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6月19日】最近同濟大學校長、致公黨中央副主席萬鋼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有消息說，無黨派人士、血液病專家陳竺也將出任衛生部長。於是引出一波熱評，諸如“中央權力架構的大膽創新”，“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協商民主的實質性”，“充實了多黨合作的內容”，“具有破冰意義”，“回歸”、“發展”、“信號”、“新模式”等等，不一而足。以筆者見解，萬鋼入閣毫無新聞價值。媒體所以熱炒，如不是中共自拉自唱，故意營造“和諧”氣氛，就是一班涉世未深，自作多情的人們盲目隨中共指揮棒起舞。

毛主席教你如何做民主人士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拜日寇侵略之賜，中共總算起死回生，且羽翼漸豐。但面對強大的民國政府，要改天換地，獨攬朝綱，畢竟力不從心。恰逢此時，心懷各種盤算的朝野叛逆，糾合成“第三勢力”，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國家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為首的就是民盟、民革和其他雜七雜八的小團體。毛澤東見狀大呼天助我也，遂命重慶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於1945年1月26日全文發表“民主同盟宣言”，並於2月12日手諭延安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全文轉載，4月24日毛向“七大”提交書面政治報告，題目就是“論聯合政府”。這本是毛澤東“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故伎重演，可惜民盟民革諸公不知是計，為求杯羹，隨聲附和，遂使毛得售其奸。

兩年半以後，形勢大變，中共在內戰戰場上取得優勢。毛澤東開始對聯合政府的承諾反悔。據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毛在1947年11月30日致電史達林，稱：全國勝利即將到來，在未來的、新的中央政府中，擬將所有民主黨派人士全部趕出去，建立清一色的中共政府。但他的這一構想未獲史達林批准。加之1949年10月中共建立政權時，基礎不穩，人才短缺，還有將近一半國土在民國政府手中，這也迫使中共不敢冒然撕毀承諾，故“安排”了相當一批“民主人士”進入它的政府，不僅在63名中央政府委員會中，“安排”了31名非黨人士，在34個部、委、院、會、署、行中安排了15個正職，而且安排了2名副總理，3名副主席。各省市政府機構也安排了大量民主人士。毛澤東這樣做是承受了黨內很大壓力的，許多“老革命”就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不過毛澤東自有他的“戰略部署”。

讓非黨人士入閣做官，犒賞的意味相當明顯，並不是“分享權力”，也不是什麼“合作”、“協商”。但不知道是智商太低，還是揣著明白裝糊塗，這班聲名赫赫的“民主人士”上任以後忽然發覺自己只是個擺設，人事、財務、決策大權均在“黨組”，自己的任務不過是出席各種公開會議，或者黨員幹部去聽報告時，留在辦公室接電話。有人開始吵鬧“有職無權”，章伯鈞甚至說：“我這個部長，就是守靈牌。”相當不識抬舉。

毛澤東甚為不悅。國民黨沒給你的官我給了，國民黨沒給你的汽車、洋房、秘書、警衛、司機、廚師、保姆我一概都給了，現在還要假戲真做，要起“實權”了！毛澤東不慍不火，趁1954年召開首屆人大之際，全部拿掉非黨的副總理和大部非黨部長。有幾個在國民黨時代桀驁成性的傢伙不識時務，大批“黨天下”，還要“輪流坐莊”。偉大領袖揮巨手，反右加文革，非黨部長個個灰頭土臉，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有的生不如死。他們的這個“盟”那個“會”，全部關門大吉。其“黨中央”有的成了革命幹部的“宿舍”（中共不稱公館或官邸），有的成了招待所，有的成了街道革委會。忍辱含垢功夫到家的降將傅作義，看看左鄰右舍，孤身一人，甚覺無味，於1972年10月17日知趣地辭去了水利部長職務。至此，中共剷除了政府裏全部非黨人士，實現了徹底的大權獨攬。此後“民主人士”們變得乖巧玲瓏，個個成了童養媳，說話看婆婆的臉色，做事聽婆婆的口氣。久而久之，歷練功夫，爐火純青，發言表態即能聽出不是黨內，立場觀點又非黨外。毛澤東終於教會了他們如何做“民主人士”。
屈尊做花瓶

平心而論，1949年進入政府機構的非黨人士，個個都是貨真價實的政治家。他們能在中共政府佔據一把交椅，當之無愧。

有的影響大。如中央政府副主席宋慶齡，是孫中山夫人，向有國母之稱；衛生部長李德全是馮玉祥夫人，在婦女界享有威望；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夫人，老同盟會員；最高法院院長沈鈞儒，司法部長史良，糧食部長章乃器，地方工業部長沙千里都是名噪一時的“七君子”成員。

