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八九年五月中旬連續兩天的聲援廣場學子，我的嗓子嘶啞的說不出話了，再加上那幾天氣溫的驟然變化，我渾身疼痛陷入輕度中暑和傷風感冒的狀態。儘管事後戒嚴令頒布和毛澤東畫像被人污損等重大事件，我還是沒有能力和慾望親自再去廣場看個究竟。

五月三十號，聽說廣場要樹一尊《民主女神》的雕像，還聽官方電台說這是「未經審批的違法建築」，我揣摩著這個塑像不能保持多久，所以還不等身體完全恢復，便趕緊再次趕赴30公里開外的天安門廣場。

在廣場我四處搜尋結果根本沒有看見傳說的塑像，逢人便問傳說的《民主女神》雕像在哪，很多人說正在尋找也是來看這個塑像。好不容易詢問到略知一二的一個廣場大學生，他說也是隱隱約約的相互傳說是在廣場東側附近。我重複回轉再去東廣場，還是只看見類似駐紮在廣場的學生簡易宿營地，只是多了一點凌亂的腳手架散落周邊。到了下午才碌碌續續的感覺是在裁減和安裝什麼白色的材料，面積不大的框架內到處都是彩旗和稀奇古怪的材料，只有代表各個藝術院校的彩旗和整個廣場形成同樣的格調氣氛，微風吹拂隨風擺動，給人一種心曠神怡的暇逸聯想。

六月二號，我約了幾個同學再次趕赴廣場，來到人潮如海川流不息的東廣場，很不容易的擠到跟前近距離的仔細觀看了號稱是中國第一的《民主女神》。端詳細看很有些失望，儘管沒有近距離的看過美國那尊《自由女神》，但在眼前看見的這個《民主女神》不管從那個方面和《自由女神》相比，從心理上的期望還是造型、規格、材質、色彩等，感受出來的氣勢、味道、　象徵和寓意怎麼都不能相提並論。當然，既來之則安之，拍幾張彩色的照片作為一個事件的留念，還是非常值得和很有意義的。

六月三日一夜槍聲，六月四日震撼世界，六月五日的國內電視，我和我的同學們分明看見的是坦克在夜幕中，衝撞並推倒了潔白的《民主女神》塑像，但是以後的畫面資料卻又不是這樣的場景。我們驚呼難道這樣的事件還能再來第二次嗎？不過因為這個鏡頭的差異，導致了我們這個成人院校的同學們產生更大的疑問，為什麼要變？這個變的後面還有什麼更多的文章將會發生？同時，我也因為是少有的幾個目擊了這個塑像並且還拍攝有《民主女神》照片的證人，所以我的那張《民主女神》的底片成了大家關注的話題，很多同學相互傳遞並委託轉告，期望我給他們加印作為贈送的禮物，帶回各地送給自己的親朋好友或者同事知己。
那個時候有部相機又能拍彩照還是稀罕的人物，我也樂此不疲很高興的願意被同學們這麼看得起無怨奔波不辭辛勞。結果這張

《民主女神》的底片和精印出來的彩色相片，前後共進相館三次，先後加洗了120張標準5寸的彩色照片。

畢業後回到單位，很多知道我有攝影愛好的同事都曾問我有沒有北京的照片。那個時候談論六四已成為敏感和恐怖的話題，要說也是悄悄的還要和心眼好、很熟悉的朋友之間小範圍的述說。就是如此謹慎小心從事，我還是未能逃脫人性的構陷，最後因為和國營企業黨委書記的關係處的非常不好，定性為在單位傳播和議論六四事件和傳閱六四資料，在殭化保守的國有體系下成為權利鬥爭的殉葬品。隨後我被排斥出儲備幹部候選梯隊資格體系，發配到師局黨校成為一個傳播虛假理論的精神吹鼓手。

在黨校的講台憋了一肚子怒火和委屈，乘著六四元兇南巡後倡導推行市場經濟的開明開放氣息，放開膽量我把《民主女神》的照片委託熟人，再賦簡短的幾個詞彙複印了50張，當六四來臨前的一個月，用匿名分別寄往國內知名的大專學院二十餘所。到了1993年的同一個時期，如出一轍再次向全國十餘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投寄複印件，結果還是風平浪靜沒有絲毫反應。到了1994年，膽量增加到忘乎所以的境地，給英國B B C 廣播電台北京辦事處也投寄了一份，不但做了署名而且還把個人聯繫地址也附在複印件上。

1995年3月3日早晨，我高中的同學（我知道他的職業和身份，是我所在師局的政保官員）和三個不認識的年輕人來到工作單位的辦公區，其中一個還是本地的少數民族模樣的年輕人。我和他們正面偶然相遇（剛開學正在清理辦公室衛生），那個高中同學的表情非常尷尬極不自然，身邊的三人也有些滯納的眼神被我瞬間領略。儘管他們在我注目下去了校長辦公室，但是敏感的神經告訴我，他們一定是來找我的。

沒隔多久，滿臉緊張、困惑還有一點惋惜神色的常務校長來到我的跟前，悄悄的和我耳語約我去他的辦公室。我跟著他身後掂量著應該怎麼應對，也保持了冷靜的心理走入他的辦公室。其中不認識的又是年齡看起來最大的，和我年齡也差不多的那位劉科長，主動出示了他的工作證介紹了他的工作單位，以及這次來找我的主要原因和他們掌握的與我有關的基本信息資料，期望我能配合更能主動坦誠的進行交流。我當時沒有細看他們的證件只是在數次的交往過程以後，知道了他們是地區安全處某科工作人員。

