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眾所周知，在一般情況下，人都不能失掉神性的嚮往僅僅低下地活著，否則就會被現實的名利之欲裹挾而成為沒有血性的經濟動物，即使是處於極端境況之下勉力而活的人，其生命意識中也始終保有人性的尊嚴因而總是渴求著被看顧、被肯定，由此獲得共同體中積極而正面的社會評價。然而在中國，長期以來我們所沿襲並給出的有關政治哲學，在指涉人的定義方面總是常常有意忽視個人見之於社會、國家構成和發展的基礎性意義，由此而派生成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關注就很難透過所謂“人民、階級”等這些虛置化的假命題，追本溯源直抵鮮活靈動的個人“生存之維”，爾後體己度人為個人的存在和發展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申辯。也正是源于這一理路，中國社會的政治構圖不僅長期缺乏以人為本的倫理建制，反而因制度與文化的雙重擠壓而將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消解滅失。所以，在關乎人權、自由、平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道統與法統的籌畫與構設方面，個人不僅難以獲得優選，獲得眷顧，反而由於社會意識的整體認知闕如，從而使得個體存在的社會價值長期不被體恤而且還很難被“發現”。如此則雖有數千年的老邁沉澱和曆久彌深的治亂悲情，但我們的歷史與文化敍事卻使終偏離人道人權，偏離個人在社會共同體中的實際經驗和感受，偏離“個人自由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的題中應有之義，從而衍生成一種無論是居廟堂之高秉行的社會公義和公正實踐，抑或是處江湖之遠所作的道德與良知想像，都只一味只立足於所謂民族、民生，祖國、人民和國家等缺少實證內涵的宏大主題。
這種看似高瞻遠矚的大情懷、大眼光雖則標舉了中華大國文化和政治策論的威風氣派，卻也折射出我們所置身其間的社會公共生活中個人本位的嚴重缺席！社會心理學表明：一切先驗的見解和創造性表達都有賴於對個人的發現和重視，有賴於對個人主體意志的尊重並由此拓展出與其創造能量相適應的社會空間。然而正如俄國作家赫爾岑所言：“人生而應該自由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回望我們的歷史與現實，由於任何個人主體性的意見和創造性發現，其中都熔鑄了創造者獨特的心理體驗和極富個性的真知灼見，所以常常顯得突兀，顯得極端和另類，因而常常被庸俗的主流趣味所排斥乃至棄置，但無論其如何偏離正宗，如何偏離公共容人忍的認知系統和標準自行其事，它們的存在對於社會整體向文明的演進都具有積極而正面的意義。正是有賴於對個人主體的接納和尊重，並輔之以相應的文化與制度保障，才使得人類能夠最大限度撇清蒙昧主義對人的愚弄，才使人性頑劣的因數和品性有所改進、有所收斂並逐漸向文明靠近，最終使得自由、平等和博愛等，一系列普世價值衝破各路專制主義設置的文化與“國情”障礙，在世界範圍找到其可以生根發芽的光熱水土。
然而，綜觀我們的歷史記憶，儘管有太多的“醒世恒言”為老大民族的苟延殘喘把脈問診，縱有卷帙浩繁的“正史”文本著力于朝政離亂治平的梳理和警戒，但其連篇累牘所投注的“公共問題”和歷史事件大都與個人存在和發展的實際境遇無關。所以，即便迄今仍有秉持著“客觀公正”或好古之心，去觸及歷史的痛處並為其當事人辯真辯偽、矯枉過正，為累積的冤案“平反昭雪”，但我們的目力聚焦處也往往僅限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執歷史朝向之牛耳的大人物、大事變，而對於一個個真實存在於歷史之中，與個人生存悲喜息息相關的問題和人物，我們既缺乏足夠的心懷予以關注，也沒有足夠的眼力透過權力話語遮蔽之下的實像，為其在特定處境中的命運感和各種可能性的“活法”立規矩定法度。所以，儘管我們數度遭遇權災兵禍並一次次直面暴虐的壞政治、惡法統傷天害理、塗碳生靈，見識了太多不寬容、不讓渡，壓迫與反抗同態復仇的歷史“敗筆”，但其對過往前朝是非得失的評述，也僅僅流于代代相傳，然後羅列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杜牧語）的歎時文牘了事！