有的帶“伴手禮”。副主席張瀾獻出了民盟；副主席李濟深獻出了民革；水利部長傅作義獻出了北平城；交通部長章伯鈞獻出了農工民主黨；輕工部長黃炎培獻出了民建；教育部長馬敘倫獻出的是民進。

有的原就是自己人。文化部長沈雁冰（茅盾），副總理、文教委員會主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都是中共早期黨員，後因各種原因“留在黨外”。地質部長李四光也和沈雁冰、郭沫若一起在1958年脫去了黨外人士的外衣。

上述人等，叱吒風雲，名震遐邇，均非等閒之輩。其中不乏胸懷大志，欲展宏圖之士。但進了中共政府，卻如虎落平陽，鷲入樊籠，皆屈尊作了政治花瓶。不甘寂寞者嚷嚷“有職無權”，不識時務者攻擊“黨天下”，心有不甘者主張“輪流坐莊”，個個落得人不人，鬼不鬼。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昔日或桀驁不馴，或寧折不彎，或自持清高，或孤芳自賞，如今都顧不得了。胸前掛上“委員”“代表”的榧子，一本正經地“參政議政”。寵物既然在主人懷裏，自然也就是“主人”了。

甘心當玩偶

現在是“新時期”，國民黨已成歷史名詞，對立的國共兩黨之間存在中間黨派和人士的歷史條件完全消失，但中共為了粉飾一黨專政，又人工“製造”出一些“民主人士”，再授以高官厚祿，以裝點門面。這批人沒有內戰時期民主黨派的建樹，也沒有父輩們的人望，兩手空空，無功受祿。他們的父輩攜重禮入閣，尚且只能做“花瓶”，這些後生們怕是求做“花瓶”而不得，只有甘當玩偶了。

以原北平市長何思源的女兒何魯麗為例，做了二十來年兒科醫生，默默無聞，對中共並無尺寸之功。忽然被統戰部列為第三梯隊，於是副區長、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竟然當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她的一切都是“黨”給的，除了對“黨”俯首貼耳、聽憑擺佈，還能對她有什麼指望呢？

問題還不止於此。共產黨是一個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既得利益特權集團，與其同流而不合汙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些黨外人士做了高官，好事沒做一件，共黨官僚飛揚跋扈、欺壓民眾、為非作歹那一套倒是一學就會。原中央政府副主席、民革主席李濟深的兒子李沛瑤，原本是南昌飛機製造廠的一名工程師，“為人忠厚，口碑很好”。可是一步登天做了人大副委員長以後，很快變成作惡多端的共黨惡棍，先是嫌棄糟糠之妻許克坤，長期分居，繼而強姦保姆致其懷孕，後又翻臉不認，將其逐出家門。其警衛戰士，保姆之兄，性情剛烈的農民兒子張金龍，對此奇恥大辱忍無可忍，遂於1996年2月2日四時許將其亂刀戳死。

共黨政府是一個未經人民授權的非法政權，又壞事做絕，它必須時刻戰戰兢兢，小心防範被人推翻。這決定了它永遠不可能與圈外人士分享權力。就像德國納粹黨、義大利黑手黨、美國三K黨、哥倫比亞麥德林集團不可能與“黨外人士”有什麼合作一樣，共產黨不可能允許黨外人士有任何作為。入閣的黨外人士，可以不做事，可以做壞事，就是不能做好事。萬鋼們不強姦保姆我們就大喜過望了。

未知的謎底

也有另一種可能。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人人皆知是個“紅色資本家”，可是他2005年死後覆蓋的是二號黨旗，這是只有一定級別以上的共黨官員才能享受的哀榮。原來他從1951年6月開始先後4次向陳毅、柯慶施、周恩來等提出入黨申請，最終於1985年7月經萬里、彭沖介紹入黨，並於次年進入人大黨組，但為了“工作需要”，一直對全國人民保密。全世界都認為中國有一個非共產黨員的國家副主席。

看那萬鋼，早年當過知青，雖然家庭成分不好，卻被選為生產隊長，高考恢復之前，就被貧下中農推薦進大學做了“工農兵學員”，1985年首批公派出國留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切如果沒有過硬的政治條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個合理的推論是，此人說不定早就被“納新”，只是“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實為便於欺騙公眾）循郭沫若、沈雁冰、榮毅仁、趙朴初之慣例，以非黨員身份出現而已。要想知道這個謎底怕只有等萬鋼先生百年之後看他覆蓋什麼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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