我一向沒有那個耐心磨嘴皮，沒有幾個回合我就採取主動回應的態度，用承認掌握的、轉移模糊的、淡化未知的應對原則，如數家珍的交代了自己給新疆大學學生會投寄匿名，還有給英國駐京新聞機構投寄署名信的全部過程。在校領導和師局政保的協商分工後，做出對我監視居住六個月的刑事處理，以及我的出行範圍、日常工作，還有這個問題沒有做最後處理之前的保密性等等要求提出詳細的吩咐。我沒有做出任何反抗和言語性的疑問，欣然接受了他們初步的處理決定。

當夜，我回到家中迅速把《民主女神》的底片和所剩不多的複印件趕緊藏匿起來。果然沒有幾天他們一行十餘人在單位領導的陪伴下，出示了一個搜查證後開始對我的家來了一個底朝天的全盤顛覆。登記核審了地面衛生接收站以及購買發票和購買地點（但是沒有查扣沒收），其次對我在六四前後所拍的和廣場有關的私人照片以及存放照片的影集，出示清單後予以沒收，還有80多張彩色底片一同拿走。最後還有把我在學校期間做的課堂筆記、讀書摘要小冊子等也隨意的拿了幾本。我刻意索要收藏的《醜陋的中國人》和溫元凱先生的《改革思維意識》單行本也倖免於難，在第一次的抄家後就再也不屬於我了。估計當時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取走的底片裡面沒有《民主女神》的底片，不經意的只問了一下複印件怎麼一張也沒有了，是不是我做了隱匿，我說我還沒有那麼聰明。

隨後，不大的學校風言風語，攪得我心神不定一籌莫展。隔了很久他們似乎又突然想起了我，結果來了更多的人蜂擁而入再次來到我的家，翻牆倒櫃卸走了我的地面衛星接收站，還有短波收音機。臨走還惡狠狠的威脅我，如果不把《民主女神》底片找出來主動上繳，他們會給我安排一個地方逼我說出來這個底片在什麼地方。這個期間他們時不時的出現在我的工作地點，甚至有的時候是帶一副墨鏡和鴨舌帽，好似真的影像中出現的那種特務造型，晃動在我的眼前還有我正在授課的課堂上。

臨近放假的七月，他們又一次突然光臨我的辦公室，客氣的交談了一些人性感情的話題，試探性的問我有什麼想法和準備，估計會對我採取什麼措施，心理承受和可以接受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我說還是想到農場去，只要我可以作主再和經濟掛鉤，那怕承受的競爭壓力和政策風險都很大，我也可以接受。我坦誠相告，其實我的性格和能力更喜歡、更適合做企業管理類型的工作。沒想到談完之後他們再次提出要到我的房屋去看看，我毫無戒心的允許他們沒有任何手續的走入我的私人天地。又是一番仔細觀察和搜查，這次主要是書籍和日記，結果他們如獲至寶笑著眼開，把我早已封存在箱內，寫了十年的日記也認真地查閱個徹底，十幾本日記單單就把88至89年撰寫的本子不出手續的就給拿走。

九五年九月九日是教師節，電信搞活動優惠教師的初裝費，我省吃儉用節約了1200元安裝了黨校第一個私人電話。結果電話剛剛接通消息靈通的安全人員就來了，裝模作樣的問了我的電話號碼和申請安裝過程，還說要到我家給家人打一個私人電話，我說可以，剛剛起步他又轉意，說還是到黨校的辦公室去打好一點，我沒有挽留也沒有客氣。事後20天的月底，我接到降職處理調離黨校返回農場。對此我毫無怨言但也不准備接受，因為有這個《自由女神》的照片和底片就給我莫大的安慰和精神鼓舞。

九六年元月八日，我帶著這個照片和底片，踏上人生生存的流亡路，一路狂奔由西向東。不經意停留在成都後，時不時的拿出這個照片回味自慰，尋找往昔的激情和歲月，在孤獨和迷茫的心靈碰撞中感受煉獄的滋味。在成都我用《民主女神》找到了昇華的寄托，找到了知心的朋友，找到了認識她、觸摸過她，還深深眷戀著她的那種永遠不會割捨的致愛親朋、信仰同道。

一九九九年五月初，我再次精細放大了一張七寸的《民主女神》，在成都暑襪街的郵政總店用國際掛號，外加一張自由亞洲廣播電台聽眾收聽建議調查，合併寄給了電台《不同的聲音》著名主持人谷紀柔女士，還囑托一定要把這張照片轉交給剛去美國讀書的王丹先生。
想不到奇蹟再次發生，所幸災難沒有降臨。三個月後，我再一次撥打接通谷紀柔女士的扣音電話，詢問她有否收到這個來自大陸的國際掛號。她努力的搜索記憶後給我說：收到了闡述十個最佳欄目和人物的聽眾建議，但是沒有《民主女神》的照片。她也誠懇的說感到詫異，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並說會為這個紕漏進行核實調查。她還幫我分析，也許是其他工作人員沒有轉給她，我說也許是進步了的大陸郵政，採取了變通的一個花樣，通過了他們允許的內容，扼殺了《民主女神》的自由出境。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和谷紀柔女士進行聯繫，留下一個懸念等待自由的那一天，歡迎《民主女神》能夠光明正大的坐落在自己的祖國，惠澤和普照所有關心呵護和喜好捍衛她的眾生信徒，讓她永遠高高的聳立在我們心中，還有我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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