而對於“後來居上”的各路得道者們來說，由於他們始終心無所懷、情無所系，所以眼睛只盯著權力高端制禦萬民的無限威儀，既不在乎作法自斃、因果報應的宿命警告，也不會有對未來終極審判的道德敬畏。究其原因，乃是我們的文化與制度只見權力不見人，只見物性不見人性，因而也就很難透過“前車之鑒”並從中發掘出一個個真切而鮮活的面孔，為他們的生死沉浮扼腕痛惜，從而自動生成對生命的尊崇與敬畏之情。所以，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歷史不是文明的演進史，而是對有限資源過度焦慮和恐慌，從而同胞共剪、毀人自利的變亂史。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知，我們直面秦長城、漢宮闕時儘管也不乏思古之幽情，也有“窮年憶黎元、歎息腸內熱”的衝動，也曾經有過憑弔荒老的歷史遺存而後生出陣陣端肅之氣，但彌留心間的也總是列朝的獵獵武功和文治煌煌。由於我們只在乎權力攻伐之下的耀眼威風，只關注得勝者加冕的恢弘氣魄，所以我們才忽略了對“孟姜女哭長城”的正史敍述，從而有意將民族苦難的萬千承擔者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湮滅在蒙垢的記憶深處。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太多登長城、觀滄海，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雄闊和自豪，才有對各種象徵權力符號的圖騰迷拜，才有太多經不住推論和實證的虛驕和妄念。由於我們總是好大喜功，總是只有向上的仰望，總是盯著權力中樞並將民族、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沉浮盡數托負于天命和大人。所以，我們才一次次期待著明君賢臣能夠臨朝搭救，巴望著通過承續往聖“絕學”立身處世然後一勞永逸。因此我們放棄思想，放棄對自己的真實境遇作有深度的文化與制度追問，在事關每個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制度與法理建構方面，我們總是被動地接受安排，接受修剪和改造，從而將個人的身家性命完全託付于當下強勢組織和人物，如此長期演化發酸，我們勢必將自己弱化、矮化，在自動“棄權讓利”的同時，也將自己作為缺乏社會化主體功能的“無性人”永遠置於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無望境地！
正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表述的那樣“對於人民，他們知道什麼或不知道什麼於歷史都不重要，他們只管生兒育女，象阿根廷草原上的牛群自生自滅，過著一種對他們來說符合其天性的生活即可”，的確如此，由於我們浸淫于專制的文化與政治太深太重！太不近人情，太遠離人間性，所以我們活得太低度、太仄逼，太不具有人的社會性，因而總是被列朝各路把持著社會資源的“贏家”們長期操控奴役，並一路導向只注重人的自然屬性也即馬斯洛所定義的低度層面。至此，我們只在乎當下的現貨收購，只一味堅信物質決定意識，認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我們內積的文化一直少有能提供給人以精神慰藉從而有效抗拒世俗沉淪的價值體系。綜觀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的語境，我們總是被“主流趣味”牽引著，將人的社會化表達局限於當下的厲害盤算，從而放棄對人生各種可能性的思考，因而我們總是被定格、被固化，從而成為專制主義社會科層控制系統中缺乏主體功能的社會構成元素。由此，我們在感喟于現實之中個人維權之難時，除了指控專制主義之下各路權力把頭的蠻橫和頑劣之外，再重新審視我們的政治文化和現實處境，國人集體性對民間主導的權利抗爭所表現出的事不關己、作壁上觀的冷血和麻木，除卻中國社會曆久彌深的變亂錘煉出的過度精明和老道之外，更多則是人們受制于傳統賡續的“不為個人著想”的社會意識，因而既缺乏對人本主義進行原理性的思考，也不會對社會整體存在與個人之間的關聯性作歸納推理，從而難以在民意和法理的高度，建構起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並為人權的真正複歸張目。
（2007-04-10麻園村）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