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山西黑窯童奴打開了地獄之門，讓人們看到盛世實際上是殘酷的真相上：把我們帶回“解放前”。

奴隸，是曾經共同的敵人，這個國家就是為了解放和根除奴隸而建立的。因為恐懼墮落為奴隸，墮落為專制政治的奴隸，墮落為殘酷資本家的奴隸，而建立了這個國家。可是，如今一切沒變，而且變本加厲的殘酷真相，又出現在面前。山西黑窯童奴，給人們帶來的恐懼，是絕望的恐懼，並不僅僅看到了地獄，而且看到了根除奴隸的失敗：一切努力都是白費。做了南柯一夢，這才是真正可怕的深淵。這種恐懼，因為曾經幾十年大力對奴隸制的指責和渲染，而不可遏制地，從山西，通過網路彌漫到全國，甚至全球華人。

我們再回到身邊來看，那裏沒有無形的奴役，那裏沒有包身工？到大街上，計程車司機是包身工；回到家裏，我們是個房奴，還是包身工。上醫院，上學，那個地方，不是讓你覺得自己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包身工？

來自地獄的黑暗陰影，在大地上空擴展開來。全國各地紛紛成立“藍絲帶”、“黃絲帶”等相關的活動小組。很多線民自發地在手腕，車上，窗前等顯眼處系上同情“山西黑磚窖民工”藍黃色絲帶。一葉知秋，甚至瞥見未來的災難臨近，於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凝聚成一種連帶關係，基於對苦難、奴役的仇恨記憶，而凝聚成心有靈犀的共同體。

山西黑窯童奴既然造成這個國家根基下所鎮壓的恐懼和絕望，釋放出來，那就必須回到這個國家奠基的原則來討論，並且進一步討論到今天的政策。山西黑窯童奴的關注，必然帶入左右之爭。左右之爭是國家奠基至今都在進行的。左右要決定未來的走向，而展開爭奪。並且對過去和現在進行塗改，以增強戰鬥力。

經過幾年的維權運動，左派，尤其是黑惡勢力毛左派終於發現自己原來最大的資本，嘴巴上宣稱自己站在人民一邊，被右派搶了。右派用維權運動和實際行動封堵住黑惡勢力毛左派的嘴巴。黑惡勢力毛左派一張嘴，就覺得很尷尬。這次山西黑窯童奴，右派勇猛趨前之後，左派坐不住了，於是在勇士後面放暗器，使絆子，設陷阱，把過去文革造反派的伎倆和無恥勾當重演出來。

右派進化到維權，擱置過去的左右之爭，展開對共同敵人的戰鬥時，黑惡勢力毛左派就暴露了，抗日戰爭時期給全力抗日的國民黨背後插刀的醜陋伎倆：口號喊得比誰都凶，就是不打戰，而且還要陷害打戰的同盟軍，並且與敵人勾勾搭搭。抗日戰爭日軍就不打過黃河，那是因為有合作，就像今天黑惡勢力毛左派阻擊右派維權，暗中為黑惡資本家出力一樣。

擱置過去左右之爭的右派，承認資本家的自私本性，要求給資本戴上竹籠子。但是更警惕權力，要求給權力戴上鐵籠子。而黑惡勢力毛左派及其當家的一翼，要求增加中央權威，要求集權，實際上促成資本家和權力的結盟，脫去給資本戴上的籠子。他們譴責資本家，小罵大幫忙，他們反對資本家，實際上都沒有想到要求集權，那麼資本家更黑惡。不集權，黑惡資本家沒有保護傘，就老實了。集權就是人性沉淪。黑惡勢力毛左派，從來沒有想到種下龍種，收穫跳蚤，或者他們根本就不考慮，他們是在不擇手段，在獲得權力。

維權右派，確實不想嘴皮上的爭論，而想超越反思文革的左右之爭。但是他們還是右派，是反思文革的右派精神上的兒子，有了自己獨立的語境：與改革初期不同，不再面對文革，而是面對改革。超出左右之爭，又在左右之爭之中。這是與現實和解，並且引導現實前進的態度，而不是淩空虛蹈地空談“超出左右之爭”。

