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一、璀璨的明星因中共暴政而殞落

由於正在做反右派運動受難者名錄的數據性工作，所以看到石貝小姐《紀念父親劃右派五十年》(《開放》二OO七年三月號)後，就立即寫信向她索取更詳盡資料；結果不索不知道，一索嚇一跳，原來石貝的親人和親戚中竟有六個右派分子：她父親歐陽靜戈先生及兩姨夫嵇成武先生、楊烈先生，她三個舅舅梁其昌先生、梁其田先生、梁其琛先生。

歐陽靜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醫學專家，民航局民升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

嵇成武，福建農學院教授。

楊烈，上海復旦大學研究莎士比亞詩劇的翻譯家。

梁其田，美資聯恰公司上海「南京電影院」、「美琪電影院」經理人。

梁其昌，水產部高級工程師。

梁其琛，醫學博士，上海第二醫學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二級教授。

這是六顆璀璨的明星，六個民族的精英；然而明星因中共暴政而殞落，精英為毛澤東陽謀所扼殺。六個原是美滿幸福的家庭便因此陷入了絕境，在十八層地獄中受了二十多年的煎熬：有的人給害死了，有的人給逼瘋了，有的人家散了，所有人的事業都被摧毀了。

其實，這樣的例子絕不是個別的；為共產黨奪權賣了大力氣、還犧牲了一個兒子的黃炎培老先生，不但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個外孫是右派分子，他自己在毛澤東眼中也是個不戴帽的右派；至於夫妻聯袂、兄弟同榜、父子同科，就更不勝枚舉了。丁抒教授在《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中就舉了大量例子。

然而，這個犯下了對知識分子群體滅絕罪、製造了曠古未有的大災難的中國共產黨，可曾作過一點反思麼？石貝一字一字地從空軍後勤部政治部抄回來的《一九七九年政字第0一九號關於歐陽靜戈同志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這張由空軍後勤部副政治委員魏錦國等四人簽署的文件，為認識共產黨政權的野蠻、殘忍、血腥、無賴、死不認錯的本質，提供了大大有力的證據。

二、共產黨從來都是為了掩蓋一個罪行，而犯更大的第二個罪行

中共在三反、肅反中草菅人命、濫殺無辜，搞紅色恐怖，早已弄得怨聲載道，天下沸騰。歐陽先生就是三反、肅反的見證者、受害者；他親眼看一個會計，明明「沒什麼問題」，但還是要整他，把人逼死了，又「說他是畏罪自殺」。歐陽先生也是無辜者，被「打成大老虎，除沒強姦婦女之罪，什麼罪狀都有了」，對他採取各種刑罰，不當人待，先是採用車輪戰術，以後又將他囚進牢內一個多月，一直不准和家裡通信，四個人監督，不准動，不准說話，一天只給兩個窩窩頭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兩次，放風也不准，腿都腫了，也不准洗澡，四五個人用一盆水洗臉，還逼著十二歲的女兒給他寫信「勸降」。歐陽痛哭流涕地說：「我幸運地還活著，而上海，重慶等地方都有我們的同胞死了。」他感到共產黨「對人民太殘酷，對高級知識分子虐待」，整得「幾千幾萬」人，死的死，殘廢的殘廢，有的人得了神經病。「對運動中把人關起來，抄家，他表示不滿，認為違反憲法。」

毛澤東、鄧小平、彭真一夥為堵天下悠悠之口，發明了一條「攻擊肅反」罪，把在三反、肅反中無辜被整的人通通打成右派分子。歐陽靜戈如是，《人民日報》記者部副主任劉時平如是，《新湖南報》的朱正等十幾個青年亦如是，無一倖免。結果反右比「一團糟「的三反、肅反更糟糕，歐陽靜戈「以後世世代代不要發生這樣殘酷的事了」的希望不但落空，陸續發生的反右傾、四清、文革、天安門事件、鎮壓法輪功竟一場比一場更殘暴、更血腥。至於私設牢房、嚴刑逼供，更是為堂而皇之的發揚光大而成了今天的「雙規」(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治理天下的法寶了。

三、 共產黨死不認錯

空後政治部在這張《關於歐陽靜戈同志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中對「歐陽靜戈同志在三反，肅反中被審查，被關押，被抄家，降低了職務待遇，並沒有查出什麼重大問題」，只承認這些是「錯誤作法」、「違反政策」，而不承認違反《憲法》，違反人權；既不道歉，也不賠償。最後還堅持歐陽靜戈本身「有怨氣」，「對三反、肅反運動發表了一些錯誤言論」。無非告訴你：你罪有應得！過去整你，是黨對你的教育改造；今天糾正你，是黨對你的寬宏大量；雷霆雨露，皆是黨恩，籐條下面乖兒女，天下無不是父母；所以賠償固然免談，道歉也莫妄想。

