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就中共建政後的歷史看來,社會運動的發生似乎不是新鮮事,但不同於毛澤東透過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發動諸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運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抗議行動,且各種抗爭幾乎都有一共同特徵,即抗議群體的「生存危機」以及政府的腐敗,抗爭方式也非不滿與疏離感,用敷衍了事、曠工與消極怠工等「弱者的武器」來宣洩,而是上街頭遊行抗議、罷工,甚至製造騷動、攻擊代表壓迫來源的政府機關建築物等。根據中共官方統計,從1993年至2003年這十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由1994年的1萬件增加到2003年的6萬件,成長6倍,年均成長17%,此外,參與群體性事件的人數年均成長12%,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去(2006)年未經批准的群體遊行、示威、集會活動已超過十萬件,超過800萬人次參加,平均一天發生將近300件集體抗爭事件。啟人疑竇的是,為何在一個向來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的國家,會發生如此高頻率的社會抗議事件?
深究其中可發現,此些抗議事件多涉及經濟發展的「分配」不公,其中諸如農民的稅費負擔與土地問題、下崗職工未獲得應有的補償、房地產的無度開發所造成的拆遷問題、地方工業盲目建設引起的生態環境惡化等等,此些現象再加上地方官員貪污腐敗以及執法不公,更加深其中的衝突。近年來見諸報端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屢見不鮮,包括重慶萬州的「挑夫事件」、安徽蚌埠萬名退休工人「集體散步」、河南鄭州市中牟縣「漢回衝突」、四川雅安市漢源縣因大壩截流施工所引爆的衝突、廣東番禺區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事件」等等,此外,學生集體抗議事件亦層出不窮。
為避免頻發的抗議運動串連,中共所製造的是「孤島效應」,一方面透過媒體封鎖,另一方面則是動用編制和管理完全軍隊化的「武警」鎮壓示威活動。我們發現,在黨國權力的「軟硬兼施」以及各種策略運作下,雖使高頻率的社會運動無法形成全國性的抗議與政治效應,但「治標不治本」的結果往往為下一個更大的抗爭累積能量。目前中國政府透過「親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構建和諧社會」作為政策主軸,雖獲得民間極大的讚賞,但問題在於,若此種「重視弱勢」僅止於口號而非實質,將只是徒然增加人民的期待,而在中西歷史上,各種「期望升高所帶來革命」總是極為巨大且難以抵禦的,而此亦將是中共「十七大」的難題,也勢必為二00八北京奧運的順利舉辦投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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