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訊】(接上文)搞政治的,不談政治,恐怕就象不讓人呼吸一樣地感到憋懣。這兩個因言論而獲罪人,還是惡習不改。見面聊的,不外乎國內要聞,國際形勢。他倆的議論有時一致,有時看法各異。比如:羅隆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打起來;父親始終認為打不起來,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拿來嚇唬人的。羅隆基認為美蘇對立、兩大陣營的冷戰是世界最棘手的問題;父親卻說地球上最復雜的地區是中東,中東問題最難辦……可惜,他們吉光片羽式的對話,不是我聽不大懂,就是聽後忘記了。
議論中,羅隆基愛聯系自己。剛果的盧蒙巴被暗殺,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父親和他對這個事件議論了好一陣。我做完功課,母親讓我端一盤烤面包到客廳去。羅隆基見到我,便說:“小愚,我和你父親正在談論盧蒙巴呢。我很遺憾活到今天,如果(19)33年被老蔣派的特務一槍打死。你的羅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盧蒙巴一樣。”父親坐在一側,只是笑。
一說到英美以及歐洲國家的政事,如蒙哥馬利訪華,戴高樂當選總統等,羅隆基尤其興奮。記得肯尼迪競選獲勝的消息傳來,他驕傲地對我說:“小愚,你知道嗎?肯尼迪和我是同學。”
他見我驚訝的表情,慨然道:“別看我現在是這麼一副倒霉的樣子,遙想當年,你羅伯伯在清華讀書就很出些風頭。五四運動時,我是清華學生的領袖人物,有‘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的故事。從英美留學歸來,也神氣得很哪!《晨報》社長兼《益世報》主筆,還在南開任教,兩輛小汽車穿梭於京津二城。蔣介石請我當部長,我在廬山給他講過課。在國內我的朋友現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學和學生在國外都很了不起。費正清就是其中的一個。”
羅隆基走後,我問父親:“羅伯伯當年真的神氣嗎?”
父親點頭稱是。
“那你們為什麼合不來呢?”我又問。
大概是看我對大人之間的事興趣甚濃,父親有一次在飯桌上,細說起來:“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沒有因為個人私事,大多出於見地不同和民盟的具體事務。加上他爭強好勝,度量狹小,講話有時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倆一見面就吵。但是長期以來,我容忍了他,原因有這麼幾個。一是覺得中共比較信任我,有了這個前提,我應該團結他。二是老羅和他周圍的一些人,如曾昭掄,潘光旦,你說他們是英美派也好,講他們搞小集團也罷,但有一條無法否認的事實,即他們是中國為數不多的高級知識份子。努生對你說‘他的同學和學生都很了不起’,並不是吹牛皮。中國搞建設,民盟的發展,都離不開這批人。我通過努生能聯絡他們。三平心而言,中共對老羅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學強記,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辯之風。連沈衡老都說過,誰要查詢法律程序問題,不用翻書,去問努生即獲答案。象這樣一個人,偏叫他去管木頭。如果說,外交部部長是周恩來,老毛讓羅隆基去當個次長,又有何不可?再說,蘇聯老大哥就那麼好?英美就那麼壞?我看未必。只要我們與英美不處在戰爭狀態,叫努生這樣的人去拉拉關系,做做工作,對國家總有利吧!盧布是錢,美元也是錢。──有了這麼三條原因,我和老羅盡管摩擦不斷,但還能共處。特別是任命他為森工部長後,我覺得中共對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對他的態度也就主動緩和了……”聽了父親這番話,我對羅隆基的好感有增無減。
幾年前,看到一個上海作家寫的文章。那裡面說反右運動中,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有3個。他說錯了,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浦熙修。父親和他談論反右的話題,如若涉及到人,羅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高饒事件是共產黨內部的宗派主義’‘什麼場合都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聽多了,便覺肉麻。’‘匈牙利事件發生後,蘇聯出兵是明顯的幹涉別國之內政,社會主義陣營寧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蘇聯出兵好。’‘文藝為什麼只有工農兵方向?’等等。她在新聞界的批鬥會上揭發我的事情,可以講,是條條致命呀!難怪孔老夫子要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父親勸羅隆基對浦熙修的翻臉,也要看開些,勸解道:“努生,首先是你連累了她,再加上來自外部的許多壓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臉。我想,她的心裡並不好過。”
