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編者注﹕本文是發表在《新紀元周刊》第24期的專題﹐探討香港97以後的新聞自由變化）。

第一篇文章﹕

文 ◎ 吳雪兒 圖 ◎ 吳璉宥 ∕ 中央社 ∕ Getty Images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中共政權向國際社會作出香港50年不變的承諾，香港地理位置和歷史作為中國大陸對外的一個窗口，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世界了解中國大陸的一個橋樑。因此，新聞自由成了檢驗香港是否不變的一個重要指標。

今年2月10日香港記者協會（記協）發表了一項調查結果，58.4%新聞從業員認為香港現時的新聞自由比回歸時有所倒退：主要原因是業界自我審查；其次是政府加強控制資訊的發放。另外，近6成受訪新聞工作者認為業界的自我審查較10年前嚴重，主要表現在淡化中央政府的負面消息（占受訪業界20%）或淡化忖度中央認為敏感的消息（20%）；其次較多表現在淡化對傳媒老闆或其相關利益的負面消息。

記協對此表示震驚。由於自我審查並非一個被社會接受的做法，實際情況比調查所揭示的情況更嚴重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推斷。

新聞公信力跌至最低

較早前，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2006年就「本地傳媒公信力」作出的調查結果顯示，無論從市民或新聞從業員的角度出發，比較以往數據，香港的新聞公信力跌至新低。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指出，在1990年、1996年、2001年及2006年的4次調查中，以今次評分最低，他認為這與傳媒機構予人的政治立場，以及傳媒報導時是否渲染暴力、色情及煽情的因素有關。

陳韜文說，在政治立場方面，傳媒機構是否有獨立性、具備敢言風格，還是面對權力中心進行自我審查，這些因素都會影響評分。他說，自我審查可以源於對北京政府、港府甚至財團；評分大跌或可能是因為予人印象「立場不夠獨立，立場靠邊站」有關。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說，早在九七前中共當局已經清楚講明有甚麼不可以報導，完全是明顯，不是暗示的，如不可以宣揚台獨，特別是西藏、新疆的獨立，不可以罵中共的領導人等。

九七後也是具體落實這些東西，所以出現了2000年香港有線電視臺訪問了呂秀蓮，中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出來說話，自始之後，香港的媒體就很少訪問呂秀蓮，訪問台灣副總統呂秀蓮也會講一些和台獨沒有關係的話題。

又如新疆獨立問題，有個別的傳媒拍紀錄片講民生的，但涉及到這方面都是有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避免觸怒中共，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消息少了，觀點也是單面的。

脫不開中共外交觀點

杜耀明舉例說：「如北京要統一海峽兩岸，現在很多報紙都不能夠跳離中共的外交觀點：不排除用武力。其實中國人應該是反對用武力去對付中國人，既然台灣是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民，更加不應該用武力對付。但沒有一張報紙會說反對武力侵台。可以看到香港的報紙凡是討論到台灣的問題就是講到統一的問題，而不是說台灣的未來或前途問題，更加不是和平統一的問題。這是一個觀點上的狹窄化。」

杜耀明觀察到在探討中共政權最高層的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報導方面相對也是少了，近期也有，但都是引用了日本的共同社、時事社或西方的紐約時報的觀點多一點：「最出色是林和立，但他在《南華早報》被改調另一個職位，最後要辭職。有人做過統計，由林和立離職後，相對以前10年，有關最高層政治鬥爭的報導是少了很多，我相信這不是一個巧合。」

此外，杜耀明指出香港媒體界出現的另一個現象是選擇性報導：「如對於法輪功的報導，可以看到沒有媒體報導法輪功，2,000人（退黨遊行）上街又如何！這清楚說明，中共有說法指法輪功是邪教，當時董建華狠到甚至想立邪教法，但因為國際輿論和很大的批評才臨崖勒馬。」

香港媒體採訪的盲點

對於對中共領導人，北京政府的批評也是相對地少了，杜耀明提到自80年代以來一些報紙自圓其說的講法，指北京有進步、經濟好了，批評自然少了。他不同意這種說法：「但我們看到即使經濟方面好了，但人權方面，現在國際人權機構都指出中國本身很多地方都是有待進步，還不時有惡化情況，對這些我們有沒有足夠的監察？單看維權律師所遭遇到的困境，我們是否有較大的關心？這是我們採訪的盲點，這些黑暗的角落，是港媒體沒法清楚透視出來。」

香港新聞自由收緊，杜耀明認為，97年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分水嶺：「因為其實在97年之前已經過渡，自我審查在之前已經有，只是在程度上、方法和規模上有所不同。所以97年前有很多報紙已經作準備，真正講及一些民主聲音的是《信報》、《蘋果》，間中有《南華早報》，其他的媒體已經很罕有，個別的報紙如《明報》可能是一個很中和的觀點，中和並不等於中立，它會講一下各種不同的觀點，盡量避免自己的觀點沾染到特別針對中共的批評。其他（媒體機構）更不用說，很大已經轉向北京的觀點。」

杜耀明指出，97年後香港經歷了一些經濟的危機，一些傳媒機構已經支持不下要出售，結果有很多賣家是與中共有關係的人，一收購，觀點的轉變是可以預期的，只是他們還打著中立的外表，但實際他們所講的東西都是中立、中產或代表一些親政府、親北京的觀點。」

