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亞洲時報記者Andrei Lankov 6月7日撰文)首爾—西方當前對待北韓的方法顯然無效。不過華盛頓一些人顯然仍相信，面對金融和其他制裁，北韓將會陷於困境，從而不得不放棄其核計劃。但這種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首先，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都不願真心參與制裁機制。雖然兩國都不願看到北韓擁有核武器，但它們更不願看到北韓崩潰。沒有中俄的參與，針對北韓的任何制裁機制都不可能成功。其次，更重要的是，美國名義上的盟友南韓更不願逼迫北韓就範。最後，即便制裁產生一些效果，也只不過是導致更多的北韓農民餓死而已。 10年前在沒有任何支持者的情況下，北韓政權曾從更大的挑戰中倖存下來。

那麼國際社會能夠做些什麼呢？就短期而言，所能做的並不多。不管外界願不願意，平壤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緊抓核計劃不放。北韓也許會做些妥協，如凍結現存的核設施，但總體來說，難以通過施壓的方法迫使北韓領導人放棄核武器。

也就是說，來自北韓的核威脅仍將存在，對國際社會來說，這可不是好消息。以往的經歷表明，每當北韓領導人碰到麻煩時，他們就會使用敲詐伎倆，而且這種招數通常有效。未來他們完全有可能做出更多的挑釁動作。北韓領導人相信，他們的國家若實行中國式的經濟改革就會崩潰（北韓面對的是經濟實力是自己數十倍、人口是自己兩倍多的南韓；平壤若一開放就有可能像東德政權那樣立刻垮臺。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並沒有這樣的危險，因為臺灣經濟雖然更發達，但總體上卻不足以吸納中國大陸），因此他們絲毫沒有啟動改革的意圖。

在這種情形下，除了採取敲詐勒索的手段從外部世界獲取援助外，北韓政權沒有多少選擇。因此只要北韓政權或至少是其性質不改變的話，威脅就不會消失。那麼既然外部壓力明顯不奏效，如何才能達到改變北韓政權或其性質的目標呢？答案在於通過在北韓社會內部培養民主和改革力量從其內部施壓。

在五花八門的「流氓政權」中，北韓可能最經不起這種軟方法。跟各種原教旨主義政權的獨裁者不同，北韓領導人從不向其追隨者承諾來世的生活。例如，他們不會承諾說，在另一個世界可以得到72個處女。

他們合法性在於他們所謂的在現世給朝鮮人創造更美好生活的能力，而平壤的統治者在這方面可以說徹底失敗了。南韓的存在也給北韓領導人打民族主義招牌帶來了一些困難。例如，他們不能說，「為免遭外國侵犯，我們不得不勒緊褲腰帶」，因為南韓的情形證明，在理性政府的治理下，朝鮮人在享受富足、自由的同時能夠保持獨立。

因此，平壤除了比其他任何共產主義政權實施更嚴密的邊界封鎖之外別無選擇，以確保它統治下的朝鮮人永遠不知道他們生活在彌天大謊中。自我孤立和信息封鎖是該政權的生存法寶，因此任何旨在促進北韓變革的長期努力都應把突破這面無知之牆作為重要目標。

軟措施的威力經常被低估，這是因為這類政策所需費用低廉，見效緩慢，而且不像軍事突襲或經濟禁運那樣引人注目。然而，其效果卻是顯著的。

筆者有必要指出與現在相隔還不算久遠的一個事例。1958年美蘇簽署了一項學術交流協議。當時堅決反對蘇聯體制的強硬派對此大為不快，並視之為可恥的又一綏靖政策。他們說，該協議只是又一次為蘇聯向美國派遣間諜、竊取美國機密提供了機會。懷疑論者堅稱，蘇聯當局將會派遣意識形態方面的死硬分子來美國，然後他們把在美國的經歷作為意識形態宣傳戰的工具。批評者接著說，而且實施該協議用的是美國納稅人的錢。

蘇聯派遣的第一批交換學生人數很少，而且恰恰包括懷疑論者完全不希望他們來到美國的那些人。在1958年，莫斯科只選派了4名蘇聯學生去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為期1年的學習。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其中之一是受到克格勃（KGB）器重的特工，他來美國學習的確是為了從事間諜活動。他精於自己的工作，後來在蘇聯對外情報界取得輝煌的職業成就。他的一位同學是年青的二戰退伍軍人，同樣受到蘇聯當局的器重。在美國學習回國後，他被調到蘇共中央機關，並在10年裏成為宣傳部的第一副部長。

美國的懷疑論者似乎直到1980年代都是正確的。這位克格勃特工的名字叫卡盧金( Oleg Kalugin )，他成為第一位公開從內部挑戰該機構的克格勃官員。他的那位同學名叫雅科夫列夫（Alexandr Yakovlev），是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後來成為戈爾巴喬夫最親密的助手，為推翻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政權立下汗馬功勞。有些人甚至堅信，是雅科夫列夫而不是戈爾巴喬夫本人才是自由化改革的真正設計師。

