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BBC中文網特約撰稿人薦軒）「六一」兒童節到來之際，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現象受到了包括政府總理在內的各界人士關注。

隨著中國離鄉打工的人數達到1.5億，他們留在家鄉、托付給親友鄉鄰的孩子至少已經有2000萬，甚至有報導說已經高達7000萬。

中國曾流行一首歌，叫《世上只有媽媽好》，歌中唱道：「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沒媽的孩子　像根草」。最近中國媒體留守兒童報導的一個標題就叫做「草樣年華」。的確，常年見不著父母的留守孩子無疑成了有媽的沒媽孩子，落得草樣的生活也就不奇怪了。

孤零小草

中國政府的調查認為，留守兒童在生活、學業、心理和安全等方面狀況堪憂，中國警方最近還開始了對侵害留守兒童犯罪的專項打擊。

留守兒童今天成了人們關注的話題，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中國從農村開始的改革使農業生產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達到了至今沒有超越的歷史頂峰。換句話說，改革帶來的制度優勢到那時已經發揮殆盡，農村需要新出路。恰好城市改革開放加快，勞動力需求大增，於是80年代中期也成了中國大規模人口流動的開始。

從那時起，中國農村勞動力以「386199」部隊為主的現象就引起了農業經濟學者的關注，這裡的38-61-99分別以各自的節日代表著婦女、孩子和老人。要說留守兒童的話，中國的第一代留守兒童現在該是二、三十歲的人了，其中不少恐怕又已經流動了出去，抑或也已經留下了自己的留守子女。

浮萍一樣流動的父母，小草般枯守的子女，有人說這或許是中國農民的宿命。然而，中國城鄉二元社會所造成的留守兒童現象，其根源並不在農村。

無奈的留守

在我的記憶裡，「留守」一詞成為流行語始自90年代初一部叫做《留守女士》的電影，講的是丈夫出國闖蕩，妻子獨守國內的故事，頗具紀實色彩的故事背後，是當時的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生活、制度、文化方面的差別以及出國潮中的人們面對這些差別時的無奈。

同樣道理，今天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現象的背後，不也是被經濟改革拋下的農村和飛速發展的城市之間的巨大差別，不也是打工者面對這種差別的無奈嗎？

沒人不喜歡妻兒團聚，共享天倫，然而，有著上千年「老婆孩子熱炕頭」保守傳統的中國農民還是以一億五千萬的規模走出去了，而且在農村留下了幾千萬的孩子，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無奈的抉擇。

他們和孩子聚少離多，那些能找到工作，拿到工錢，又能買到車票，甘冒擁擠勞頓的父母或在新年回鄉看上一眼，很快又得「春運」回打工的地方。能有長輩、親友可以托付的已算幸運，不少年紀稍大的孩子已經獨撐家門。留守兒童中，因無人照料身體傷殘者有之、學業不良者有之，違法犯罪者有之，更有遭親友毒殺和性侵害的案例。

「暫住證」與「暫讀證」

在印度、巴西這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貧民窟是一個社會病。但好在那裏的一家人窮也窮在一起，苦也苦在一起。嚴格的戶籍制度和城市管理，使中國的農民工即便願意住貧民窟也不可得。

父母不想把孩子帶在身邊嗎？可住在哪裏呢？是父親的工棚還是母親的女工宿舍？父母的收入夠在城裡養活一家人嗎？孩子上學去哪裏呢？城裡的學校就算接收，他們也交不起那夠父母掙上十年的借讀費、贊助費。上民工子弟學校吧，哪有啊？就算有，沒準兒哪天就給你關了，還得找地方。地方政府能給孩子的父母辦「暫住證」，怎麼就不能給孩子也辦張「暫讀證」呢？

說到底，還是城鄉的分割。不信有著一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解決不了幾千萬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不用高標準，城市貧民的子女總是有學上的吧，他們的中小學開放給民工子女就讀將是天大的善事，也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途徑之一。

農村：發展的代價？

幫助留守兒童，政府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在一切市場化的今日中國，這樣的問題是永遠無法靠民工自己解決的。道理很簡單：要想讓農民工把子女帶進城，他們必須有足夠的收入在城裡養活一家人，他們需要增加工資；但在轉移出來這一億五千萬之後，中國農村至少還有一億五千萬剩餘勞動力，於是，誰嫌工錢少誰走人，你不幹，後邊還有人排著隊呢。

因此，只要城鄉分割在，只要戶籍制度在，只要這三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只要城市發展不惜以農村為代價的觀念在，留守兒童的問題就解決不了，農村問題就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也就解決不了。

不要忘記，除了這兩千萬留守兒童，外出打工的青壯勞力還留下了五千萬「留守村婦」以及當以千萬計的「留守老人」。粗算下來，十三億中國人中大概有兩億多農村人口處在夫妻分別、父子相隔、老無所養、少無所依的狀態。

天下有這樣的和諧社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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