“你說連累,那麼你不是也連累了健生。外部的壓力對李大姐小嗎?她怎麼不同你翻臉呢?浦熙修出賣我,只不過保住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身分,還是劃了右。何苦呢!”羅隆基有點激動,鏡片後面的一雙眼睛,瞪得很大。
母親則告訴他:“運動到了緊張階段,上邊也派人找我談話,說應該為自己今後的前途著想了。要‘遠看劉清揚,近學浦熙修。’趕快和章伯鈞劃清界限,揭發他的問題。我說我封建思想嚴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心甘情願和伯鈞一起當右派。”
提起“10年親密的朋友”,羅隆基悻悻然,又悵悵然。
父親怕他因情而傷身,便講了句哲言:“最親密的結合,本是對立物的結果。”好讓他想通看透。
母親為了幫他解開心中的疙瘩,便說:“老羅,浦熙修固然負你,可你不是也曾負人嗎?這樣去想,心裡頭或許會平衡一些,好過一些。”
羅隆基仰靠沙發,眼望天花板。思索片刻,道:“說起負心,我亦有之。一次,我與史(良)大姐約會。到了很晚的時候,才想起來那天是劉王立明的生日。我趕忙跑去打電話,她不接,便立刻跑到她家。進了客廳,就見立明坐在地上,手裡拿著把剪刀,在剪一塊衣料。我走近細看,才發現她在流眼淚,而那塊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我去扶她,拉她,請求她從地板上起來。她不肯,一句話不說,也不看我,只是剪,剪,剪。我沒有辦法了,也坐在地板上,陪她,看著她慢慢地把衣料全都剪成一綹一綹的細條。”
話說到此,羅隆基不禁嘆息道:“李大姐,這就是我的負心之舉,而它怎麼能與浦熙修的揭發相比呢!”
隨著他的敘述,在我腦海裡呈現的是美國默片裡情人吵架鬥氣兒的一個動人場景。我長大後,也和男人鬧過別扭,自己很想學學這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做派。可涵養功夫不行,浪漫情調不夠,是學不來的。
得意喝酒,失意喝茶。羅隆基每次登門做客,母親都特別厚待他,給他拿最好的煙,沏最好的茶。他有時自備進口的雪茄,抽起來,滿室盈香。一次,他來家閑談。接過母親遞來的清茶,暖潤之氣隨著沸水中盪漾的葉片,飄散而出。羅隆基雙手握杯,道:“李大姐,你有沒有妹妹呀?如果有的話,就介紹給我吧!”
母親真有妹妹,是個堂妹。我和姐姐管她叫大阿姨。她女師大畢業,後嫁給了北京大學一個哲學教授。不知是誰不能生育,二人始終沒有孩子。在陪都重慶,大阿姨領養了一個極漂亮的男孩。然而,這個孩子最終也沒能維系住婚姻。抗戰勝利了,他們也分手了。大阿姨從此過著獨居生活,終身從事幼兒教育事業,她領導的中央財政部幼兒園,屢受表彰。1958年,看著母親劃為右派,她非常痛苦。一個寒夜,她把所有熟睡的孩子仔仔細細看了一遍,後服毒自盡。她的死,平靜淒美。人躺在床,寫字台上放著一支高腳玻璃酒杯,內盛喝剩的萊蘇兒水,一個咬了幾口的鴨梨,幾張舊照。照片全是她和哲學教授及漂亮男孩的合影。
“老羅,本該我去死,是她替了我!是她替了我。”母親講到這裡,已是淚水潸潸。
話頭是羅隆基提起的,聽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眼眶濕潤的他,不知該如何安慰母親才好。
父親愛看戲,尤喜地方戲。我從事戲劇研究,最初的興趣是他培養的。(一九)57年以後,父親失去了在懷仁堂看戲的資格。全國政協有時也搞些晚會,父親去了幾次,便不大去了。他說:“裡面都是熟人,何苦去討白眼。”於是,決定自己買票,上戲院看戲。
父親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加之衣著舉止及做派,總還有點“首長”的架勢,進了劇場,就挺招眼。不認識的觀眾,以為是首長,要看看;知道右派面目的觀眾,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間休息,不少觀眾站在他的面前,指指點點,眼睛直勾勾地瞧著。每逢這個時候,父親很覺尷尬。即或如此,我陪著他,還是看了不少戲,如福建莆仙戲《團圓之後》、黃梅戲《天仙配》等。
父親問羅隆基:“怎麼很少見你看戲呀?”
