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東方2007年6月23日華盛頓報導)50年前的1957年6月8號，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揭開了在全國開展反右運動的序幕。毛澤東使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先引誘知識份子給黨提意見，隨後發動反右鬥爭，把給中共提意見的幾十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有的右派份子被發配到青海等地的農村勞動改造，有的被投入監獄，造成無數中國家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帽子橫飛 受難者眾*

就受迫害的知識份子人數來看，反右鬥爭成為中國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尤為不及的對中國知識份子的鎮壓活動。

關於這場運動受害者的人數，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為55萬。這一數字引起海內外很多專家學者的懷疑，認為大大縮水。《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一書的作者丁抒指出，在反右運動中，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分子”、“極右份子”等各類帽子的共有120萬人。

後來成為總理的朱鎔基當年也被劃右派，足見此次運動規模之大。

德國之聲說：“據中國政府自己的統計，50年代中期，國內約有知識份子500萬。即使以中共公開承認的數字55萬為準，受到打擊的人數也超過了知識份子總數的10%。對知識界這樣的清洗運動在人類現代史上尚無先例。”

*官方媒體迴避*

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中國官方媒體沒有對這個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意義的日子有任何報導。海外媒體報導說，中國媒體接到主管宣傳的上級部門的警告，不要發表任何有關反右五十週年的文章。顯然，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這個不光彩的瘡疤，當局不准備，也不願意揭開。

*匿名恐嚇信真偽*

下面讓我們回放歷史。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文章首先聲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為５月２５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支持共產黨的看法，結果有人寫了匿名信到人民日報恐嚇他。

人民日報沒有刊登所謂恐嚇信的全文，僅僅摘錄了部份內容，然後上綱上線地說道：“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為甚麼？”

人民日報的文章說：“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

人民日報的文章還援引“革命的老前輩何香凝”的話說：

“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裏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裡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

“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

一些當年的右派對人民日報刊登的所謂匿名恐嚇信提出質疑，認為這封信根本就是偽造，目的是找藉口在全國開展反右鬥爭。這和當年希特勒偽造國會縱火案是異曲同工。

*傷疤未好能忘痛？*

關於今天是否還有必要再提歷史傷疤，一些中國民眾通過互聯網表達自己的看法。聯合早報刊登中國分析人士於澤遠的文章，題目是《“反右”陰影沒有完全消散》。

文章說：“1957年6月8日開始的『反右』不是一般的陳年舊賬，它對當代中國的影響不僅是50多萬知識精英橫遭不幸，也不僅是章伯鈞、羅隆基等近百個『右派份子』至今得不到平反，更在於它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的開端；在於它通過政治打擊和人身迫害，閹割了中國知識份子承擔社會正義與良知的傳統，使自古以『鐵肩擔道義』為榮的知識份子淪為權力的婢女。

“『反右』造就的不僅是無辜『右派』們的一幕幕個人悲劇，還從根本上摧殘了中華文明向來重視的和諧、誠信、善良等美德，讓人性之惡如出籠猛虎不受約束，讓暴戾之氣充斥社會，直至1966年開始了長達10年的文革浩劫。”

儘管海內外輿論紛紛呼籲中共給反右運動徹底平反，但中共第三代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仍未重新評價反右運動，也沒有給今天已經年過古稀的當年右派們及其家人進行任何經濟賠償。

*官方定性的傲慢與偏見*

目前中共領導層在反右問題上，仍然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對黨內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說法，那就是：“ 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結論沒有提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即先是鼓動知識份子積極“參政議政”，大鳴大放，再給提意見的知識份子扣上“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的帽子，反而在決議中寫上“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結論。

中國獨立政治評論人士於澤遠認為，顯然，這一結論帶有明顯的政治偏見和權力的傲慢。
*為何否定文革而不否反右？*

新加坡聯合早報最近發表《中國反右鬥爭五十年》的文章，認為中共對反右的否定沒有對文革的否定來的徹底。文章說：

“與清算『文革』相比，中國官方對『反右』運動的定性至今沒有完全到位。1978年9月，即在鄧小平復出之後，中共決定摘去大部份『右派份子』的帽子，但避談『平反』，更不否定『反右』運動。新加坡海峽時報認為，其中主要原因在當年曾經直接執行『反右』運動的鄧小平身上。因為鄧小平的緣故，中共官方後來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一直都是諱莫如深。 ”