君不見一九九0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對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不予改正」的理由居然是他們「頑固不化，死不認錯」麼？真是顛倒黑白！事實上包括鄧江胡溫在內的、所有對中共歷史稍有認識的人形物體都能明白，這世界上最「頑固不化，死不認錯」的恰恰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鄧小平處理天安門事件「一步不能退」的原則，就是這一夥竊國集團對承認錯誤的恐懼心理的最佳表白。難得一見的空後政治部這一張《關於歐陽靜戈同志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便是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四、必須追究為惡者的罪責，才能阻止罪惡的不斷產生

追究為惡者的罪責，包括兩個內容：

一是中共當局承認錯誤，向受難者賠禮道歉，懲辦為惡者；中共幾十年一貫制的無法無天，無惡不作，殺人如麻，禍國殃民，就是因作惡者沒有被追究責任，他們不但無罪、沒有得到懲罰，反而有功；毛澤東固然還霸佔著天安門廣場那塊風水寶地，鄧小平、彭真、羅瑞卿、利瓦伊漢一幫劊子手也永享尊榮，世襲罔替，代代簪纓。

二必須作出經濟賠償。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康涅狄克州被判強姦罪蒙冤入獄十八年的蒂爾曼獲得五百萬美元的賠償。蒂爾曼今年四十五歲，一九八八年被捕，一九八九年被判四十五年徒刑。在DNA檢驗證實之後，他在二OO六年被無罪釋放。康涅狄克州長代表州政府公開向蒂爾曼道歉；州議會投票決定賠償蒂爾曼五百萬美元。

中國的右派分子們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追討賠償可以參照這個案例，以五百萬元美元為底價。一向熱衷「與國際接軌」的胡錦濤和溫家寶肯不肯在這裡也接一次？

中國右派分子和蒂爾曼比較，有如下幾項特點，不可不留意：

1、中國右派分子的蒙寃時間長—-一般都超過二十三年，即是從一九五七年起到一九七九所謂「糾正」為止；而很大一部份人拖的時間更長，到今天為止仍沉冤待雪的還大有人在。如一九四五年參加中共地下黨、一九四九年領導重慶渣滓洞監獄暴動死裡逃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一九六四年三月被誣為「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首犯而遭殺害的周居正，至今未能平反。

2、中國右派分子受到不人道的對待，即受的懲罰比蒂爾曼嚴重得多- —除了被剝奪自由之外，要被批鬥、打、罵等人身侮辱以至有許多人自殺，要從事超體能勞役以至許多人累死，要忍受長期的飢餓以至有許多人餓死，要受如戴手銬腳鐐、吊打、坐小監、喂蚊子、曝曬、冰凍等酷刑以至許多被折磨死，要在冰天雪地睡覺、地穴安家、有病不給醫等以至有許多人被拖死。

3、中國右派分子的株連效應—-中國的「株連九族」的惡法經中國共產黨的發揚光大，變得更爐火純青、登峰造極和無孔不入。一人當右派，全家成賤民：不但在政治上備受岐視和迫害，失去入黨、入團、升學、參軍的機會，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找不到對象、結不上婚；更可怕的是失去生存的機會，全家被掃地出門，失去居所；失去工作，全家陷入飢餓的恐怖之中。如宋雲彬《紅塵冷眼》記載：

杭州市新華書店工作人員王平，在整風運動中向書店領導人提過意見和為右派分子宋雲彬送書上門，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分子；處分結果是降為勤雜工，月薪二十元；但王平一家有老母、夫婦、子女四，七口人靠二十元本已無法過活，最後還把他開除，完全斷了他一家生路，以至王平因刺激太深，精神失常。共產黨之絕滅人性，殘暴無良，大致如此。

所以，中國的右派分子們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追討賠償應該大大高於每人五百萬美元。

五，中共和它的政府不但應該賠而且有錢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中國二OO六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二十萬九千億元，居世界第四位；二O一O年即十一五計劃完成時，中國經濟規模可以趕過德國排名世界第三；二O三五年，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實體。二OO六年末國家外匯儲備超過一萬億美元，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位。進出口貿易去年為一萬四千億美元以上，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僅次於美國、德國。貿易順差今年將達一千五百億美元。

據二OO六年世界銀行報告，二OO四年的一美元只等於一點七七元人民幣。按此計算二OO四年中國的GDP還比日本多百分之八十七，早居世界第二位了。總之，中國是全世界第一等富國，是不爭的事實。這從胡錦濤、溫家寶對亞非拉兄弟的捐輸，對朝鮮、古巴的兄弟般餽贈之無比大方、慷慨，也可以看得出來。

中共和它的政府不但國庫充盈，傲視全球；並且有豐厚的黨產、小金庫。例如，換領身份證，香港人是不花一分錢的。但偉大祖國卻對每一個主人翁收取二十至八十元不等的「成本費」和「服務費」，按十億人每人二十元計，僅此一項便是二十億。所以，即令李先念復活，他也不能再有理由耍那種「要命一條，要錢沒有」的無賴、痞子、流氓相了！

