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黑窯善後似乎已到高潮。到了高潮,也就接近尾聲了,似乎可以總結一下自己了。
昨天鄢烈山兄寫了篇文章,說他對黑窯事件並不震驚。看了文章,我得承認他的邏輯是對的。冷靜想一想,黑窯事件,原本確實不應在我的意料之外。最早可能是在七八年之前,我就聽說黑窯了。一個河南人告訴我,說他家鄉附近有個磚窯,工人都是拐騙來的,來了之後沒有任何自由,連晚上睡覺,都要把衣服脫光交給工頭看管才能睡,目的很簡單,他們赤身裸體就沒法逃了。他們每天勞動十多個小時,一分錢的工資沒有。還說有幾個想逃的被工頭打死了,屍體拉出去埋在沙地裏,埋的很淺後來還被發現了,但都沒人管。那時我只是一個窮教員,很少與人交往,幾乎沒有任何社會資源。加上那個河南人自己也很恐懼,沒有交代黑窯的具體所在。所以只是跟學法律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彼此除了搖頭歎息,都沒別的法子可想。
這方面我還聽說過更慘的故事。那時收容經濟還挺繁榮的,被收容的“無證人員”,一般的下場是到挖沙場當勞工,實際上就是奴工。據說年老體弱的,沒有壓榨價值的收容物件,就讓鐵路方面押走。鐵路方面把他們押出省界後,往往一腳把他們從正在行駛的火車上踢下去,他們往往因此致殘。
再過幾年,我離開大學去了北京。北京員警找我交流思想,我不勝其煩,曾提示他們,不妨把找我的精力,用來給農民工討公道,比如那些被踢下火車的農民工就很需要他們。但員警聽了只是笑笑,說他們也沒辦法,敢這麼幹的都是有背景的,他們去了也對付不了,甚至可能自身難保。
報上的黑窯報導,不是經常,但偶爾看到。那些報導常常神龍見頭不見尾,故事開了頭,再就沒下文了。老實說,我也沒有追問的興趣。為什麼呢?慢慢我就覺得平常了。
這就是說,我已經逐漸麻木了,有了一種審惡疲勞。剛開始出校門,到北京一家雜誌社,那時很衝動。因為到了北京才知道,原來中國那麼多的罪惡,那麼多的苦難。不斷有訪民找到我的雜誌社。於是打抱不平,介紹了幾個冤案給主流媒體,幾個冤案居然也報出來了。但結果我發現,報導用處不大,地方政府開始會緊張一下,但媒體關注的時間總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的起,拖到媒體不再關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臉,苦主這時一點轍沒有。這樣一來,非但幫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誤了苦主。媒體報導給了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似乎解決問題有希望,事實上他們沒有希望,他們早該撒手。但媒體給了他們幻覺,他們就更來勁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們投入的、即浪費的生命成本更高。
經歷的這種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當初的衝動,往往下意識地回避訪民。回避不了的,就盡可能把嚴酷的現實告訴他們,讓他們不要有任何幻想,勸他們早收手,早回家,早點恢復正常的生活。解決他們的問題需要無限的時間,但他們的生命是有限的。更可怕的,或者說最可怕的是,他們往往不只浪費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甚至往往拖家帶口,把自己該上小學、該上中學的孩子也帶上,把孩子也完全耽誤了。我曾經幫過的一個農婦,她的幾個孩子就一直跟著她多少年風餐露宿。她的事情見報後,她好多次帶著孩子到我辦公室道謝。第一次見到她的幾個孩子時我真的太震撼了,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把孩子也陪進去?後來她再帶孩子來,我能躲就儘量躲著她了。
講這些是什麼意思呢?講這些主要是想講清楚一點,沒有羅賓漢了。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都是卑微的,無力的,無奈的。根除那麼多的罪惡和苦難,這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的責任,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能夠勝任的。