他對我們說:“成右派以後,我進過劇場。先頭還沒有注意,然後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我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後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我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戲。”
他的話,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這樣的舉動,父親是不會做的。它屬於羅隆基。
一次,我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裡,我看見了坐在後面的羅隆基。人很精神,穿著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一副中式打扮,象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
幾日後,羅隆基對我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台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採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後台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顯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準備了的──為了往昔的友誼,為了共同的際遇。我想,象這樣的舉動,父親也做不來。它屬於羅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澤東在廬山搞起了反右傾運動,在黨內挖出了個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公報刊出,父親和羅隆基很感突然。因為降職以後,耳目閉塞,他們和老百姓一樣,只能得到官方準予知道的消息。
父親以一種自語的口氣道:“彭德懷怎麼會和張聞天搞到一起?”
聽到這個消息,就跑到家來聊天的羅隆基說:“這有什麼奇怪?章羅能聯盟,他們也就可以成為集團。這肯定又是毛澤東下的結論。”
“右派、右傾,老毛如果總是這樣定罪的話,國家的政治生活,今後要不得了。特別是中共內部的鬥爭,非常殘酷。發表的公報和事實的真相,往往相距甚遠。”父親很有些憂慮。
自己災禍纏身,何必替他人擔憂──羅隆基多少懷著這種情緒,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彭德懷和我是連襟,但素無往來。我在他眼裡,始終是個異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問彭德懷的感想和看法。伯鈞,你猜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居然說,應該,應該。”
父親解釋道:“人家是共產黨,當然要這樣講啦。”
羅隆基不以為然,說:“象他這樣的共產黨幹部,階級陣線劃得分明,不會理解和同情民主黨派。這次輪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或許能有一些‘法’的覺悟,不會老指責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過不久,不知從哪兒吹來一股風,說中共中央準備給一批右派摘帽子。這下子,羅隆基和父親往來特勤:打電話,碰頭,同去參加一個會……內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隨父親到政協禮堂看文藝演出,在禮堂前面的大廳裡,碰見了林漢達。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過來,對父親說:“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問題要解決了。”
父親追問:“什麼問題要解決了?”
林漢達沒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個摘帽子的動作。
父親看懂了。
第二天,父親和羅隆基通電話,請他過來一趟。
見面後,父親即向他敘述了林漢達說的話。
羅隆基一聽,就象觸了電,激動、亢奮。遂道:“伯鈞,多年的媳婦快熬成婆了。”
父親說:“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漢達講,情況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訴我,說明消息的來源比較可靠。”
羅隆基點點頭,表示對父親分析的讚同,認為毛澤東一定發布了給右派摘帽的指示。於是,兩個沉浮宦海、年過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謎一樣,猜猜明天誰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氣頓消,少壯之心復起。父親提到章乃器,龍雲,黃琪翔;羅龍基說到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他們還說到上海的王造時,沈志遠,報界的儲安平,徐鑄成 ……。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異。
羅隆基對前途估計樂觀,覺得過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後有用。他的結論是:“要給右派摘帽子的話。當然首先要給章羅摘帽,不然的話,地球上怎麼知道中共在給右派摘帽子呢?”
