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8日訊】1957年春夏，有關方面根據毛澤東自稱“陽謀”的策略，一方面由中央統戰部出面連續召開十幾次座談會，誘使內定的民主人士墮入陷阱；一方面派出眼線到名流學者家中探訪，以便從他們的內心掏出不滿。5月19日，一個既是眼線、也是《人民日報》記者的林某，叩開了謝冰心的家門。人家來自黨報，冰心自然熱心接待了。

記者先問：對最近的中共整風有甚麼看法？

針對毛澤東提出中共整風是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冰心說：“和風細雨這個方針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時為甚麼不提？‘肅反’時為甚麼不提？現在共產黨整自己的黨員了，強調和風細雨了。”

接著，冰心主動談出對“肅反”的看法，以下是她的談話記錄——

“‘肅反’的時候，我不在國內，也許我來說這些話較為公允。我聽朋友們介紹了情況，那是近乎殘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傷害。我有些朋友，在敵偽時期，蔣介石統治時期，坐過牢，受過苦刑。從敵人的獄門出來，他們的腰板更硬了。‘肅反’運動中。他們無辜地挨了整。這一回卻像是被抽掉了脊樑骨似的，成了軟體動物，再也直不起來了。學生們鬥爭他，朋友們見了不理他。最殘酷的是，又要他活，要他課。不應該那麼做，這太過火了。許多做法是違反憲法的！有些人自殺了，這不是平常的損失。這是我們隊伍、向科學進軍的隊伍中少了幾個人。沒有人可以替代他們的工作。這種做法不合中國傳統。國家傷了元氣，學術方面倒退了好幾年。再不整風，那真不堪設想。好的授沒有了，好的科學家沒有了，好的醫生、護士沒有了。‘肅反’時候，高等學校提出了百分之五的控制數字。如果這是個一百人的單位，只有兩個反革分子，那就要找上三個補上；若有二十個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個，這怎麼會不亂？”

“‘士可殺，不可辱’。知識份子受了傷害，是終身不忘的。這個問題應當作個交代。現是，共產黨員把他們打了一巴掌，揚長而去。他們心上的傷不癒合，整風要他們說真話是不可能的。最近聽有一個人說：”我不覺得黨內黨外有甚麼牆‘。這並非由衷之言。我知道這人就有一肚子。他是’一朝被蛇咬，千年怕井繩。‘他怕整風過去了，自己再要遭不幸。我知道共產黨中也有被鬥錯了的。他們也有意見，為甚麼不說？應該說出來！不然，又要出個史達林來！”

“我在國外的時候，從報紙、傳記、秘聞錄、電臺廣播，知道了許多史達林的事。回國來卻見把他奉為聖人。直到他死了，赫魯雪夫一揭發，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為嚴重得多的事實。黨的領導難道不知道史達林的這些事嗎？我們中國也吃過他的虧。為甚麼他死了，有的同學聽到死訊還昏厥過去。那個時候，我一句話也沒有說。許多人沒見過史達林，也不瞭解史達林，寫了多少紀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兒把魏巍的（紀念）文章抄在了日記本上，現在翻開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諷刺。”“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國人。可是，現在似乎甚麼事兒都是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這怎麼行？這回整風以後，一定要訂出個制度來。現在的制度不合理……”

記者告辭。回去就把謝冰心的談話，以書面方式彙報上去。不久，整風轉為反右，“浮生夢一場，世事雲千變。”謝冰心過了關，她的先生吳文藻教授成了右派。

我一直把這份材料【注】放在電腦桌的抽屜，隔段時間就拿出來看看：五十年前的記錄、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份子發自內心的談話，任何時候讀來都動魄驚心！況且，五十年前所說的社會現實，也尚未消失和改變。

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順長江，水流殘月》一書，我只寫章伯鈞、羅隆基兩個人。他倆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幾歲就被開除了的學生，二十幾歲就沒了工作的職工，還有被關押的，送了命的。要記住他們！記住他們，也就是記住了歷史。包括自己在內，我們也都未必敵得過時間的消磨，為了對抗來自天然的和人為的耗損，一定要用文字刻寫下來，使之成為民族的記憶。

反右以後，父親的書桌總擺放吳偉業的《梅村集》，每天翻閱。文革抄家後，父親偷偷保存了兩冊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大達刊印社的《吳梅村詩集箋注》，每日誦讀。複社名士吳梅村生於明清交際，順治入仕，因處境尷尬，很快掛官歸隱。三年清官，一生責難自咎。他那個圈子的人物都風流雲散，也不能再成其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了，可謂“閱歷興亡，暮年蕭瑟”。父親與之相隔數百年，但晚年激楚蒼涼的心境卻很相似。“猩猩啼兮杜鵑叫，落日青楓山鬼嘯。篁竹深岩不見天，我所悲兮在遠道。”易代之際，世道多艱，追念流連，悒恨無已。

2007年5月20日於北京守愚齋

【注】：1957年5月24日《內部參考》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