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在《九評共產黨》一書中有以下一段敘述：「『六四』鎮壓時，天安門廣場附近一開槍，許多人一下子本能地躲到灌木叢後去了。等人們緩過一點神，馬上從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約而同地高唱著『國際歌』，勇敢地走出來。那些中國人誠然勇敢、純真、可敬，但是為什麼面對共產黨的屠殺，他們還要高唱共產黨的『國際歌』呢？原因也很簡單：黨文化教育下，可憐的人們被共產黨搞得只知道共產主義。」

對於黨文化的如蛆附骨般的附著人心，即使反對共產黨也使用了黨文化那一套，以上這段對於「六四」屠城事件中一段經典情節的描述，很可以說明問題。

然而，這樣的畫面，並不只出現在「六四」屠城的情節中，在「六四」之後，至今愈演愈烈的各地維權對抗的事件中，也不少見。例如，2001年10月16日至18日，大慶油田五百多名勞工與黨員，因長期拿不到退休金，衝擊了大慶市委，致使市委機關癱瘓，並高唱「國際歌」。2002年5月1日至3日，遼寧省的阜新市，六個煤礦局的職工號召集會、遊行，有六萬多人參加；遊行隊伍高唱「國際歌」、「工人有力量」等歌曲。2002年5月20日，一千多名大港油田工人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參加示威的工人們高唱著「團結就是力量」和「國際歌」，與軍警對峙。2003年3月18日至29日，河南省安陽市五間國有煤礦近五萬名礦工、職工家屬、市民舉行「六反」大遊行、大示威；在廣場控訴當地政府、礦務局官僚，並高唱「國際歌」等歌曲，拉出橫幅，上面寫著「六反」：「反官僚、反壓迫、反剝削、反腐敗、反掠奪、反黑暗」。

更有甚者，這種以黨文化來號召對抗的方式，就在共產黨不斷對外擴張其影響力的同時，也影響到了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

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後不久，台灣某大學一個學生運動團體，在校園內發起關注「六四」的活動，並演出一齣名為「重現天安門」的行動劇，而這齣行動劇在編排上的高潮點，也正是模仿廣場撤退學生集體高唱「國際歌」；演出學生心中暗自對於「國際歌」能夠突破禁忌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被公開演唱而雀躍不已。隔年三月在台灣中正紀念堂所發生的「野百合學運」，「國際歌」更成為許多參與學生樂於傳唱的「戰鬥歌曲」；在三月乍暖還寒的天氣裡，學生們在頸間圍上了紅色圍巾，心情激奮。

而援引黨文化以作為對抗資源，這樣一種趨勢，也不只出現在較為「左傾」的學運團體之中；為了對抗國民黨，台灣更有不少政治人物與政治團體，因此而「請鬼抓藥方」，借引了與國民黨有著長久歷史恩怨的中國共產黨所偽編或歪曲的歷史詮釋，展開對於國民黨的攻擊。例如，在早期的黨外運動中，亦曾宣揚「國民黨並未抗日」以否定國民黨的歷史貢獻，近期更詆毀蔣介石為「右翼法西斯」與「暴君」而製造國民黨的血腥形象，或在紀念228的同時卻刻意忽略了中共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等等。甚至，不少政治人物或其謀士都讀過《毛選》四卷，冀望於其中尋得謀略之啟發；例如，十多年前曾被奉為圭臬的「以地方包圍中央」的選舉策略，便是毛澤東的「以農村包圍都市」戰術的台灣選舉版；而毛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這一「鬥爭至上」的著魔思想，也被許多政治人物和評論家視為政治的「必然之惡」。甚至，亦有友人如此質問過筆者：「我想知道的是，沒有了馬克思主義，進步思想還有什麼？」

以上這些例子，都很可以說明共產黨黨文化的對外滲透。然而，也必須強調的是，提出黨文化同樣在台灣蔓延與滲透，用意並不在於要喚回那一個草木皆兵的「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時代恐慌感，而是希望人們必須正視，利用這種以共產黨所塑造出來的宇宙觀、世界觀來追求目標的達成，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它不只是一般人們所想像的只是「一種工具、手段或策略」而已，可以任意取用、任意棄之；一旦用了它，它將會控制人們的思維，以至心靈的深處。

如同《九評共產黨》書中所揭示的，共產黨的背後是個邪靈，共產黨也不過是它在這個世間所附著的物質軀體。也因此，共產黨本身也可以反對、鬥爭甚至殺害它的黨領導人，因為，真正的根源是共產邪靈，黨領導人也只不過是供其驅使與操縱的工具和軀殼。若因為於己有利而援用了黨文化，無異於召喚這一邪靈附體，後患無窮。

“侃侃而談”漫談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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