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毛澤東和其它中共邪黨頭目們，在歷史上曾經爭鬥得不亦樂乎，這讓很多人大惑不解：中共邪黨內部對立派之間真的這樣仇大恨深嗎？真是如此，它們當初怎麼會走到一起的呢？

以上問題極具挑戰性。

無論中共邪黨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相鬥得如何劇烈白熾，它們都是在中共邪黨的黨性基礎上的鬥爭。無論它們怎麼鬥，都堅稱自己才是最符合中共邪黨黨性的。

那麼，何謂中共邪黨「黨性」？中共邪黨「黨性」者，邪性也，魔性也，邪魔之妖性也！

既然中共邪黨的任何內鬥都是邪魔妖性之鬥，那麼，無論中共邪黨內部什麼樣的誰是誰非，誰對誰錯和誰「左」誰「右」，在中共邪黨外部之人看來，沒有任何正面的意義，因為這不存在誰邪誰不邪的問題，只有誰多邪誰少邪，誰大邪誰小邪，誰「左」邪誰「右」邪，誰土邪誰洋邪的現象，反正都是個邪。

中共邪黨正式組建之前，中國的中共邪黨預備役分子們曾經發起了一次所謂的「出國勤工儉學」運動，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和陳毅這樣的中共邪黨頭目，選擇了出國「留洋」，「勤工儉學」；毛澤東卻主動選擇留在了國內，沒有出國，據說是要留在國內專門「研究」中國的問題。

不久，中共邪黨正式成立。如果說共產主義是一種烈性毒劑，那麼成立之初的中共邪黨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把共產主義這種烈性毒劑用大針又快又狠，量大點多的打進中華民族那早已羸弱不堪的身軀之中呢？陳獨秀主張把共產主義烈性毒劑動作「溫柔」的往像中華民國和國民黨這樣的中華民族身軀表皮裏打。而李立三則舉起裝滿共產主義烈性毒劑的大針筒，輪起大錘猛擊加力，專往像武漢重鎮這樣的中華民族身軀骨頭上死命的捅。只有毛澤東，憑藉其對中華民族身軀骨架，血肉，脈絡的可怕熟悉程度，選准了井岡山這樣的中華民族身軀之上的死穴，將共產主義烈性毒劑巨針又狠又準的紮了進去，向中華民族的心腹部位狂注共產主義烈性毒劑。歷史證明，毛澤東紮下的這一針共產主義烈性毒劑，對中華民族來說，是致命的第一針。

沒有留過洋的中共邪黨內部土邪派頭子毛澤東竟然能找到中華民族身軀上的一大致命死穴井岡山，把滿滿一筒共產主義烈性毒劑打進去，使中華民族心腹部位的肌肉開始了第一次共產主義病症大抽搐，這立刻使得土邪派毛澤東讓自認幾乎「一事無成」的中共內部洋邪派頭目們刮目相看。

中共邪黨土邪派頭子毛澤東提出：「農村包圍城市」，它實質是告訴中共邪黨：給中華民族身軀上注射共產主義烈性毒劑，應該找肉厚無骨的肌肉部位農村地區注射，只要肌肉部位農村地區注滿了共產主義烈性毒劑，這些已經注入了中華民族身軀的共產主義烈性毒劑遲早會順著中華民族體內的脈絡，通過持續的血氣循環，侵入到中華民族身軀體內的骨髓城市中心。

毛澤東之所以能提出這樣的共產主義烈性毒劑注射方案，是它「專心致志」的研究中國問題的結果。用共產主義烈性毒劑徹底毒化中華民族，毛澤東非常清楚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通過什麼樣的步驟才能達到它們的邪惡目的。土邪派毛澤東非常清楚，但是洋邪派們可并不清楚，於是，洋邪派們常常不買土邪派毛澤東的帳，這就是中共邪黨內部的洋邪派們和土邪派頭子毛澤東在江西地帶互相之間大搞邪魔惡鬥三百回的根本原因。土邪派毛澤東一度落於下風，最後證明，讓洋邪派們來主導如何給中華民族打共產主義烈性毒劑毒針，它們還是做不來，中共邪黨在中華民族心腹部位呆不下去了，開始大逃亡，流竄到貴州遵義，中共邪黨決定以後繼續由毛澤東來主持舉針給中華民族注射共產主義烈性毒劑。

日本侵華，中國大片領土淪陷，中華民族身軀大面積中暑，血氣不通，身體細胞瀕臨死亡。中共邪黨內部以王明為首的洋邪派提出：緊急和中華民國的蔣介石一道給這些中華民族身軀部位大注抗日消暑良藥製劑，解除日本暑氣，通脈活血，讓這些中華民族身軀的全部細胞重新恢復生命活力。

