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光環效應

在心理學和企業管理學中，有一個流行的名詞，叫做「光環效應」（The Halo Effect），簡單地說，光環效應就是：某個人在某個領域擁有驚人成就或者出眾特質的時候，他就化身成為頭上戴著光環的天使，人們衡量這個人其他方面的言行，亦會不期然地受到這個光環影響。科學家，特別是諾貝爾獎得主，無形中都成為了戴著光環的天使。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老生常談的事實：縱使是諾貝爾物理學得獎人，他們對於政治、經濟、歷史、宗教等其他領域的知識和判斷力，未必勝過一般人。

愛恩斯坦：最出色懷疑者受到懷疑

愛恩斯坦是家傳戶曉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由於他敢於懷疑、挑戰古典力學，在公元二千年他被「聲稱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CSICOP）評選為二十世紀最出色的十位懷疑者之一。愛恩斯坦亦被視為反對暴政的自由斗土，眾所周知，擁有猶太人血統的他，為了逃避納粹德國政權的迫害而流亡到美國。

但是，最近愛恩斯坦「最出色懷疑者」的地位，卻受到心理學家雲令魯（Todd Riniolo）和哲學家尼斯貝（Lee Nisbet）的質疑，他們指出：愛恩斯坦只是一位選擇性的懷疑者，對於先入為主的政治理念，他從來不會懷疑、挑戰。

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大崩潰，引發了經濟大衰退，十年之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再次爆發世界大戰，跟當時不少知識分子一般，愛恩斯坦對於蘇聯的計劃經濟充滿著憧憬，當他嚴厲地批判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卻對蘇聯共產政權百般維護。

莫斯科表演式審裁

一九三零年代史太林殘酷地清算異己，大批高級官員和將軍被指控陰謀叛國而被判處死刑或被送入勞改營，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托洛斯基，史稱之為「大清洗」（Great Purge）。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領導的國際調查委員會認為那些所謂罪犯可能受到冤屈，但愛恩斯坦卻拒絕支持這個調查委員會，他告訴另一位物理學家波恩（Max Born）：「有許多跡象顯示俄羅斯的審判並不是虛假的，那些陰謀策劃者認為史太林是背叛革命理想的愚蠢反動者。」後來托洛斯基逃亡到墨西哥，一九四零年被蘇聯特務暗殺，愛恩斯坦不置一詞。

諷刺的是，一九五零年代史太林的繼任人赫魯曉夫揭發了當年的冤案，那些所謂反黨陰謀的口供無非是出於嚴刑逼供，其實所有判詞在開審前已經寫好，故此史稱之為「莫斯科表演式審裁」（Moscow show trials）。

必要的短暫犧牲

愛恩斯坦跟美國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曾經在通信中討論政治，在討論中愛恩斯坦不但沒有批評蘇聯政府，而且為莫斯科屠殺和監禁異見者辨護，他唯一溫和的批評見於一九四八年的一段說話：「我並不是沒有看到俄羅斯政府系統的嚴重弱點，我也不願意生活在這個政府底下，不過，另一方面，他有偉大的優點，俄羅斯人在柔弱的政策下能否生存？這十分難說。」胡克長篇大論地回應，他指出自己不明白為什麼大屠殺、大清洗可以有助於俄羅斯人生存，愛恩斯坦沒有回答胡克，在其他場合愛恩斯坦重申自己的立場：俄羅斯人獻出短暫的犧牲、承受短暫的痛苦是必要的。

楊振寧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無獨有偶，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談論起政治的時候，亦化身為戴著光環的天使。一九七一年楊振寧到過中國大陸四個星期，回到美國之後發表了他對中國的評論。看來他具有良善的動機，希望藉著自己的破冰之旅，建立起中美的友誼，傳播媒介十分有興趣要通過這位名滿天下的科學家，去瞭解當時那仍然向外封閉的神秘東方國度。

在談論到文化大革命時，楊振寧指出：一九七零年文革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結合起來」：第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特權階級；第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廢除舊傳統的刻板教育方式；第三，提倡富有創造性的方法學習。楊振寧說自己感到驚奇，「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都似乎毫不緊張，而且表現得很輕鬆。」有人問他文革期間死了多少人，楊振寧回答：「這個數字是非常少的 … 在清華大學，有五個工人 … 身亡。在此之前，當學生分成兩批打鬥的期間，大約有十五個學生死亡。這個數字佔了全北京死亡人數的很大部分。」文革對於教育的破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一九七三年一位名叫張鐵生的考生交了一張白卷，竟然成了一名「英雄」後來他為四人幫宣傳「讀書無用」。中國電影《失落的一代：阿焜》亦道出了荒廢了十年學習機會的青年人之苦悶心境。至於文革的受害者數字和紅衛兵鬥爭的慘烈情境，身歷其境的陳若曦、嚴家其、凌耿 …，在其作品中已有詳細交代。

農業學大寨

楊振寧又指出：中國的農村和城市都並不缺乏糧食，事實上中國甚至輸出糧食。楊振寧在中國之行曾經訪問過山西的大寨，大寨是模範的人民公社，當時的口號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楊振寧對於大寨的成就非常歎服，他說這四百二十人的小村，畝產的糧食竟然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兩倍，農民「說這是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確領導，因此他們才能做正確的事。」

筆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在香港度過，在一九六零、七零年代，無數在香港有親戚的中國大陸人士，在「連年豐收」之下，卻不斷地要求香港人接濟。魏京生曾經說：自己有一次看見一名一絲不掛的少女向他討飯，這經歷促使他深刻地反思中國的前途。至於「農業學大寨」，一九七九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撰寫出內部參考報告，批評大寨模式造成浪費，中國農業並沒有因此而改進。

毛澤東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楊振寧十分推崇毛澤東，他說全中國每一個人做事都以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作為基本原則。「在今日的中國，從國家政策，到學校制度，以至個人的行為表現，都從這本書（毛語錄）裡面得到指導。難怪中國人民都說毛澤東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文化大革命）混亂髮展到最高峰，是因為人們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麼樣，經過一段時間，毛主席便會指出那一派的方向是正確。對中國人來說，他有歷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於是大部份的中國人便會跟隨他所講的政策走。我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會導致不幸的局面，這也許是最主要的因素。」

遺憾的是，讚歎毛澤東之餘，楊振寧卻隻字不提彭德懷、劉少奇的下場。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戰績彪炳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因犯顏直諫，而被撤除所有職務；一九六九年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本來是貴為國家主席的開國元勳，逝世時死亡證上竟然沒有職業。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楊振寧訪問中國之前。 結語

古語有云：「英雄見慣亦常人。」其實，即使是諾貝爾得獎人亦有常人的一面，科學家亦不是對每個課題都採取科學研究的態度。筆者當然沒有光環，我也不是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懇請讀者懷疑我所有說話，自行查證文中羅列的資料。

－－原載：《同路人》，2007-05-25(//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