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六四十八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海外流亡的六四學生和當年參與運動的人士組成編輯委員會，準備出版一本《六四詩集》，作為十八周年的獻禮.。我個人認為此舉相當具有意義，因此欣然參與。

說它有意義，首先是因為六四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多年以來在人們的記憶中總是以政治的面目出現。其實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不會只是單一的面向。我們看到的示威、靜坐、策劃、乃至他們的鎮壓，都只是六四事件政治的一面，但是作為當初以善良願望參與的經歷者，我們腦海中其實清晰記得的是那些非政治的，人性的，甚至是文學性的一面。而到目前為止，我們尚無一本從文學角度全面展示當年六四事件的歷史文獻。因此，《六四詩集》從這個面向呈現人們對六四的回顧與反思，可以使六四的形象更加豐富真實。

第二個意義是，《六四詩集》的出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凸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與政治發生關係，首先是因為二者都面對社會，面對組成社會的個人。文學與政治的互動也是在社會這個層面上進行。二者都是一種社會事實，社會把二者聯繫在一起。二者也都具有社會功能：政治治理社會，文學安慰社會。

對於追求人類進步的人們而言，文學與政治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活動領域。文學是改進人們對人類自身的理解，而政治則試圖改變政府政策、國家領導人和制度來改進人們的生活、命運和社會正義狀況。在推動人類進步和改善人類社會的事業中，這兩方面活動需要也常常相互幫助。

政治改進總是為文學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而文學可以為社會整體創造政治進步的精神動力和幫助進步政治力量動員民眾。文學並不總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貴族獨自享受的文化奢侈品。

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曾經對於人們擯棄“四人幫”起過難以替代的政治啟蒙作用。美國歷史上《湯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譽為導致美國內戰從而解放黑奴的作品。文學領域最負盛名的諾貝爾文學獎中的道義關懷往往是政治關懷。邱吉爾竟然因其許多政治演講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文學對政治的功用是如何重要並被政治和文學界所鑒賞。

最後的意義是，希望詩集的出版可以繼續幫助人們記住歷史抗拒遺忘。今天極權者最希望的就是讓六四慢慢地從人民的記憶中消失。這樣，他們就可以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惡，就可以日後在必要時再複製另一個六四。

我們紀念六四就是為了讓這可怕的可能性不再發生。只有讓歷史悲劇鮮活地存在人民心中，極權者才會有所顧忌。畢竟他們再強大，還是一個犯罪者。否則，他們就不會《六四詩集》還沒出版，他們就在內地查繳翻版了。

編者按：本文轉載自博大新書《六四詩集》。上網購書：博大出版社網站：//broadbook.com/(//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