但是，中共邪黨內部的土邪派頭子毛澤東有著與洋邪派王明迥然不同的想法：管它什麼日本暑氣的，那裏血氣不通才好，那邊中華民族身軀裏面肌肉，骨胳半點也不能動彈，正是給那些部位大力注射共產主義烈性毒劑的「千古良機」，這個王明洋邪派真是吃飽了撐著，不但不知道要乘機注射共產主義烈性毒劑，竟然還「蠢豬式」的想著注射什麼抗日良藥，這不是明擺著讓那些部位恢復活力之後好來抗拒共產主義烈性毒劑的注射嗎？毛澤東極力堅持讓中共邪黨抓緊給被日霸佔的中華民族身軀部位強力注射共產主義烈性毒劑，美其名曰：「開闢敵後根據地」。毛澤東這一趁亂給中華民族身軀狂注共產主義烈性毒劑的狠招，大奏其效。經過這一邪魔互鬥回合之後，土邪派毛澤東順勢發動「延安整風」，讓中共邪黨內部的洋邪派們徹底匍匐在自己的腳下。

共產主義產生於近代西方文明的工業化社會，而毛澤東根本就沒有在任何一個近現代的西方文明社會生活過，根本就沒有對近現代西方文明社會的親身接觸和感性認識。對於近現代西方文明工業化社會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具體社會面貌，它只能利用自己的那個土瓜腦袋去憑空想像。對於共產主義中五花八門，各色各樣的條條框框，其對應關聯的近代西方文明工業化社會背景，以及這些條條框框的具體來龍去脈和相互之間的邏輯排列次序，毛澤東完全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一竅不通。它對共產主義書本上條條框框的理解，也就注定是一種井底之蛙式的望詞生義。如此一來，在對馬克思編造的共產主義的理解上，用現在流行的話形容，毛澤東便成為了原旨主義者中的極端原旨主義者。即使共產主義對近現代西方文明工業化社會和整個世界有再大的歪曲描述，要試圖讓毛澤東意識到這種歪曲的真切存在，也無異於試圖讓太陽西升東降。近現代西方文明社會人們眼中就這麼一回事的共產主義，在毛澤東眼中成了一種高深莫測的絕妙「真理」，在毛澤東一味天馬行空的想像中，這種「真理」真的「顛撲不破」。完全以憑空想像的方式對共產主義進行著刻意追求「極端完美理想狀態」的臆造化字面理解，這就是毛澤東為什麼會成為中共邪黨內部最為狂熱，最為頑固，最為愚蠢的「左」邪派頭子的原因。

與毛澤東不同，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是留過洋，在近現代西方文明社會親身生活過的。它們內心很清楚所謂的「真理」共產主義之中到底包含著多少原汁原味的邪門貓膩。與毛澤東對共產主義條條框框明顯無知愚蠢和呆板荒唐的理解結論相比，劉少奇和鄧小平對同樣的共產主義條條框框的理解認識則要老辣狡猾和投機搗鬼得多。這就是為什麼劉少奇和鄧小平會成為中共邪黨內部與左邪派頭子毛澤東爭鬥得你死我活的「右」邪派頭子的原因。

當年的毛澤東可能認為，共產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共同生產的意思，只要把人攏到一起，就什麼事情都好辦了。於是，毛澤東大著「極左」邪魔，搞出一幕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荒誕醜劇，什麼「一大二公」啦，什麼「三面紅旗」啦，什麼「人民公社」啦，什麼「大食堂」啦，什麼「大躍進」啦。這完全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右」邪套路，導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要血洗中共邪黨內部被毛澤東視為異己的「右」邪派敵手們。在這場中共邪黨內部的邪惡大魔鬥中，最大的「右」邪派頭子劉少奇丟了整條命，第二號「右」邪派頭子鄧小平丟了半條命，留了半條老殘命。

毛澤東死亡，「文革」邪魔大鬥結束，鄧小平上臺，中共邪黨開始打起了全副「右」邪牌。中共邪黨的「右」邪牌打來打去，終於在1989年甩出了小鬼「右」邪魔王牌：「六四」大屠殺；十年之後，中共邪黨又在1999年甩出了大鬼「右」邪魔王牌：發動對法輪功的大迫害。

歷史好似在重演，中共邪黨在分別甩出小鬼「右」邪魔王牌和大鬼「右」邪魔王牌的十八年和八年之後，又在想著收回這兩張小鬼大鬼「右」邪魔王牌。於是，中共邪黨內部的又一場超級邪魔大妖鬥再次開演。

現在來回答開篇的問題：中共邪黨內部的頭目們，因為它們的共產主義邪魔妖性而走到了一起，聚集在中共邪黨之中，又因為相互之間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左或右，或土或洋的差異化共產主義邪魔妖性而劇鬥不止。

今天的中共邪黨，還在進行著劇烈的內部妖魔邪鬥。只要中共邪黨一天不徹底解體，這種妖魔邪鬥就還要繼續維持一天。誰打一天中共邪黨的旗，誰唱一天中共邪黨的號，誰就要披一天中共邪黨的邪魔皮殼，誰就要參與一天中共邪黨的妖魔邪鬥。中共邪黨內部的任何成員，從最高階層到最低階層，都只有通過聲明「退黨」，才能完全從自己身上脫去中共邪黨的這層鬼皮魔殼，才能從這種妖魔邪鬥中徹底脫身出來。金蟬脫殼，一飛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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