父親也在暗自企盼,但經驗給予他一種並不樂觀的感覺。他說:“摘帽子不是沒有可能,可我倆的希望不大。因為老毛恐怕要用來留作標本。”
此刻,不管誰能摘帽,僅摘帽二字,就足以讓他們心旌搖盪。
風吹一陣,似又恢復了平靜。國慶10周年前夕,毛澤東建議特赦一批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儀、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裡,沒有右派。
戰犯釋放了,皇帝大赦了,後又聽說這一批人進了全國政協。一個周末的晚上,馮亦代來家做客。飯後閑聊時,他順口說道:“前幾天,我在政協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儀。旁邊坐的一個小孩,連東西也顧不上吃了,跟大人鬧著要看皇上。”
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親和羅隆基。倆人憤憤不平,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氣。他們一致認為毛澤東的政策出於實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種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論,即使右派是罪犯,他們也比任何一名戰犯幹淨。因為在知識份子的手上,沒有血痕。其實,無論是父親還是羅隆基,心裡是清楚的:毛澤東成功以後,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懷疑眼光審視現實的人。
統戰部畢竟高明,沒有找他倆談話,但深知章羅此時正處於心理嚴重失衡的狀態。於是,組織他們南下參觀。父親參觀的線路是江浙;羅隆基走的是湘贛。父親和母親到了火車站,發現與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婦,陳半丁等人。這一路,天氣甚好,他們與邵老談詩,與半老論畫。與羅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為之女)母女。
父親悄聲對羅隆基說:“看來,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羅隆基點點頭。
父母參觀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紹興。但不久即發現,這些歷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質供應竟極其匱乏。去紹興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風明月,邵力子酒興大發,一個勁兒地說,想喝“加飯”。上了酒,卻無菜。見此情狀,不管是左派、右派,還是陪同的統戰部幹部,誰也不吭聲了。
母親琢磨出何以無菜的原因,偷偷對父親說:“我們的一日三餐在計劃之內,是上邊指示,地方事先籌辦好的。邵老飲酒是個意外,意外就露了餡。我分析得對嗎?”
父親不語,神色冷凝。因為他看到了紅旗下掩蓋的貧困。
回到北京,父親和羅隆基寫了書面的思想匯報,感謝中共所提供的學習、改造機會。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統戰部既不說好,也不說歹。
羅隆基原先還在期待著什麼,後來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鈞,你說對了。不過是安撫我們罷了。”
我第一次去羅隆基的家,是他打電話向父親借閱每日三本的《參考消息》。自當上右派,統戰部取消了他看“參考”的資格,這可能與他降級過低有關。所以,隔一段時間,他就要向父親借些來看。
我說:“爸爸,讓我騎車送去吧!我還沒去過羅伯伯的家呢。”
父親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裝得很嚴肅的樣子,說:“你去要當心!他對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說罷,倆人相視而笑。
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個下午。羅隆基住在東黃城根附近的茲府胡同12號,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過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羅隆基先把我帶到書房。地板、坐椅、茶幾、寫字台、書架,沒有一絲灰塵,幹淨得嚇人。每種報紙、期刊,在書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書架每層隔板的外沿,他都貼著用毛筆寫的標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畫報》《爭鳴》等。寫字台上放著一部極厚的洋裝書,書是打開的。羅隆基告訴我,這是一部外交史。
我說:“這麼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這你就不知道了,羅伯伯看英文比讀中文還要快呢。”他給我泡了一杯茶,指著杯中泛起的新綠,說:“這種龍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當貴客呀。”
我摘掉草帽,滿頭是汗。羅隆基連忙跑了出去,擰了個濕毛巾來,說:“這是一條新毛巾。”接過毛巾,有香氣撲鼻。
他打開電扇,電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見我不時用手指按住飄起的裙邊,又走過去,蹲下,調整螺絲,將扇頭壓底。
發現我喝不進燙茶,羅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會兒,端來一杯放了冰塊的涼開水:“小愚,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還熱不熱?渴不渴?電扇的風大不大?”
