極權社會的常態絕非社稷民生之福）？而且就是從高官問起！納稅人應該追問由稅錢供養的各級官員如何施政，是否瀆職。「為甚麼在21世紀的今天，竟能發生如此另人髮指的事情！為甚麼一個村支書的兒子，僱用幾個打手，就膽敢剝奪32個人的人生自由？是誰給了他這樣的膽子？勞動部門為何長期不給予查處？還有當地公安機關，這些黑磚窯已明顯涉嫌犯罪，為何一直不予打擊？ 為甚麼直到現在，地方政府拿不出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甚至連發放最基本的補償，都找不到受害人在哪裏？」 誰應該來回答這些「為甚麼」，誰應該為這一驚天的醜聞引咎辭職？

也是康曉光先生，試圖以他設計的所謂「仁政藍圖」來遏制惡和悲劇的發生——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還有一點人味，三歲的李思怡會活活餓死嗎？我不寄希望於『朱門沒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於『路上沒有凍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喪心病狂地掠奪，但是你要給老百姓一條活路，你要讓大眾最最基本的權利得到保證。所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特別強調，必須拒絕強盜社會，走向人道社會。正是基於這樣一些考慮，我才提出『仁政』。甚麼叫『仁』？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那種愛人之心。甚麼叫『仁政』？說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說得最簡單，也最透徹，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說，為政者你要有點惻隱之心。」可悲的是，康曉光先生所能見到的是，部長們的「惻隱之心」（可能有些還真是淚流滿面）並未阻止上述樁樁慘案的發生。冷酷的現實證明，李思怡的死和「黑窯童工」的生不如死，不在於部長們沒有「不忍人之心」，而在於他們沒有置身於對其有足夠壓力和監督的體制。「仁政」可以是良制的部份構成，但光有「仁政」是不夠的。「黑窯童工」彰顯「仁政」是靠不住的，「仁政藍圖」只是一張中看不中用的畫餅。基於乞求的「仁政藍圖」設計無力掐住野蠻的罪惡從而也無力保守住「仁」與「義」。

放生民間組織方能減免「驚動中央」

「如果沒有驚動中央領導，這件醜聞還要有多久才會被揭發披露？」這是「山西奴工事件」引發的另一重要追問。

從地方到中央政府，在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中心之間，需要有大量的非政府民間組織來解決叢生的社會問題。道理如此簡單——政府不是「千手佛」，政府之手無法全方位伸到任何隱蔽的地方，哪怕是最極權的政府。這幾天我常常想，如果中國也如我居住的澳大利亞有「澳洲公開家庭」、「基督教兒童基金 -澳洲」、「國際兒童保護-澳洲」、「遊戲和娛樂協會維多利亞」、「救救孩子澳洲」、「喜歡小孩：澳洲兒童Inc」、「公平與創新中心幼兒」這樣的大大小小非政府組織（NGO）在協助政府工作，李思怡死亡之門就會被撞破，李思怡門外的童工黑奴就不可能「那樣大規模地，長時間地維持」。我剛到澳洲時寄居一華人家，主人罵哭了小孩，鄰居一個電話，不到十幾分鐘，保護小孩組織的人員就敲門要求檢查該小孩是否皮肉有傷。正是由於有各種各樣、形形色色關聯兒童的組織機構，澳大利亞的兒童連皮毛都得到重視，更不用談他們生命的守護。

而我國目前的情形是，13億國民登記註冊的非政府組織（包括官方色彩濃重的半政府組織）僅是3億人口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的1／5，其中鮮有活躍的保護兒童組織的活動見諸報端。一部落伍過時的《社團管理條例》還在堵塞著中國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管道，民政、國安等部門對民間組織機構的過度敏感，也捆綁著公民參與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致使「黨和政府」難以擺脫包攬一切的慣性軌道，揹負著本可以在一些公域「不作為」、把部份政府責能交由民間組織來履行從而可能減輕的沉重負擔。