北京幾年,徹底粉碎了我的自大狂。我不再相信自己能幫的上誰了。非但如此,我發現好心幫人有時反而起反作用。這個判斷應該是大致不差的,我的朋友何三畏就正在印證我的這個判斷。他也是熱心快腸地要幫廣州的一個農民工,鼓勵那個農民工要敢於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人家聽他的,就把老闆告上了法庭。到了法庭才知道,農民工告狀成本巨高,3000多塊錢的訴訟費,對白領可能不算什麼,但對農民工可能就是半年的總收入。那個農民工咬咬牙交了這3000多塊錢,卻什麼結果都沒有,跟老闆的關係卻更激化了,更站不住腳了。
維權就是走媒體路線,就是走法律管道,鬥爭,對抗,這是我們很多知識份子固有的理念。不排除群體性事件這一套可能管用。但個體遭遇的不平,這一套基本無用則是可以大致確認的。基於這種認識,我漸漸的就生長出一種審惡疲勞,能不介入的苦難和不平,盡可能不介入。
正是因為這種心態,當媒體最初報導山西黑窯事件時,我沒太在意。新京報第一時間向我約稿,要我點評山西黑窯,我拒絕了,這種事早就不新鮮,我能說些什麼?這就是我當時拒絕新京報的理由。但最終這件事還是激怒了我,我最終還是不能不發飆了。
最早激怒我的是新京報的跟進報導,報導說,窯主僅僅被判15天拘留。直覺告訴我那是嚴重的刑事犯罪,起碼涉及非法拘禁,強迫勞動,故意傷害,甚至故意殺人,怎麼15天拘留就算了結了?當時我就把這則報導貼到了報社內部網,建議編輯部做頭版,建議記者追蹤報導——其實我這是馬後炮,編輯部已經做了頭版安排,記者也已經在火線了——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我當時還承諾,如果本報報導出來,我力爭做社評。
很快本報頭版就報導出來了。一氣讀完報導,一股血直往我腦門湧。奴工也就罷了,在我意料之中,我沒想到居然還役使童奴。連幾歲十來歲的孩子都下的了手,還有什麼下不了手的?這種人不是畜生是什麼?
盛怒之下,當晚就寫了《山西奴工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叛亂》的檄文,可以說是一揮而就,從開筆到結稿也就半個多小時。寫完了關機睡覺,打算次日投給南都評論版。但在床上睡不著,想來想去,南都再生猛也不可能發我這篇文章。既然紙媒發不出來,何不如乾脆第一時間上網?
因此從第二天起,幾個大網站都有了我那篇檄文。我希望網上瘋狂轉載,我要首先把山西奴工事件的性質確認下來,那不是普通的事件,居然在文明時代還要復辟奴隸制,而且是比奴隸制更殘忍的地下奴隸制,完全把人當牲口的地下奴隸制。這難道不是反文明,反人類的顛覆性事件嗎?難道不是對我們的公共安全的最高級別的威脅嗎?所以我把它定義為一場叛亂。我希望盡可能多的網友讀到我的這篇檄文,清楚事件的嚴重性。
現在看來,我的目的是達到了。那篇檄文,以及我後來呼籲軍管洪洞縣的另一篇檄文,幾個網站的直接點擊量加起來大概有50到60萬,還不算大量的轉貼。接下來的作用當然跟我這兩篇檄文就沒啥關係了,而只能歸功於整個公共輿論。從定性為非法用工、勞資糾紛,到現在終於不能不承認是黑惡勢力作奸犯科,不能不承認是嚴重的刑事犯罪,並且承認需要全國普查,這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靠強大的民意、靠強大的公共輿論的直接推動。事件的真相不能說已經都揭示出來,真相或許還很遠。但就我們已經知道的來看,事件的性質已經是不容爭辯了。山呼海嘯的公共輿論尤其是網路輿論,已經擺明:誰要想在事件的性質上搞走私,玩花樣,肯定無法完全得逞。非要一意孤行,很可能要把整個的信用賠進來。這個風險成本太高,所以,僅僅定性為非法用工、勞資糾紛的嘗試,最終還是不能不放棄了。
這麼長時間輿論一浪高過一浪,總也平息不下去,這種景觀是近幾年少見的。以往每當輿論達到高潮,相應的管制措施馬上會跟上來,輿論高潮馬上就會平息。但這次不同。這次民憤確實太大了,是個人都不會容忍。這種情況下,赤裸裸的封殺誰都不好意思,是個人都不敢赤裸裸地直接封殺。所以直到現在,最高級別的管制措施,也不過是要引導,不要炒作,如此這般,大意無非是你們可以說,但你們能不能有話好好說?
