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也是共產黨領袖的赫魯雪夫,曾在他的回憶錄中揭露毛澤東搞“陽謀”,製造“敵對勢力”時寫道:“我認為,‘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他認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果然,1957年反右對敵鬥爭中,中共至少把55萬個給黨提意見的知識份子,打入戴著右派帽子的“敵對勢力”。這是毛加工“敵對勢力”的里程碑,也是中共加工“敵對勢力”的里程碑。
其實,共產黨受孕于馬列主義,天生就具有敵對意識,在歷史上就是作為資本經濟世界性擴張的反提,而從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並通過奪取政權來改變經濟自然發展規律的政黨。因而,它的使命就是“共”天下之“產”,沒收一切私有權利與自由。中共建制時所崇拜的史達林,就偏執於階級對立、政治鬥爭。他在統治蘇聯“走共產道路”的過程中,把大部分精力用於打擊體現私有權利與自由的“敵對勢力”的鬥爭,始終認為暴力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手段”,“堅持殘酷的階級鬥爭”是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的“崇高使命”。
共產黨的這種先天性,決定了它始終無法擺脫敵對意識之困,激化階級矛盾、製造革命物件,始終是它最基本的政治職能。今天中共刻意強調的所謂“紅色記憶”,就是不斷的要製造出一種“敵對勢力”,並與其鬥爭的記憶。反對他們的是“敵對勢力”,如“反革命”;批評他們的是“敵對勢力”,如“右派”;甚至,他們內部的不同見解也是“敵對勢力”,如“走資派”。一句話,凡是崇尚自由或有政治異見的,就都是“敵對勢力”。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伯傑說過:“想把對方變成敵人,他便會變成敵人”。這話讀來平平常常,但其中蘊含著極其深刻的哲理。你在情感意識上敵視對方,對方就會以敵視還報,因而便會產生敵視與敵視的對立,敵人也就這樣被在觀念中“加工”出來。
毛澤東時代鎮反、反右、文革無不如此。鄧小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似乎要超越敵對意識形態。但從鎮壓“民主牆”到“6.4”開槍,從廢貶胡耀邦到罷免趙紫陽,鄧小平時代又何時停止過生產“敵對勢力”的政治活動?從1979年以來,鄧小平反復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指出:“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可見“敵對勢力”的意識是滲透他們的骨髓的。
江澤民時代要“三個代表”,讓資本家入黨,似乎模糊了階級分野。然而,它不僅主導鎮壓“98民運小陽春”,視溫和、中性的知識份子組織“中發聯”為非法,將致力於和平、理性、公開活動,不挑戰中共執政地位的民主黨視為敵對勢力,且把崇尚真、善、忍的“法輪功”眾多善男信女視為洪水猛獸,全國圍剿。更有甚者,即使“中華養生功”也不能倖免。江澤民就在內部《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一文中赤裸裸地指出:“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不斷發展、日益富強。西方敵對勢力加緊以各種手段和方式對我國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這種政治圖謀是絕不會改變的。這些年來,他們不斷利用所謂人權、民主、自由、民族、宗教問題和達賴、臺灣問題等向我們發難。他們還與流亡在外的所謂‘民運分子’和我國境內的敵對分子相勾結,企圖聯手行動。我們與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在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上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這是階級鬥爭在我國一定範圍內仍然並將長期存在的主要表現。”(《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4頁)。由此可見,中共並未改變其唯我獨尊、排斥異己、敵視自由,不斷加工“敵對勢力”的政治指導意識。
如今,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又提出“建構和諧社會”,看來似乎是對著否定敵對意識和鬥爭哲學來的。但事實上,今天我們依然經驗的是相繼抓捕法輪功學員、審判民間異議人士與民間維權領袖,如陳光誠、高智晟、郭飛熊等事實,他們同樣都被視為“敵對勢力”的代表。今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一)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又到公安部指揮中心通過視頻指揮系統,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長和180萬公安民警、武警官兵發表內部講話,表示“要嚴密防範、嚴厲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聯合轉發《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於深入開展平安建設的意見》的通知:“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國際國內環境中都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視並妥善處理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由此可見,“對敵鬥爭”依然是今日中共當局內心的頭等大事。
在任何從“選票箱”裏誕生的民主法制社會裏,只有法律意義上的罪犯,沒有政治意義上的敵人。“敵人”本來就是個意識形態的概念。然而在共產黨的主觀世界裏,敵人無處不有,“敵對勢力”無處不在的,而且“長期存在”,國際上有,國內也有,中共通稱為“國內外敵對勢力”,這種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劃定的範圍越來越廣:民運人士、法輪功、家庭教會、自由知識份子,以及主張西藏、臺灣、新疆、內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獨立傾向的所有人,都被劃為“敵對勢力”。甚至連用中共現行“法律”維護自身或民眾權益的維權者,也被劃為“敵對勢力”。
在中共不斷把要民主、要自由的人們加工成“敵人”、“敵對勢力”,要予以“鬥爭”的長期、複雜過程中,不僅依賴了員警、監獄和軍隊,還借助所謂“專家”、“學者”、“教授”、“研究員”等等,他們刻意在意識形態為中共加工“敵人”的政策和運動,生產“理論”,提供“注解”,充當打手。中共所發動的歷次整人運動,都離不開他們的參與。
當今社會,資本的全球化擴張已經把世界變為一個國界開放、主權淡化、階級分野模糊、敵我陣線崩潰的雙贏、合作時代。但要與時俱進的中共,儘管已被迫接納了這種無可力轉的資本化中國的事實,但其骨子裏卻始終在敵視由此而帶來的普世價值觀的衝擊,至今都受制於“簡單、直線、對立”的思維方法,採用對抗性的思維定式,刻意劃分敵友勢力範圍,不斷把一切異己的力量,假想、加工成“敵人”和敵對勢力。
今天,中共意識裏的“敵人”和“敵對勢力”,從本質上說,就是資本運動的世界性擴張,和在這個過程中所建立起的普世價值觀,以及通向自由天性的人類“類”嚮往所支配的一切文化事實;或者說,共產黨視之為的“敵人”和“敵對勢力”,就是真正代表、體現了資本世界擴張的自然規律,和按市場法則建立起的財富創造與分配秩序,以及公民普選、權力制衡和體現人性自由發展制度的社會存在。這樣一種社會存在,必然要與天生具有“階級敵對”意識,要沒收一切私有權利與自由的共產黨黨性世界,每日每時發生著衝突。
其實,人類社會自19世紀末以來至20世紀末的百年發展史,從經濟運動的角度理解,就是資本擴張與反資本擴張的歷史;從政治角度理解,就是管理民主化與反管理民主化的歷史;從文化角度理解,就是崇尚人性自由與反人性自由的歷史。要解密中共的“敵對勢力”,其實就是一句話:共產黨視之為的“敵對勢力”,就是全球資本化、民主化、自由化的當代文明主潮流。
但願胡溫時代的“和諧社會”理念,能從共產黨的“敵對意識”中解脫出來,站到人類共同性與世界文明主潮流的一邊。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