石勇寫了文章《美化“右派”，小心操持的仍是“黨內話語”》，反對山西黑窯童奴陷入左右之爭，認為左右之爭是“黨內話語”，並且認為黨內話語是弄權，思想界的話語，與黨內話語不同，是反對專制的。

我想石勇反對的左右之爭，是改革初期的。而且正是如此，他的語境局限於改革初期。

當石勇語境局限於改革初期，那麼他開出來的“超越左右之爭”，就是虛無主義的，沒有找到現實的落腳點。只能說石勇在表達突破的欲望，當然還沒看到他找到了合適的表達，與現實和解的表達。還是個漂亮話。石勇語境局限於改革初期，而用這種眼光去看別人，去批評別人，實際上，不過是往別人文章裏添東西，然後反對這些東西。而實際上，別人已經到了另外一層境界。

還有他認為思想界的話語，是反對專制的，有點武斷，例如進入思想界的毛左派就是擁護，不僅過去，而且現在和將來。還有很多，例如思想界的新左派，受到德國影響的那些人，鼓吹戰爭獨裁的，大有人在。

超越左右之爭的欲望是需要的，這樣，才能從改革初期走開來，往後回到1949年甚至民國。同時“超越左右之爭”，不能沒有歷史質感，不能是一種空洞華麗的表達。當初李澤厚批評自由主義者沒有歷史質感，我想放在石勇這篇文章中，也可以這麼說。

附錄1

假如沒有中央政府——首評山西黑窯童奴
陳永苗

目前地方政府的政治權威已經喪失，而中央政府尚未被污染殆盡，而且沒有到最後時刻，人民都對中央政府保持希望。一方面，他們不能不保持。不保持，那他們就沒招了。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有時還能出於國家利益，遏制地方豪強。中央政府即使和地方政府一家人，有時地方政府太為非作歹的，也扁扁他們。有專家認為，中央政府還有十年時間，還可以維護自己。

人們對為非作歹的地方政府，已經恨之入骨。“揭竿而起”的欲望，時時蠢蠢欲動。可是人們知道，已經到了熱兵器時代，不容易抗爭。中央政府的軍隊，是站在地方政府一邊。這點是毫無疑問的。所以人們對為非作歹的地方政府，徒呼奈何。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央政府要依賴於地方政府執行政策，畢竟是腦袋和身子的關係。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政府為非作歹的尚方寶劍。這裏頗為奇妙，中央政府也是人民的尚方寶劍。

市場經濟到了今天，最大的問題，都是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形成地方政府與民爭利，黑社會化。可以說，放到“社資”之爭中，“左”才是黑窯童奴的根源。當然資本主義才是，但是如果有限政府，地方政府就不會成為首惡和黑惡資本家的保護傘。受害的人民，不害怕資本家，可以起來抗爭，但是他們害怕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如果再加上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就可以形成對抗和博弈。這樣黑惡資本家，就被迫變成綠色健康資本家。

說來說去，地方當局保持“左”是為了維護權力，維護權力是為了與民爭利，是為了實行黑惡資本主義。黑惡資本主義只有在“左”的羽翼下產生。“左”造成過去人民是自願的包身工，拿著少部分工資，替公家幹活。公家積累增值完成，被權貴分光。這是“左”的必然結果。現在造成人民是被迫的包身工。如今的毛左，不過是沒有在黑惡資本主義中分到好處的失敗者，他們鼓吹左，不過想自己成為黑惡資本主義。

中央政府是縱火隊中的消防員。縱火也部分歸於中央政府，消防也歸於它。沒有了中央政府，這個由左派放出來的黑惡資本主義之火，目前也無從擁有有效力量來收拾。所以我們還是樂見中央政府來遏制地方政府和黑惡資本主義。中央政府並不能因此獲得人民的感恩戴德，因為這是他們對人民的贖罪。人民並不因此就頂禮膜拜，而應該把“問責”拋擲在溫|家寶淚流滿面的臉上。因為政府理所當然是公僕，這是他們的義務，而不是施捨。

