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4日訊】－－獄中讀《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

讀《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徐鳳林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版），第一感覺是，俄國知識人的自我批判，幾乎全部可以變成對中國知識人的批判。比如，在民粹主義盛行的時代，俄國知識人熱衷於「到民間去」，讓人想起現代中國知識人的鄉村教育試驗；俄國知識人在論戰中所用的一些詞句，也讓人想起毛時代的大批判，如「豢養」、「走狗」之類的詞，在當時俄國已經非常流行。

在兩個國家的大變革時代，兩國知識人的道路具有頗多相似之處，比如，他們都曾由自由主義走向共產極權，這種相似選擇的背後，也必定有著共同的人格誤區和思維盲點。

一 、共產主義的偶像崇拜

該書作者弗蘭克是俄羅斯的宗教哲學家，他以探討宗教倫理為核心，他先後出版過《虛無主義倫理學》（1909）《偶像的毀滅》（1923）《生命的意義》（1925）、《上帝與我們同在》（1946）和《黑暗中的光明》（1949）等著作，在宗教倫理學領域不乏創新之處。特別是他對俄羅斯知識人的批判，往往能獨闢蹊徑、擊中要害。在《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一書中，他從宗教偶像與世俗偶像的區別出發，批判地探討俄羅斯知識人為什麼選擇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既是一個充滿動盪和血腥的世紀，也是一個民粹主義和救世主義盛行的世紀，因而也是一個偶像跌出而又不斷毀滅的世紀。二十世紀的大災難大都出在世俗的偶像化上。作者對俄國知識人的批判正是從偶像崇拜談起。只要是人，特別是大眾，都免不了偶像崇拜。大眾心目中的偶像又都具有神化的特點，在這點上，有神論與無神論之間沒有區別。二者的區別僅僅在於崇拜對象的不同——宗教偶像就是神，而世俗偶像是被神化的人。

在西方，基督教的崇拜倫理指向超人的救主，即世界上只有一個神——上帝——任何人都不能與上帝平起平坐。所以，要崇拜只能崇拜神而千萬不能崇拜人，無論是征服過半個世界的帝王，還是富可敵國的富豪，都不能崇拜。因為，一旦崇拜人，特別是把某個人當作救主，必將大禍臨頭。

在人類的局限性或弱點中，精英階層的最大弱點是不斷膨脹的狂妄，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特別是那些意欲扮演愷撒的野心家，幾乎個個都自封為「人間救主」，許諾給民眾一個「人間天堂」。或者說，無神論的崇拜倫理尋找人間救主，那些被尊為人間救主的人，一面進行自我神化，一面煽動大眾崇拜；大眾的愚昧和奴性，賦予了人間救主以神的特權。久而久之，人的狂妄本性越來越膨脹，直到這些人間偶像自我加冕為神，將先知和國王的身份合而為一，握有一言九鼎的絕對權力。

大眾階層的最大弱點是逃避自由的奴性和尋找救主的盲目，他們渴望被拯救，渴望在他人庇護下獲得安全和福利，渴望通過追隨偶像來實現自己的意義，渴望投入法不責眾的群體狂歡；因而，他們尋找人間救主，把全部希望寄託在救主身上；而且，他們的生活越是困頓，他們尋找救主的渴望就越強烈。無神論大眾是自相矛盾的，他們既不承認上帝的存在及其拯救，但又要在世俗人間尋找偶像並期待被拯救。他們崇拜偶像的癲狂與服從偶像的絕對相輔相成。以至於，被拯救的渴望不斷強化，把他們帶入盲目而狂熱的迷信之中，絕對相信偶像的一言一行及其所許諾的「人間天堂」，從而把自己的自由全部交給偶像。而交出自己的自由就等於成全獨裁者。

於是，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凡是極權國家都曾有過群體性的個人崇拜癲狂，從希特勒到墨索里尼、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從金日成到波爾布特、從薩達姆到霍梅尼……這些自稱可以造福於千秋萬代的人間偶像，他們都曾得到過全國性甚至世界性的崇拜，卻一個個變成了貽害無窮的暴君。

