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6日訊】1957年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最為不幸的一年。他們因為毛澤東三番五次、推心置腹的邀請，義無反顧地幫助共產黨整風。結果，他們因整風的言論和思想，而集體遭難。10%的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勞改，被打入第十八層地獄。

第十八層地獄就像佛經故事中的無間地獄，刑罰永不間斷，是所有地獄中最苦的一個。據說，被打入無間地獄的，都是罪大惡極的人。57年的右派們戴著“反對社會主義”、“攻擊共產黨”的罪大惡極的帽子被打入無間地域。顧准就是其中的一個。

顧准是革命時期的革命家，經濟建設時期的經濟學家，而他的最大貢獻是他對中國思想界的貢獻。他曾對一系列重大的中國和世界歷史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具有前瞻性的看法。這些問題是，革命成功以後，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社會主義能不能設定為民主的目？為什麼中國沒有形成像希臘羅馬那樣的共和制度？為什麼革命理想主義會演化成庸俗的教條主義？等等。因為這些開創性的探討，李慎之稱顧准為20世紀下半期中國罕見的、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

可是這樣一個思想先驅，卻頭頂罪大惡極的帽子，在無間地獄中苦熬了二十餘年，直到去世。顧准的厄運開始於1952年。那一年，在上海任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的顧准，因為對稅收業務的獨立見解，被冠上“目無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的帽子，被撤銷一切職務。57年反右時因為批評蘇聯的沙文主義，新老賬一塊算，他又成為右派，62年摘帽，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文革中更受到殘酷的迫害，一直到1974年12月3日死於肺癌。

在如此漫長的無間地獄的煎熬中，顧准承受著肉體上的摧殘和精神上的折磨。這樣的摧殘與折磨，在《顧准日記》中隨處可見。他在59年11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精神折磨現象現在開始了。下午栽菜上糞時，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這個人、明天那個人來訓一通，卑躬屈節，笑饜迎人已到極度。困苦、嫌惡之感，痛烈之至。”

然而，最讓顧准痛苦的，莫過於親人對他的不理解。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顧准被迫與妻子離婚，妻子汪璧在文革中自盡，幾個子女與父親劃清界線，斷絕關係。顧准為此一直苛責自己，認為是自己害了他們。據他弟弟陳敏之說，一直到臨終，顧准還要求他的孩子對他“寬恕”。

在顧准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工作單位領導考慮給他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顧准承認錯誤。這是顧准所萬萬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後還是在認錯書上簽了字。簽字時顧准哭了。他對吳敬璉說，這個簽字是一個奇恥大辱，但他要這樣做，因為這也許能夠多少改善一點子女們的處境。可是這樣一個奇恥大辱，卻沒有為他換來任何實惠。他仍然見不到與他劃清界線的子女，仍然見不到與他近在咫尺、遠在天邊的老母親。臨終時，他對七弟反覆說：“我想他們，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懷著從未間斷的苦難，顧准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王小波說，知識份子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也是顧准在無間地獄中受盡煎熬的年代。

大陸知識份子中有成千上萬個顧准在無間地獄中承受不間斷的苦難。對他們來說，57年的悲劇既不是序幕，也不是尾聲。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