附錄2

資本家參政黑惡勢力當先——再評山西黑窯童奴
陳永苗

山西洪洞縣黑磚窯場窯主王兵兵的父親王東記是洪洞縣兩屆人大代表、曹生村黨支部書記。其子的黑磚窯廠案發後，王東記也突然“蒸發”失蹤，家人對他的行蹤諱莫如深。有村民透露說，王家經營了幾十年，在當地勢力很大，一般人見到他都是躲著走。村民說，一般在農村大家都是按輩分叫，但“王書記是個例外”。

黑惡資本家又是一個人大代表！由這個新聞，我聯想到了這幾年我寫時評所關注過的黑惡資本家，從瀋陽劉湧長春桑粵春開始，再到今天山西黑窯王東記。我用google，打入關鍵字“人大代表+黑社會”，就看到了，凡是報紙上報導的，涉黑出事的黑惡資本家，幾乎都有人大代表的頭銜，從全國人大到縣人大，各級都有。這些人都有黑社會背景，都是資本家，都是人大代表。看來各級人大已經被黑惡勢力滲透，管道就是資本家參政議政。

劉湧是瀋陽嘉陽集團董事長，瀋陽市人大代表；桑粵春是長春吉港集團總裁，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王振松是河南嵩峰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登封市宣化鎮第一屆人大代表；侯建軍是撫順市興業機械化運輸有限公司董事長，遼寧省第十屆人大代表；遼陽“4‧05”的劉偉經營燈塔市油化廠,燈塔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頗為奇怪的是，這類事情遼寧最多。看來要到各級人大打黑去。

新華網有篇文章《社會轉軌拷問“人大代表”素質》中說，近些年，一些地方黑社會系列團夥在取得大量不義之財後也向政治滲透。在初期靠收買黨政機關中有實權的領導幹部，使其成為自已政治上的代言人，隨著羽翼漸豐，他們不再滿足讓別人代言，而是希望自己能夠來到前臺，進行實際的參政議政。很多黑社會頭目絞盡腦汁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甚至到黨政機關任職。例如最近抓獲的黑社會頭子張洪東等就是遼陽市人大代表，當地先後打掉的幾個黑社會團夥中就有13人是市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還有些代表並不是真正的民意所出，而是被行政內定的，一些代表的資格實際上成了官員身份的附贈品（例如書記、局長、某長等常被內定為人大代表候選人）。

長期以來，全國各地都發現地下奴隸制。地下奴隸制能夠維持，並不在於它在黑暗之中，也不在於偏遠，而是黑惡資本家與地方黨政官員的勾結，地方官員的非法利益，或者不作為，才是地下奴隸制，成為事實上的存在。雖然法律上打擊，但是由於地方黨政的保護，部分“洗白”，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在大街上。

對於黑惡勢力來說，只要用金錢等買通自己所在區域內的實權人物，那麼就可以減少被繩之以法的風險。被買通者的級別越高，自己的風險就越小。在這樣的保護傘之下，就形成法律不能追究的盲區，導致黑惡勢力“合法化”。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是，自己成為人大代表，進入核心權力的邊緣。

如此地方黨政官員與黑惡勢力形成利益同盟，這個同盟的中心在於黑惡勢力，而不是地方黨政官員。這個同盟不僅使黑惡勢力“合法化”，而且可以造成地方黨政官員與黑惡勢力共用權力。這種共用不僅降低了國家權力的威信，而且使黑惡勢力對民眾的人身和財產可以為所欲為，民眾就無可逃遁，只能聽憑宰割。因為民眾在國家權力面前，惟一的力量在於根據憲法和法律講理。而民眾的這種講理常常在黑惡勢力的暴力面前不堪一擊，在黑惡勢力“行使”權力時只會感到恐懼、屈服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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