一些專家認為，在文革中，鄧小平和劉少奇被毛澤東打成黨內最大的兩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慘死河南開封，鄧小平全家受到殘酷的迫害，因此鄧小平復出之後，立即對文革進行了徹底否定，甚至逮捕了毛澤東的遺孀，並且粉碎了毛的親信“四人幫”。而在反右鬥爭中，鄧小平所起的作用則是為虎作倀。當年鄧小平積極協助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並且擔任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

香港時政雜誌“開放”主編金鐘認為，“有關反右處理，基本上是鄧小平個人的權謀因素在起作用。”

*反右干將鄧小平*

美國非營利組織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出版的電子刊物《議報》刊登特約作者申淵的文章，分析了鄧小平在反右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議報》為這篇文章發表編者按說：

“鄧小平是五七年反右運動受毛高度信任的總指揮，利用他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策劃和領導整個運動，對殘酷迫害上百萬知識份子負有重大罪責。但鄧復出後死不認錯，不予平反，是政治上專制到底的明證。”

《議報》特約作者申淵的文章說：“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場反右浩劫算在毛澤東一個人的帳上，有人甚至臆測劉少奇和周恩來是毛的幫兇。殊不知陽謀的真正幫兇是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分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總書記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政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市長的身份，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正副組長。鄧、彭兩人參與策劃並具體領導了這場浩劫，緊跟毛的戰略部署，亦步亦趨。鄧彭兩人是僅次於元兇毛澤東的陽謀第二第三號劊子手。 ”

據報導，在反右鬥爭的二十年後，胡耀邦提出給當年的右派平反，鄧小平仍然堅持說“不”。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一九五七年的問題是個甚麼問題呢？ …… 這個時期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些思潮是不行的。”

一九八○年一月六日他又說：“另外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簡單地說，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它過份擴大化了。”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也回憶道：“父親始終認為，不能說整個運動是錯誤的。”

*鄧小平反右報告未入鄧選*

然而，《議報》注意到，雖然鄧小平嘴上不鬆口，但是畢竟堅持反右鬥爭是“必要的和正確的”這一說法有些底氣不足。鄧小平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出版時，親自抽掉了他的“傑作”–五七年反右指導性文獻《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以及一系列的有關文章和文件。《議報》特約作者申淵不禁問道：“如果反右真的是必要的和正確的，何必抽掉這些文章呢！”

反右運動究竟有沒有必要，究竟是不是錯誤，其實在這場運動五十年之後，歷史已經鑄下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答案。只是中國官方還沒有足夠的信心去順應時代和民意的要求，實事求是地對那段歷史予以重寫。

申淵在文章中說：“無論就社會穩定和經濟實力而言，還是就國際安全環境來說，現在的中國早已走出了毛澤東時代，甚至也超越了鄧小平時代。在面對『反右』這個歷史問題時，鄧小平時代所遇到的局限，現在基本上已經消失。為了社會的和諧，增強凝聚力，中國有必要對類似的陳年舊賬盡早做一個徹底的了結，否則就會繼續被牽累。”

*右派老人聚會放言*

儘管中國官方媒體沒有紀念反右五十週年，但是一些右派老人不顧中共當局的禁令，仍然在中國國內舉行研討會。美國出版的觀察雜誌最近介紹了北京一些右派老人聚會的情況。

今年已經八十多歲的人民日報社記者劉衡在書面發言中說：“黨如果不敢正視自己走過的艱險曲折之路，能夠變得偉大、光榮、正確嗎？只會使『偉光正』成了人們嘴上的笑談、諷刺、咒語。如果連對百萬人造成嚴重傷害的錯誤與罪行都不肯承認、道歉與補償，對歷史造成的社會極為不和諧的事實都要否認，怎麼可能化解日益沸騰的民怨，怎麼帶領全國人民去構建現在和未來的和諧社會呢？”

廣東離休右派粵風在發言中說：“自反右以後，中華民族猶如害了一場大病，五千年的『誠信』理念被毀。好心當成驢肝肺，身家性命遭大難，誰還敢放膽進諫？誰還敢獨立思考？誰還敢實話實說？如今貪腐多如牛毛，假冒偽劣成風，誠信的缺失，成為一切時弊的根。”

他說，“中華民族怎樣崛起？不在有多少美元、核彈、衛星、GDP，而在於道義無虧。只有正義得以伸張，人們心裏的疙瘩掃除了，才會帶來硬實力、軟實力的大提升，那才叫和諧，那才叫陽光，那才叫強大。我活了近80年，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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