自我審查是自保行為

杜耀明認為，自我審查不是一個自我修為的問題，而是一個新聞機構或新聞工作者要面對的一種外在的壓力或內部的壓力而作出的理性反應：「如果經常有類似抓捕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的情況出現，讓每個到大陸做採訪的人都要很小心，這是一個很理性的、自我保護的行為，但有時是基於避免去觸怒一些權貴而作出一種自保的做法，有時是避免廣告上受損等等。另外，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暴力的傾向是大了，看2004年3位名嘴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要『封咪』，那是一個暴力的威嚇，誰能做到這些事令威嚇那麼真實，讓那幾個當事人覺得那麼真實，覺得要走？」

經濟制裁亦是「不聽話」的媒體機構所面對的壓力，杜耀明說：「《蘋果》、《臺週刊》的經驗是沒有地產商的廣告，未能百分百確定是否中共叫地產商去做，但會覺得是有關係的。這是由過去間歇式的做法到現在長期間很穩定的做法。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自己講的，他在最近撰文中說，地產商對他們的制裁每年所造成的損失大概是2億元的廣告費，讓人覺得很奇怪的是過去兩年地產市倒好了一點，按理不應該沒有廣告的，這是一個估計。」

要用智慧和勇氣去做

面對自我審查問題所出現的各種現象時，杜耀明認為，是需要作出檢討的，但香港對於這方面的反省很少：「自我審查的壓力很大，這是客觀存在的，外在和內部的壓力都很大，但傳媒工作者不用自動投降……現在的做法讓新聞業界加高了難度，但不等於沒有得做，要更加大勇氣和智慧去做。」

作為大學教授，杜耀明指出，在大學的學習環境中，也存在著自我審查的現象：「在我的學生當中，有一些會堅持，有一些已經妥協，在學生當中很多時候是社會的反映，在報導同一條新聞，有些會堅持講了真相，有些會堅決叫大家不要講真相，也有我只能夠鼓勵那些講真相的學生，告訴他們是是很難得的，社會很需要他們。對於那些基於其他考慮不講真相的學生，我只能夠告訴他們我的看法。」

第二篇文章

文 ◎ 吳雪兒

九七前後，中共官員的對外公開說話成為了香港媒體報導原則的「指引」，很多時候節目播出，當受到中共官員批評後，以後便不會再有類似的節目出現。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說：「中共領導人出口說了一些話，大家會知道後果在哪，即使不是法律，但實際上就像法律，會有多少的提防，因為要面對的不是被一些人罵，而是中共領導人罵你，你是否有勇氣面對？」。反映不少媒體界自我審查背後的心態。

以下是九七前後一些中共官員就香港傳媒發言的摘要：
1996年6月1日，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接受CNN專訪時，強調香港新聞界九七後不能鼓吹台獨及兩個中國。

1996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訪問，被問及香港人九七後是否可以繼續舉行像每年悼念「六四」事件的集會等抗議活動時，他回答說，將來香港不應該舉行那些直接干涉大陸事務的政治活動，他又說，香港傳媒可以提出批評，但不能傳謠及報導失實，亦不能對中國領導人作人身攻擊。

1999年7月，台灣駐香港代表鄭安國在香港電臺參加討論，解釋前台灣總統李登輝於夏天提出「兩國論」的正當性，節目遭到了支援北京和香港官員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嚴厲批判，特首和政府發言人批評鄭安國不應發表和身份不相符的言論。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也批評香港電臺的某些節目「陰陽怪氣」、「攻擊政府和特首」。

當時的香港廣播處處長張敏儀在同年10月被調離香港電臺，到日本擔任香港駐日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她4年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承認被調離香港電臺的決定是在某種壓力下作出的安排。

2000年4月8日，香港有線電視播放了訪問呂秀蓮的節目。呂秀蓮是台灣副總統的當選人。她在接受採訪時說台灣是主權國家；台灣同中國是「遠親近鄰」。幾天後，4月12日，香港親中共的「新聞工作者聯會」舉行〈台灣問題講座〉。王鳳超在會上發言說：香港傳媒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基本國策，不得散佈和鼓吹分裂國家的言論；對於台灣副總統當選人呂秀蓮分裂國家的言論，不能當作一般新聞和一般不同聲音來處理。

中國民主正義黨秘書長傅申奇撰文評論王鳳超事件，他說，在大陸長久生活過的人都知道中央欽差的大官、小官、芝麻官，如沒有中央指示，是不敢在重大問題上隨便發表個人意見的。

傅申奇說，王超鳳的講話暴露了中共「一國兩制」政策的實質：保留香港民主、自由的良好外表，運用中共強大的內、外壓力，逐步削弱香港民主、自由社會的脊梁，即逐步把法治、新聞、言論等納入中共的領導之下。然而，中共一定要達到這一目標，其代價就是使香港從繁榮的國際城市地位跌落下來。

2000年10月時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赴北京述職，香港有線新聞記者張寶華反復追問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是否「欽點」董建華連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江澤民大發雷霆，並公開斥責香港記者所問的問題，來來去去都「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簡單，有時很幼稚），那個被指「幼稚」的記者一炮而紅，不過從那天起，她每次申請到北京採訪都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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