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
甄鏵先生此文，寫於去年（2006年）的“六四”紀念日當天，是後來由一位朋友轉給我的。此前，我並不認識甄先生。據該朋友介紹，甄先生在上世紀49年前就是一位新聞記者，1956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就讀新聞專業。因此，說起來他還應該是我的一位學長。不久後，我通過這位朋友與甄先生取得了聯繫，知道他已經80高齡了，雖已離休在家，仍念念不忘民情國事。此後，我們又通過幾次電話。從電話裏我感覺到他是一位極富同情心和正義感、又有很高學養的老人。但是，他撰寫的這篇文章在國內的報刊上不可能發表，只能在親朋好友之間傳閱。我讀此文很受感動，於是征得他的同意，決定推薦給海外媒體發表。我告訴他，海外媒體國內看到的人會少一些，但通過“出口轉內銷”，總比內部傳閱看的人要多。
由甄先生此文，我聯想到其他一些事情。如今，離上個世紀的“六四”已經十八年過去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中共當局對“六四”事件實行強制性的遺忘政策。這個政策很有成效，既然能做到在幾乎所有的報刊、書藉、影視上讓“六四”事件銷聲匿跡。正因為如此，多少年來一些良知之士不斷發出“拒絕遺忘”的呼聲。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也曾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即：“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我們認為，一個靠謊言和欺騙來維持的制度是該詛咒的，但要改變它則需要作持久的努力。面對這樣一個制度，一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說出真相”。“真相”是一種力量，“說出真相”是無權者的權力。沒有真相，就沒有歷史的記憶，也就沒有正義與良知。我們熱切地希望，所有海內外同胞都加入到“說真話”的行列中來，使得大家都能夠自豪地生活在真話和真實之中。
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儘管時間已過去了十八年，但當年的那場大屠殺並沒有從人們的記憶中一筆勾銷。我個人每年都會接到很多電話，收到很多信件，不僅有來自海外的，也有好多來自國內的。從這些電話和信件中，我強烈地感受到，“六四”這一頁並沒有從中國的歷史上翻過去，對於很多同胞來說，那場民族的劫難永遠是刻骨銘心的。
我之所以願意把甄先生的這篇文章介紹給大家，不僅因為甄先生是一位資深的老報人，還因為他是一位保持著人性光輝的老共產黨人。我始終認為，今天的共產黨已不再是鐵板一塊；在這個黨內，不乏具有獨立見解、願意講真話的良知之士。他們同樣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2007年5月
甄鏵：何須“怕談以往”？——“六四”那天談“六四”
“六四”並沒有從中國的歷史上翻過去，那場民族的劫難永遠是刻骨銘心的。
老友重聚，正值“六四”，這是巧合。從1989年到今天，17年了。《紅燈記》中李奶奶有唱詞：“十七年風雨狂，怕談以往。”怕什麼？怕有什麼用！李奶奶怕談，還是談了，大談特談了。她是“痛說革命家史”。
歷史已經鑄成，只有面對，抹掉不可能，裝作沒有發生，是麻木、矯情。怕講，是膽怯心虛嗎？當然，認識肯定不一樣，因地位、經歷、品格而異。袁木、陳希同是一個說法，冰心、巴金又是一種說法。一點也不奇怪。“世界上找不到兩片相同的樹葉”。
起碼可以不加評論，談一點見聞吧。
這件事的突發性和悲壯氣氛令人驚詫。
1989年的5、6月份，我在深圳。許多事，時間一長，都忘了，但有的事在歷史長河的浪濤中突現出來，細微末節都記得清清楚楚。5月下旬，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南油”公司的大廳裏看到香港報紙，鄧說：“難免要流血的！”我大為驚恐！數日後，香港幾家電視臺，幾位熟悉的主持人都到了天安門廣場，節目全部打亂了，銀幕上幾乎是全部被北京的政治風雲所覆蓋。最惹人心懸的是“危城告急”，不斷展示北京那方形的地圖，及時反映部隊在城郊進行部署的情況。各大軍區的部隊先後到達，形成兩個包圍圈。人數最少的大概是廣州軍區兩個師。民航停了，空運過去。在報上楊尚昆說：“調動部隊，不是針對學生的。”不解。後來知道是老實話，因為北京軍區的秦某露出一句話來：“我不做歷史的罪人！”於是鄧小平和楊尚昆在武漢部署各大軍區發兵趕赴北京。首都危城告急，形成相互制約之勢，誰也別想輕舉妄動。
立足深圳，那些天看到海內外的動向有幾個“前所未有”：
一是香港的報紙，從來分為左中右，調子不一樣，這時是一個聲音了。以我們自己的《文匯報》、《大公報》為例。“六四”都開了天窗，這時報刊史上罕見的。抗日戰爭中，發生皖南事變，重慶《新華日報》開過天窗。周恩來在“社論”地位寫了幾句話：“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其他似不曾再發生過此類事。這次《文匯報》在社論位置，刊出四個字：“痛心疾首！”《大公報》在同樣位置刊出一句話：“為中華民族同聲一哭！”感情色彩之濃烈，立場之鮮明，無以復加。