以往的極權控制減弱之後，「全能政府」的角色位置隨之改變。隨著政府之手的略有收縮，一些惡勢力會在某些「權力真空」地帶膨脹。這個時候，除了必須儘快進行國家治理新的制度安排，就是需要大力扶持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可惜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和非政府組織的闕如，無數罪惡在政府視野之外（有些甚至是在改革的名義下）悄然行進，直到偶然「驚動了中央」，才有部份惡行得到阻止。

我在大陸一兒童醫院的所見所思

六月，我回大陸探親期間，帶患腸道炎細菌感染兒子到汕頭市婦女兒童醫院看病。（網上搜索，該院是粵東地區首家二級甲等婦幼保健院，先後被評為「愛嬰醫院」和「省文明醫院」，是目前汕頭市規模最大的集醫療、婦幼保健和教學科研為一體的婦幼保健中心。）在門診室，二位醫生各陷於兩群焦急病童家人的重圍。室外只有靠牆兩排凳子，近百位抱著患病小孩的父母或親人大都在室內外站著乾等和乾著急。一個小孩在地上拉了尿，眼見就要被亂腳踩踏，我趕緊去找了一條髒布將之蓋上。望著埋在人頭堆裡的大夫，我對太太說：「如果你是這醫生，你能幾十年如一日對病人好嗎？我自己坦白，要我，每天只想早點回家。」三個小時後，終於輪到我們見醫生。領了驗血驗便單到化驗室，又見到二十多位父母圍在化驗室窗口，屋裡頭僅有一位化驗員在驗血樣，另外幾位工作人員在一角落裡聊著甚麼。一個多小時後，據拿到的驗血單，確定小孩得住院，趕緊辦了手續。從小孩到達醫院到得到護理，足六個小時。

在澳洲，我們去問診或辦理其他事務，多是先從機器取了票號，然後與其他人一樣靜靜坐在一排排椅子上等候號燈亮。每逢等候的人數增多，幾乎各服務部門都會臨時調派增加人手，加速服務以免客人久等。

我在此談及這小事是要指明中國許多能做而未做的事其實是給「國情論」給耽擱了。大面積普及安裝候票機（據說上海等一些城市已開始安裝）方便看病辦事者，類似的這種程序作業吾國現在做不到嗎？否，是吾國人觀念上「習慣成自然」，制度上「自然成習慣」從而成全了一種「治理惰性」。這種程序作業與國情無關，國力也完全能承擔，做不出或不願做是我們的衛生局長、部長們沒有遭遇足夠的壓力逼出他們能做，必須做！不是「資金不足」而是壓力不足，不是「制度失靈」，而是落伍的制度本來就不可行，也不是國情使然，而是我們太遷就「國情」，我們的官員太喜歡、太善於強調國情，總以「國情論」來搪塞推御他們應負而不願負的責任！

是的，醫院是新落成的，設備是現代的，眾多醫生和護士的工作也是辛苦和認真的，快速發展的經濟也為中國的現代化積累了必需的器皿物件，但「現代化」建築和設施必須「配套」有現代國家治理的觀念和制度，才能成全出現代文明的「公共管理與服務」。

盲詩人、音樂家周雲蓬一曲撕心裂肺的《中國孩子》的民謠正在大陸直搗人心，一句「爸爸媽媽都是怯懦的人」唱出了我們對孩子的虧欠，也撕破了「我們的祖國像花園，花園裡的花朵多鮮艷」的虛幻圖景。

兒童婦女能否得到有力的保護，既是衡量一個民族文明程度，也是丈量一個政府執政能力高低的重要標尺。看來，只有到了中國人能以手中的選票去抓住控制公權力的韁繩，執掌權柄者才會被逼盡心盡責去「救救孩子」，去遏制和減少時常發生在「李思怡門外」那些傷害兒童婦女的罪惡。@

2007/7/29於悉尼

——原載《天益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