我們曾經是原子式的分散的個人,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處於分散之中,所以我們才卑微,才無力,才無奈。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互聯網成了最強大的粘合劑,正在把我們黏合在一起,把我們的現實生活也變成每個人可以互通互聯的巨大網路。我們終於可以開始形成合力,我們終於開始有力量,我們終於可以影響我們自己的生活,可以部分地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有了力量,還需要理性地運用力量。盲目的力量是嚇人的,會把人家也嚇得盲目起來。畢竟,中國還沒有完全告別國家主義時代,最強大的資源,還是在國家機器掌握之中。所以,既要顯示力量,保持足夠的壓力,使其不能不有所忌憚,有所節制,但也不可過分激越,不要刺激野性。野性真要爆發出來,還是非常恐怖的,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那種只求一時痛快,要沖決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飆做法,看起來似乎很徹底,很英勇,其實要麼是天真爛漫,要麼是別有用心。一方面,一點點地擴張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互聯網,讓盡可能多的人互通互聯,一點點地為社會積攢力量;另一方面保持足夠的理性和克制,既要爭取盡可能多的讓步,又不要指望自己全贏,而是要留一點空間,要給一點辦法,要給一點退路,不要把人逼急了,不要撩撥野性。這方面,我們過去的代價已經夠沉重的,該變得聰明一點。
不放過任何博弈的機會,但每次博弈都應該是恰到好處。就這樣穩健地博弈下去,不僅能博弈出規則,而且能博弈出價值。比如要把人當人,不可以把人當牲口,把人當牲口最終要付代價,這樣的常識,就會因著此次黑窯事件而最大限度地深入人心,並直接反映到以後的規則修改之中。博弈不僅可以推動規則上的進步,更可以推動價值上的進步。而價值是什麼?價值就是方向,價值就是靈魂。過度物化的當下中國,最缺的就是價值,最缺的就是方向,最缺的就是靈魂。而要補救這一切,端賴博弈。
博弈在黑窯事件善後的全過程中,一直在推動進步。這麼說不是慶功,不是喪事當喜事辦。的確,博弈推動的這點進步是很可憐。不能把人當牲口,不能搞地下奴隸制,到了21世紀我們還竟然需要討論這樣的問題。但沒辦法,現實就是如此,甚至還要嚴峻。黑磚窯可怕,黑煤窯不可怕?黑作坊不可怕?在各個中心城市隨處可見的,把拐騙到手的小孩當乞討道具不可怕?其中還不乏故意把健康小孩弄殘的。我們與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惡和苦難其實一直朝夕相處,我們與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惡和苦難常常擦肩而過。還有很多更可怕的罪惡和苦難,甚至是我們明明知道卻現在根本無法討論的。我們的這個世界並不是更壞,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它一直就是這個樣子,只不過我們已經習而不察。山西黑窯事件不過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刺激了我們,驚醒了我們,讓我們明白了我們真正的處境。
所以我才同意鄢烈山兄的判斷,我們的確沒有什麼好震驚的。當初的震驚,現在冷靜的回顧起來,的確顯得有些可笑。我們的進步就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起點。這很無情,但這就是現實。我們不是從零開始,我們根本就是從負數開始,我們的最低綱領因此只能是首先怎樣消滅負數。這就註定了,我們現在的所有進步,都只能是一種可憐的進步,一種悲哀的進步,一種讓人心酸的進步。但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只能有這樣的進步,所以即便是這樣的進步,我們也需要,也必須花大力氣去爭取,一丁點這樣的進步也不可以放棄。
看透了這一層,就知道怎麼給自己定位了。不求一定要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只求不斷地推動,有一點點推動都是成就,都該高興。用伯恩斯坦的話說,即運動就是一切,目標是無所謂的。無所謂目標,也就不容易失望,更不至於絕望了。就這樣做一頭老黃牛,不急不躁地堅韌地拉車,拉這輛有著幾千年專制歷史的老牛車。或許這輩子根本到不了終點,那沒關係,那就慢慢享受過程吧,拉著,並且快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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