後來兩人都表示，是他們在美國的經歷改變了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儘管他們在回國後三緘其口，只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因此蘇聯當局1958年精挑細選的根正苗紅的四名學生中的兩個最終卻成了自由化改革的領導人。

對蘇聯有效的方式沒有理由在北韓就會失效。學術交流尤其重要，因為國際社會對北韓的政策應追求兩個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目的。第一個是要促進這個可能是世界上最血腥的政權發生改變甚至瓦解。然而如今也要思考如下問題：在金正日集團退出歷史舞臺後，北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此後北韓的重建工作將是漫長且痛苦的，而且代價不低。如今南韓比北韓富足20倍，雙方的教育差距更是天壤之別。除了少數軍事工程師外，典型的北韓技術專家甚至從未使用過電腦。

北韓經濟學家簡單粗糙學了一些蘇聯1950年代的官方經濟學。在其他地方司空見慣的藥品是北韓醫生聞所未聞的。有鑒於此，一旦北韓政權垮臺，北韓人只能成為南韓大財團的廉價勞力，而這種情況反對來又將導致南北之間產生緊張和敵對情緒。要想確保北韓人能找到體面的工作，現在就要為他們的教育著想。

與北韓進行學術交流可以說是一箭雙雕，甚至一石三鳥。首先，參與交流的北韓人將會把爆炸性的信息帶回國內，從而加速內部的變革（有可能但未必是革命性的變革）；其次，這有助於北韓的經濟發展，縮小南北差距；第三，金氏政權退出北韓後，該國的重建會更有效，痛苦更少。

當然所有這些交流項目的費用應由接待國承擔。因為北韓人支付不起這樣的交流項目，而且正如英國利茲大學北韓事務專家Aidan Foster-Carter所說的那樣，北韓領導人從來不做像付錢這樣的俗事。不管怎麼說，這類交流項目的費用對其他國家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其可能達到的上述3個目標明顯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

當然，北韓領導人並不傻，他們很清楚此類交流的危險性，他們可不想讓雅科夫列夫和卡盧金們在北韓出現。在1959－60年，北韓領導人甚至召回了在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留學生。直到1970年代末，他們一直只向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派遣留學生。也就是說，在20年裏，平壤的領導人相信，即便是那些共產主義國家的環境也過於自由化了而不適合他們的學生。

然而，他們也清楚，不進行學術交流，從長遠來看就無法生存。如今平壤正在盡力與中國進行這類交流，向那裏派遣了大量留學生。

另一重要因素是長期的腐敗。去國外留學的無疑都是北韓高幹的親屬。高層官員知道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潛在風險，但如果出國的是自己的親屬，他們就會刻意忘掉意識形態的威脅。

當然，北韓領導人不會愚蠢到向美國或南韓派遣留學生的地步。然而，還有其他許多國家對北韓領導人來說是可以接受的。幾年前，澳洲國立大學為北韓研究生開辦一個研究現代經濟學和金融管理的課程。澳洲、加拿大或紐西蘭也許是進行這類交流的理想場所。

由於英語已成為東亞地區進行交流的國際語言，英語教育是大受歡迎的。但歐洲一些小國也適合從事這類交流，例如，瑞士、匈牙利或奧地利也許能為北韓官僚所接受。

與此類交流計劃利益最密切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和南韓應該給予資助。但其他較小、相關性不大的國家也應考慮資助這類事業。這並不是在浪費錢財，甚至也不是做人道援助這種門面功夫。以往的事例說明，留學生往往支持自己以前的東道國，一般會與之維持某種聯繫。

北韓擁有潛力，當變革開始時，這些留學生可能被委以重任，因為北韓接受現代教育的人非常稀少。因此，那些為這些交流項目進行小額投資的國家終將從北韓獲得更大的利益回報。

但不能僅僅通過學術交流的方式來資助北韓學生，還應邀請北韓科學家和學者到西方大學，並要向北韓圖書館捐贈大量圖書和數字材料。當然，在北韓只有少數當局信得過的人能獲准接觸非技術類的西方出版物，但他們恰恰將會是變革開始時擔當重任的人。

眾所周知，北韓學生和學者回國後會再度受到嚴格的意識形態灌輸。但這樣有用嗎？當局向他們灌輸的東西往往與他們在國外的經歷有強烈的反差，這反而會使他們對北韓社會產生更負面的看法。

當然他們回國後不會說任何當局不喜歡聽的話，但他們知道北韓人也可以選擇其他生活方式。通過對比，他們知道北韓有多麼貧窮、生活多麼令人窒息，並會考慮如何改變這一切。遲早這些人會成為北韓轉變的催化劑，而且他們所擁有的技術有助於減輕後金時代北韓復興的痛苦。

譯稿：晏陽(//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