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今年是大陸「六四」事件十八週年，每年此時，各界都會舉辦紀念活動。不論當時在廣場上或廣場外的，國內或國外的，都一再要求大陸當局重新評價此事，包括平反「六四」、查明真相、支援維權、釋放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雖然就中共黨史的詮釋，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政治風波」。但實際上，「六四」的意義除了包含中共內部的派系與路線、黨內與黨外、國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外；在國際上也顯示中國面對不同的體制、價值與文明，乃至中國未來定位的選擇困境。只是當時中央「穩定壓倒一切」的既定決策：四二六社論對民運的「動亂」定性、北京市的戒嚴、趙紫陽的去職和新政治局常委和新總書記江澤民的出線、鄧小平以「反革命暴亂」定位「六四」，讓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最終以政權強力鎮壓的悲劇收場。

中共經歷「六四事件」以及東歐、蘇聯巨變，除了產生對僵化的警惕，同時也存在對穩定的擔憂，這些意識的綜合作用，鞏固了實用主義對改革路線的影響。這也讓江澤民主政十三年的期間，對「六四」僅以一場「政治風波」帶過，而每逢「六四」則緊盯異見者，除了堅守鎮壓民運是鞏固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措施，也是反西方和平演變的正確選擇。
　　
去年四月份，四川政府以「困難補助」的名義，即扶貧為由，給予當年年僅十五歲的受難者周國聰家屬兩年七萬人民幣的補助，並要求放棄追索的權利。相較於過去，這樣的結果的確被外界視為一個重要開端。但是如香港支聯會的觀點，認為這樣的補助，是對真相的另一層掩蓋，而不是承認錯誤，只是迫於海內外的壓力，拋出的一個試探性氣球，因為受難者的家屬依然不能在國內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但是若要中共承認當年決策的錯誤，也就是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必須和第二代領導人，即是對鄧小平進行切割與清算，並追究當年決策者之責任，短期內也難以達成。因此這樣的民間賠償案例會否成為中共正面處理「六四」事件或相關人民維權事件的變通模式？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中共對平反「六四」的戒慎恐懼，凸顯長期以來所宣稱民主人權的目標，一直是為維護中央權威與鞏固領導核心所抵銷。對於一向標榜親民與開明作風，提出建構「和諧社會」口號與政策的胡溫體制，更應該瞭解到政治專制帶來的社會風險。沒有一個國家應該害怕審視自己的過去，胡溫當前該做的是調整對「六四」事件的態度，應查明當時到底有多少人被害、被監禁、或下落不明，而不是加強對知識界與新聞輿論的控制，違背外界的期望。讓自身除了必須「定時」地承受來自各界的質疑，並且讓「六四」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一個至今難以卸下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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