二 、民粹主義的人民崇拜

對各類暴君的神化，乃二十世紀的荒謬景觀。民粹主義的盛行為暴君崇拜提供土壤，所有暴君也都要通過祭起民粹主義的「人民崇拜」的旗幟來煽動革命狂熱。不幸的是，凡是產生這類暴君的國家，知識人往往都在扮演神化統治者和愚弄民眾的角色，而且，類似列寧這樣的獨裁者和毛澤東這樣的暴君，其年輕時代個人身份也大小算個知識分子。

「民粹主義」是英語「populism」的漢譯。據《布萊克維爾政治百科全書》對「populism」詞條的定義，它包括「人民黨主義、民粹主義、民眾主義」，來源於19世紀的「美國人民黨主義」和「俄國民粹主義」。前者以「農業平民主義」命名，後者以「農民民粹主義」命名。其中，俄國民粹主義更符合我們今天對「民粹主義」的理解：「激進的知識分子將農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國農村中殘存的集體耕種的傳統基礎上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場運動在1874 年達到了顛峰，年輕的知識分子們『走到人民中去』，湧向農村宣講農民社會主義的教義。在發現農民們無動於衷後，一些民粹主義者採取恐怖行動，成功地刺殺了沙皇。」（《布萊克維爾政治百科全書》，【英】戴維?米勒與韋農?博格丹諾合編，鄧正來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P589）

民粹主義在階級劃分上美化平民(農民、工人、其他無產者大眾)，完全無視個體而極端獻媚於大眾，無法容忍多元化，敵視個人主義，貶低財產、知識和文化，在經濟上主張平均主義，在政治上提倡平民的或大眾政治；它把人民神聖化抽像化為最高的整體利益，進而把國家上升為人民這一最高整體利益的代表，也就必然把國家權力加以神化，最終走向對國家權力的代表——統治者——的神化。所以，無政府主義、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民粹主義的變種，思想家浦魯東、歐文、馬克思，政治家甘地、尼赫魯、希特勒、列寧、毛澤東，也都帶有強烈的民粹主義情懷。

十月革命前，俄國流行三種主義：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populism，又可譯為「平民主義」）和自由主義，前兩者具有天然的親和力，馬克思主義的普羅大眾崇拜和民粹主義的平民崇拜，皆源於西方宗教的「上帝選民」的觀念。俄羅斯人最後拋棄自由主義而選擇了前兩種主義的混合物——列寧主義——也就毫不奇怪了。儘管，列寧主張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領導一切，也批判「小農民粹主義」，但列寧主義的實質是把俄羅斯東正教的救世主義轉化為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狂熱，用無產階級代替了神的選民，用革命黨（先鋒隊）代替了傳教團體，用革命黨領袖代替了上帝，讓大眾把獨裁者當作上帝來崇拜和服從。

民粹主義首先是一種仇恨情結，他們厭惡貴族、權勢者、有產者和知識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無產者、甚至流氓地痞，也就是無產業無知識的大眾。更有甚至，民粹主義不光是同情，還特別煽情地貶低精英而無限制地抬高大眾，賦予了大眾以無窮的創造力和優越的道德感，最後發展為「大眾崇拜」：大眾不僅是主人，而且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都有濃重民粹主義的成分，特別是毛澤東思想中的民粹主義可謂登峰造極。毛澤東從戰爭年代起，就毫不含糊地肯定下層民眾的造反式革命，稱讚流氓無產者的「痞子運動好得很！」他說：高貴者最卑賤，卑賤者最高貴；老農的手和腳最骯髒，但靈魂最乾淨。他高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他進行革命的動員模式是「走群眾路線」，他收買追隨者的口號是「為人民服務」。

民粹主義的正面是「人民崇拜」，反面是打到精英，特別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以，民粹主義具有強烈的清教徒主義和反智主義的傾向。民粹主義蔑視和仇恨任何有產者，無論是物質財產還是精神財富的擁有者。在他們看來，知識分子也是有產者，擁有並壟斷了精神財富。所以，民粹主義必然把對財富的擁有者的仇恨推廣到知識文化領域，要把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擁有者統統要踩在腳下。在這方面，毛澤東應該是最典型的反智主義者。