二是兩岸同胞，平時只在學術會上碰頭，政治性活動，是互不參加的，這一次兩岸同胞同時進行抗議活動，發出了一個聲音。
三是各大洲海外華人，相約在同一時間遊行示威，如此規模聲勢前所未有。
四是那天夜裏，各國領導人似都通宵不眠，反應之強烈，前所未有。電視充分發揮了傳媒的能量。老布什站出來，他說：“我絕不想說不利中美友好的話，而事情就發生在我最熟悉的大街上（指長安街，他在北京工作時，住建國門外，每天清晨騎自行車在長安街往返進行晨練），我不相信，坦克車能阻擋人民前進的步伐！”撤切爾夫人在倫敦，拍桌子，叫起來。作為首相有點失態了……
我借住在報社的宿舍裏，住一小間，另兩間大些，都是編輯、記者，廳是公用的，有電視、沙發，通宵是沸騰的氣氛，有激憤的吼聲，粗俗的咒駡，文人不文，宣洩心中的憤慨！一個同志跳到桌子上，用毛筆在雪白的牆上畫起了漫畫。畫一個豬頭，但一望而知是李某，圓圓的臉、胖乎乎。報社不乏美術人才。一天去蛇口報看望一位朋友，不料仍是沸騰的氛圍，辦公室全亂了套，在準備集體去遊行示威。後來聽說這報社的負責人緊急出逃。在6月7日，北京的硝煙早已散去，上海等城市早平靜了。深圳卻在中心廣場舉行全市的聲討控訴大會，主席臺正中出現“血債要用血來還！”的大標語。我在窗口向下看去，時在九點多（十點開會），西邊的人流，北邊的人流匯合起來向南走，聲勢壯大，占了中心大街快車道的全部路面。沒有單位的佇列，群眾的這種自發性、組織性是罕見的。這種畫面在深圳怕是空前絕後，我拍下了這個鏡頭。
八月份回到南通，一位負責同志說：“五年之後，大家的心情才可能平靜下來。”
漸漸聽到從北京傳來的消息，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講他的經歷：
他是大學教授，住北京城西主幹道一側的小區裏。他說：“傍晚攙著小孩走在路邊，忽有槍聲，分明看到一個人在馬路中間倒下去，我叫小孩抱著樹不要動，跑過去看看，翻一翻倒在那裏的人，這時一股血噴湧出來，人已經死了。我們趕緊回家。第二天，又出來，只在附近看看，聽說四個大學生，被迎面前進中的部隊槍殺，接著坦克過來，碾成了肉餅、血餅。我去看，發現只有四個手指倖存在坦克履帶之外，還完整的留在那裏，叫人驚心動魄！我當時想，應該用照相機拍下來，可是沒有相機。拍，說不定也會惹事。”
“又一天，在五棵松、木樨地一帶，有些醫院門前熙熙攘攘。有著白衣的醫護人員，示意我進去看看。我走到院子裏，看自行車棚下堆著許多屍體……。另一個街上，一輛公交車橫在路中間，在窗外用繩子吊著一個人，褲子也脫掉了，成何體統！頭上戴著軍帽。老百姓訴說他的罪惡……說是有兩個老太太，曾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開槍……”
果然，時間一年年過去，“六四”漸遠。近些年，偶然聽到人民大學丁子霖，為孩子被打死，聯絡一些死難家屬，申請一個說法。這是被世人稱為“天安門母親”的呼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一種人性——母愛的起碼反映，難免引起海內人士的同情。試想，如果這點聲音也沒有，真的是中華民族之恥！
忽又冒出一個蔣彥永，前在“非典”事中率先斗膽捅出真情，成為美國一雜誌的封面人物，被譽為中國的道德形象。接著又上書，實是網上的公開信，呼籲為“六四”正名。其論據有二：一是，我不過是一個外科醫生，即搶救傷員六、七十人，當然他說得具體；二是，楊尚昆是他的病人。楊是參與調兵遣將的。最後楊說：“我們黨的歷史上，犯的最大錯誤是六四。” 楊說他自己“來不及糾正這個錯了”。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時間一年年過去，“遺忘政策”使所有媒體絕不再談此事。當年六七百“人民日報”的同志集會遊行，前列的橫幅上寫著：“讓我們說真話！”現在沒有聲音了。文化部長王蒙披著綬帶上街，現在沒有聲音了。冰心老人乘一小汽車，在車上掛著橫幅：“學生愛國，我愛學生”。巴金說學生是做我們“五四運動”中應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他們先後去世了。鎮壓學生最積極的陳希同已作為大貪污犯在服刑。當然，他不過是一個代表。其實“六四”為他們創造了可肆無忌憚的樂園。人說，只是他在政治舞臺上還嫩了一點。
余杰有篇文章中說，中國生活在恥辱中，認為幸虧有天安門母親和蔣彥永醫生發出微弱的聲音，給中國留下點面子。
我在數百頁的《天朔大運河勘察設計報告》的最後幾頁上，看到用黑體字排印的首長指示。鄧說：“六四沒有給我們帶來榮譽，我們要切切實實做幾件有益於人民的事，以挽回影響，重塑我們的形象。天朔大運河就是一件這樣重要的工作。”聽說他在臨終前，在家裏還有一番話：“回顧我的一生，有三件事感到遺憾。”第三即談到“六四”。可見他是難以忘懷的。此類事，照例是“出口轉內銷”，不可全信。但不可全不信。聽說這在外邊起了正面作用。
我們理智地想一想，申請平反是對黨的信任和愛護，而實際上，無所不在的“社會道德法庭”，早已為“六四”正名，否則何須“怕談”。既然是“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每年“六四”開個慶祝大會不好嗎！
──轉自《人與人權》07年6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