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解放軍報》18日發表題目叫做《必須堅決抵制所謂軍隊國家化主張》的文章，措辭強硬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文章稱，一旦軍隊國家化就會“取消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抹殺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這兩條反對軍隊國家化的理由。恰好是政治改革的關鍵所在。《解放軍報》的這篇文章，實質就是拒絕政改，堅持野蠻意識形態的自白。因為這篇自白，之前講的“民主是個好東西”，政治改革已經在悄悄地進行；一個接著一個的親民舉措，一次又一次的含著眼淚；為民眾的貧窮，為農民工的工資；其實，都不過是作秀罷了。作秀者們從來就不會認真去想一想，作為一國政府首腦，你擁有行政權利，也有司法機構，他們都是幹什麼吃的？沒人會相信你的眼淚。不過，“暴君有時也要裝成一個國王應有的樣子，或者裝出國王應有的品德，以此來維持自己的王位，精明的暴君更是經常想方法去贏得富人或窮人的同情。”（亞裏思多德）上面所說的諸多作秀，正是要表明他們的精明，而不是他們的愚蠢。《解放軍報》這篇文章，卻把他們“民主秀”的局攪得稀爛，使他們陷入難堪的境地。因為他們至今還不好意思公開說：“槍桿子是個好東西。”那豈不是把暴力崇拜者的面目暴露無遺？最後弄得自己連“和平崛起”的幌子都不好意思搖了。

所謂軍隊國家化是“取消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本身就是屁話，而且是脫了褲子放的屁話。在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國家元首是你的，最高立法機構是你的，政府還是你的。軍隊國家化了就不是你中共領導了？是對自己執政的信心不足？還是懷疑自己的執政能力？怎麼一下子就從偉光正的自大狂，跌入連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力的自卑中呢？只要是共產黨在執政，軍隊國家化了照樣是你共產黨在領導軍隊，除非他軍隊敢政變。要政變，就是你的黨軍，黨的領導也就是空話一句。尤其那個“絕對領導”，更是令人哭笑不得。你領導了還不算，還要“絕對”。這天底下哪裡有絕對的事情？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講辯證法、講歷史唯物主義嗎？這個“絕對”起碼是對你們那個辯證法的諷刺，是對馬克思老祖宗的背叛。你們一貫號稱“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怎麼一到了軍隊國家化的面前，就只有槍桿子是真，主義反倒成了假的了呢？一副豈容他人染指、估吃霸賒的牛二嘴臉。說你是黨軍，但你卻偏要稱作中國人民解放軍，你既然反對軍隊國家化，那就名正言順地叫做中國共產黨黨軍，豈不省事？既然不是國家的軍隊，那你們就不該化納稅人的錢，中共自己去募集就是。何須在人大裝模作樣地搞個預算，還要通過，多事！是國家花納稅人的錢養起的軍隊，就是國家的軍隊，天經地義。只要共產黨在執政，國家的軍隊就是你共產黨在領導，總不會是那個黑社會的龍頭大爺敢去領導吧？軍隊國家化的要義，就是要求軍隊在不同的政治派別的角逐中保持中立，同時也是杜絕軍隊介入政治角逐的重要保證。這正是一個現代國家能夠穩定、長治久安的不二法門。而所謂黨指揮槍的原則，既是野蠻意識形態的產物，更是一黨專制的怪胎。它不但傷害中國社會，還將嚴重的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黨指揮槍的原則對軍隊的傷害，比起社會對社會的傷害更有過之而不及。彭德懷、賀龍的慘死，林彪的出逃，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無不說明這個野蠻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的傷害是共同的。而軍隊不但不可能是個列外，對它的傷害只能是更極端、更慘烈！更何況，一黨專制本身就是一個非現代的政治理念，一個落後的政治制度，並已經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瓶頸。對它的變革，任何一個有識之士都予以極大的關注。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這篇文章的問世，既不合時宜，也不負責任。

至於軍隊國家化就是“抹殺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更是奇談怪論。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的性質是由軍隊的國家化還是黨化決定的嗎？豈有此理！黎巴嫩真主黨的武裝就是歸真主黨所有，而非黎巴嫩政府所有，你就能說黎巴嫩就社會主義了嗎？巴勒斯坦的武裝力量分別歸屬於不同的政治派別，本質上也是黨化軍隊，你能說巴勒斯坦是社會主義？這本身是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你豈能胡扯一氣？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就連鄧小平都公開承認：我們沒有搞清楚。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主義，子虛烏有的東西，如何抹殺？你說給我們聽聽。

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歪理，在中國鼓吹了幾十年，使嗜權者們如此傾心。從中央到地方，甚至在農村鄉鎮一級的官員，無一列外都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忠實信徒。他們把這個野蠻的政治觀念，延伸到當今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無節制地擴充警力，無制約地濫用警力；用來對付那些失地的農民、下崗的工人，還有那些許多強行的拆遷、上訪的人員。這些暴力論的崇拜者們，從來不懂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以他們的無知不斷地製造矛盾、激化矛盾。難道他們已經無知到種下如此多的仇恨，其後果將是什麼都不懂了嗎？我喋喋不休地說了這麼些看似與題無關的事情，不外是要說，槍桿子崇拜要不得，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更是要不得。正如任仲夷所說的那樣：“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的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任仲夷是中共的高級幹部，也是改革開放的大功臣。若說他人對中共無好感、有情緒，出言偏激，也許是；但任仲夷則不然，他可是一片真情，苦口婆心。

同樣的道理亞裏思多德也說過：“暴君維繫王位的辦法只能取決於臣民們物質生活和道德方面的墮落，他們的軟弱無能和彼此的不信任，他通過密探，刑罰，苛捐雜稅和鼓勵放縱等形式來創造這些條件。事實證明，暴君政體和寡頭政體都不可能長久。”這是2300年前他在《政治學》中說到的，或許這更像當今中國的現狀。而亞裏思多德之後的兩千多年的歷史，更有無數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怎麼辦？是堅持野蠻還是走向文明，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殘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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