毛澤東對財富擁有者的仇恨，不僅要打到地主和資本家，也要消滅個體性的小商小販，甚至在人民公社運動中連農民的那點可憐的「自留地」和自養家禽也要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割去。同樣，毛澤東對知識和文化的擁有者的整肅，也貫穿於他從打江山到坐江山的整個政治生涯。早在延安時期，他就發動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整風運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變成了指導文藝創作的「聖經」，「為工農兵服務」成為反精英文化的意識形態基礎。他要求文學藝術的通俗化和知識精英的平民化農民化無產階級化，他要把知識人改造成革命者，把文藝和學術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以筆做刀槍」地投入暴力革命，進而把知識人變成依附在政治權力之皮上的毛。1949年掌權以後，他更是發動了一次次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從思想改造運動到反胡風，從反右到文革，毛澤東式反智反精英反文化運動一步步走向登峰造極。他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工廠和五七幹校，接受大眾的改造；他把知識分子打入勞改農場和監獄，剝奪其人身自由；他強迫知識分子在群眾大批判中低頭認罪，讓知識人尊嚴掃地。毛澤東玩弄知識精英和人性改造的個人欲望滿足了，帶給中國的卻是精神荒漠化和一片文化廢墟。

所以，許多研究毛澤東的外國學者都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用馬克思主義包裝起來的民粹主義者。

共產主義式的民粹主義是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奇妙結合。一方面，他們把無產者被奉為上帝，把擁有財富視為絕對罪惡，追求強制性的絕對平等；他們遷就、縱容和鼓勵大眾的無知、庸俗、盲目和怨恨。另一方面，知識精英群體的「窮人崇拜」實質上是「為民作主」，是另類的「精英救世主義」，。他們正是利用了「奉人民為上帝」的蠱惑，才把自己變成人民的上帝。他們「到民間去」是為了啟蒙大眾，按照自己設計的烏托邦方案改造大眾。所以，作為思想流派的民粹主義是有閒知識分子的遊戲，滿足了他們的異想天開；作為政治運動的民粹主義是野心家牟取權力的工具，滿足了他們利用和操縱大眾的慾望。特別是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政治野心家的民粹主義並非真的「人民崇拜」，而是通過發動人民戰爭來奪權，依靠「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來掌權。

二十世紀的無神論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狂熱，恰恰是製造人間偶像的輿論先導，為個人崇拜時代的降臨提供了思想支持，為大眾化的暴力革命提供道義合法性論證，用目標的崇高來論證「以暴易暴」的合理性。在俄國知識界的「到民間去」的思潮中，早就蘊含了十月革命的種子；中國知識界點燃的「勞工神聖」之火，鍛造出中共奪取政權的利器。而在現實中，知識人所論證的目標與手段之間的關係出現難以預料的顛倒，「高尚目的」淪為濫用暴力的藉口，民粹主義的「為人民服務」變成了對人民的奴役。

比如，毛澤東的教育三結合（教學與階級鬥爭、生產實踐、勞動人民相結合）和「五七道路」式的再造共產新人的試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陶行之的教育理論及其試驗。陶行之的「教育救國論」是按照民粹主義的社會理想來改造中國。他放棄了優裕的教授職位（月薪五百元大洋）和城市生活到農村搞「鄉村教育」試驗，他穿草鞋，戴斗笠，住牛棚，用同甘共苦的精神來普及鄉村教育，進而用普及鄉村教育來改造農村；他發明了「教、學、做」三合一的方法，學生不僅要學知識、學做人，更要學習如何種田、做木工，以及所有生活技巧，連燒飯種菜都要熟練。而毛澤東也要青年學生「學工、學農、學軍」，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三、民粹主義的兩極合流

民粹主義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民粹主義是指那些以民粹主義為旗幟的思想流派和社會運動；廣義的民粹主義是指所有具有民粹主義情懷的思想流派、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比如，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就可以歸入廣義的民粹主義。在西方對民粹主義的研究中，儘管無政府主義者浦魯東、巴枯寧和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展開過論戰，但他們都具有對財產的仇恨、對平民的崇拜和對革命的熱衷，所以也都可以稱為民粹主義者。