一百多萬右派分子以及他們的遺屬，其它如土改、鎮反、三五反、反胡風、肅反、反地方主義、工啇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四清、文革、六四事件、宗教迫害等一切政治運動的受難者、受害人，都要理直氣壯地對中共大喝一聲：

賠我的命來！

賠我的青春來！

賠我的幸福來！

賠我的錢來！

————————————-

附：空軍後勤部政治部《一九七九年政字第0一九號關於歐陽靜戈同志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石貝提供)

空軍黨委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黨秘字0一七一四號批覆，確為極右分子。總政治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批示，撤銷原有職務，轉交地方實行留用察看，由衛生技術五級降為醫生三等十級。主要依據：

一， 對三反、肅反

六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小組鳴放，說「三反時，我在民生醫院，運動開始，先整一個會計，以後他就上吊自殺了，為什麼？死得不清楚，臨死前他還同我說，他沒什麼問題，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難過。當時無人為他說話，而說他是畏罪自殺。以後就輪到我頭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沒強姦婦女之罪，什麼罪狀都有了。對我採取了各種刑罰，不當人待，先是採用車輪戰術，以後又將我囚進牢內一個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裡通信，四個人監督，不准動，不准說話，一天只給兩個窩窩頭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兩次，放風也不准。我的腿都腫了，也不准洗澡，四，五個人用一盆水洗臉，真是有苦難說。還逼著我十二歲的女兒給我寫信，叫我交代，不承認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麼？多殘酷！不是人的滋味。不過，我幸運地還活著，而上海、重慶等地方都有我們的同胞死了。」(此時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產黨最大的缺點就是對人民太殘酷，對高級知識分子虐待。中國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幾千幾萬，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有的人得了神經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種現象。上海、重慶的朋友談他們那裡三反、肅反，也有這種情況。這可見不僅是我們這裡一個地方這樣。」

「《憲法》已頒布，而肅反何嘗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後世世代代不要發生這樣殘酷的事了。有人說國民黨殘酷，而共產黨有怎麼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希望運動本著良心，和風細雨講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後，在適合的場合下面給摘帽子，我的貪污帽子，至今還沒摘掉。用口袋來對待知識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應該給他們摘帽子，不然子孫都要背上一個包袱。希望領導上注意團結，過去損害了許多同志的尊嚴，這主要是幾個運動把一些干部弄得頭暈了。」

「共產黨說話不算話，民航局邀請我來是當院長，有小汽車，較好的房子，每月三千斤小米(三百元人民幣)。三反後，我成了普通醫生，連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現在我不是共產黨員，當院長是不可能了，就連進修也去不了，因為我既非黨員又非軍人。肅反也是，弄得一塌糊塗，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肅反一團糟』的說法。我這些話一直不敢說，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受到什麼遭遇。」

六月五日在小組鳴放時說，「我們單位的政治空氣不濃，除了政治運動外，其它時間無協理員也可以。共產黨一搞運動，別人就得跟著走，否則就是有問題。運動一來，令人有老虎臨門之感……在運動中，有的人自殺了，有的被整得半瘋半癲，身體也搞垮了。在門診部的病人中就有公開說是「三反、肅反所受的刺激」。我希望以後不要用恐怖的手段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過去，我有顧慮，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員會，如果有報復，可以向該組織控訴。」

二，與社會上右派共鳴

讀葛佩琦反動言論後說，「共產黨善變，去年中央指示照顧高級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配有彈簧床，轉椅，派公務員送水送飯，今天精簡節約，又取消了公務員，連老教授的開水都沒有人打了」，並說，「人家還享受了幾天，我們就更冤枉。」

讀章伯鈞，羅章龍言論後說，「章羅言論可能有正確的地方」，同意儲安平「黨天下」的說法，認為「十二個副總理中民主人士有一兩位可以勝任，不無理由」。

讀反擊右派分子的文章後說，「人家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是好的，言者無罪嘛，而現在反擊是否恰當？」

對運動中把人關起來，抄家，他表示不滿，認為「違反《憲法》」。

複查意見：歐陽靜戈同志在三反，肅反中被審查，被關押，被抄家，降低了職務待遇，但是，並沒有查出什麼重大問題，這些錯誤作法是違反政策的，事後又沒有很好的作善後工作，所以有怨氣，在幫助黨整風之際，對三反，肅反運動發表了一些錯誤言論，並非惡毒攻擊，從他的一貫表現來看，是愛國的，全國解放時，親友來信動員他出國，他自願留下不出國，參加革命工作後，工作表現較好，一九五六年對針灸工作鑽研有成績，被評為空後直屬單位先進工作者，授二等獎，其根本立場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符合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六不劃中第二條規定，「偶然講過類似右派的話，現在已經承認錯誤，而在歷史上一貫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魏錦國(空後副政委)、李建辰(空後政治科保衛科科長)、蒲增明(空後政治部組織科科長)、馮造興(空後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