具有民粹主義情懷的精英往往會走向兩個極端，要麼走向砸碎一切權威的無政府主義，要麼走向服從於一個絕對權威的極權主義。無政府主義過於相信大眾的自治能力，甚至相信到盲目的程度——沒有政府和沒有權威的社會才是最平等最自由、也是最理想最美好的社會。所以，他們希望從對政府及其權威的大破壞中誕生一個絕對自治的社會；共產主義過於抬高無產者的組織性、創造性和道德優勢，甚至把「無產者」奉為唯一革命力量，希望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的「大破壞」來建立一個全新的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二者的區別在於，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是通過大眾的絕對自治來建立人間天堂，而共產主義的理想是通過唯一的上帝選民（絕對權威）來建立人間天堂。

儘管，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者，也都批判無政府主義，但在喜歡走極端和崇尚大破壞這點上，二者可謂孿生兄弟。兩者都向人類提供了一種社會烏托邦，也都把「大破壞」作為實現其烏托邦的唯一手段。或者說，暴力作為實現政治利益的最後手段具有絕對的合法性，只要是為了階級、政黨和領袖的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

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浦魯東的最著名格言為：「財產就是盜竊。」馬克思著名的格言之一是：資本從降生到這個世界上，「每一個毛孔都充滿了血污」。另一位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巴枯寧的最著名格言是：「破壞的激情就是創造的激情」，「破壞就不僅被認為是創造的手段之一，而且一般地等同於創造，或者確切地說，完全佔據了創造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宣揚徹底決裂論、飛躍性前進和終極理想，鼓動通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列寧率先踐行了馬克思的暴力奪權論，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極權國家；毛澤東崇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農業大國裡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革。特別是毛澤東的造反論，即「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與巴枯寧的「破壞就是創造」，實乃異曲同工之妙。

人類的天性及其社會現實天然要求權威，而無政府主義僅僅是毫無現實操作性的狂想，其最有意義的存在方式，至多是作為多元社會中的思潮之一。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社區，無論自治到何種程度，也無論混亂到何種地步，都將自發地產生權威。所以，無政府主義很容易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最終走向極權主義。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二十世紀的民粹主義，幾乎無一例外地從「人民崇拜」走向「個人崇拜」。中國作家巴金從「我控訴」的吶喊到中共獨裁的最大花瓶，就是從無政府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典型。

無神論革命者大都是粗俗的唯物主義者，不信上帝及其天堂，卻把對世俗天堂的狂熱提升為一種准宗教的信仰，實際上是只關心政治權力，是一種絕對的功利主義。它把純藝術和純科學視為反動，拒絕一切宗教性的終極價值關懷，拒絕一切超世俗的理想和神聖，甚至除了極權者本人的天才之外，他們拒絕一切個人的天才創建，使文化和精神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或庸人群體的消費享樂。這一切在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都極為強烈。這種無神論的靈魂是「虛無主義」，即沒有超塵世的絕對價值支撐的生存狀態，實際上是「無靈魂」。

這些知識分子的無信仰狂熱，一方面讓大眾做出自我犧牲而自己卻變成救主式英雄，另一方面又走向絕對的不寬容，他們只有一個標準：以我為準。所以，他們不允許任何異己，對不同的思想趕盡殺絕，造成人的精神畸型和制度獨裁化。

無神論知識分子還有對科學的狂熱崇拜，他們崇拜科學而排斥屬靈的宗教信仰，他們在科學中尋找一切而排斥其他方式的探索，從而將科學提升為準宗教，形成了「唯科學主義」：在方法上將科學的實際功用神聖化，一切都被貼上科學的標籤，唯科學主義的大棒四處開花。恩格斯把馬克思主義稱為「科學社會主義」，毛澤東把大躍進的放衛星稱為「科學種田」，江澤民把法輪功定義為「反科學」的邪教。實質上，他們的「唯科學主義」不是在科學中探討真理，而是把科學作為獨裁製度的包裝，用科學來為其政治、道德和意識形態的操控進行合法化論證。這是一種自私而狹隘的工具論，即一黨利益高於一切，科學也要服從黨的利益。而一旦有人對他們的科學論斷提出異議，他們才不會用科學討論的方式來對付，而是要動用紅色暴力和群眾大批判來懲罰。

【1999年6月1日—3日於大連教養院
2006年8月20日整理於北京家中】

－－原載：《人與人權》，2006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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