17歲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個男性如此體貼入微而又禮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臉紅了。
“羅伯伯,這倒水,沏茶,收拾房間,每天都是你做的?”
“親愛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聯盟。但實際上我哪裡比得了他。你家還有司機、警衛、勤雜、秘書、保姆。我呢,落得個孤家寡人,從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環顧四周,只有電扇發出的聲響。他這個家,安靜得有些過分。
羅隆基知道我是學文的,他的話題就從學文開始。問我:“現在文科教材裡面,有沒有現代文學史?”又問:“在現代文學史裡面,有沒有新月派?”再問:“新月派裡面,有沒有羅隆基?”
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因為我學戲劇文學,不開現代文學史課,而在我自己所讀的現代文學史裡,新月派宗旨已不是從“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給“社會思想增加一些體魄,為時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輝”的文學流派。官方認定的文學史上,說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對國民黨、又與共產黨作對的第三種力量的代表,並因為受到魯迅的批判而處於受審的歷史地位。
羅隆基見我回答不出提問,便給我上起課來:“小愚,羅伯伯要告訴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華的,象徐志摩、樑實秋、胡適、沈從文、樑遇春。我們不是一個固定的團體,不過是常有幾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時候,講究有個好環境;吃飯的時候,愛挑個好廚子。我們的文風各有不同,你羅伯伯專寫政論,對時政盡情批評,幾十篇寫下來,被人叫做新月政論三劍客,另二人一個是胡適,一個叫樑實秋,都去了台灣。可惜現在新月派被否定,羅伯伯被打倒,你讀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寫的‘非黨員不能做官,為作官盡可入黨’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國民黨政權底下的事實了吧。”
羅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聞一多,他告訴我:一多和他同是清華辛酉級同學;鬧學潮的時候,同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起飄洋過海到美國留學;一道在芝加哥成立倡導國家主義的大江會;回國之後二人又與徐志摩、胡適等人創辦《新月》雜志社。當然我還知道:是他介紹聞一多、李公朴參加民盟;(一九)46年聞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羅隆基丟掉準備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講,會場霎時風起雲湧,達到了高潮。羅隆基走下講台,鄧穎超跑過去激動地緊握他的手,一再感謝,致意。
提起聞一多,羅隆基又說:“當年在清華讀書,聞一多擅詩,我長文。一多曾一度專注學術,對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詞。但一多被殺害,成了烈士;你羅伯伯活著,成了右派。現在我揣想,假如你父親和我從外國歸來都不搞政治的話,我倆會成為很好的教授,我還可能成為一個不亞於一多的文學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說的話。遺憾的是,羅隆基不是聞一多,也不可能是聞一多。這是因為盡管聞一多與羅隆基同屬中國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澤東,為奪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們當作社會的中間派來爭取的;而建國後穩坐江山的毛澤東,則把民主派等同於右派,視為打擊對象了。所以,40年代的聞一多,成為中國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羅隆基做為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當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他請我去客廳看看。如果說,我家的客廳是古色古香的話,那麼羅宅的客廳則有些洋裡洋氣了。茶幾中央是一束黃色唐菖蒲,插在一個纏枝蓮花紋的青花賞瓶裡,瓶高頸細,花繁色雅。僅這樣一束花,就使屋子裡充溢著柔潤清麗之氣。
我問:“羅伯伯,這花從哪裡來的。”
“我買的,每星期在東安市場買一次。你喜歡這種顏色嗎?”
“喜歡。”
“你下個禮拜來,我就換個別的顏色給你看。我喜歡鮮亮的顏色,要不然,你羅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親從不買切花,他喜盆栽和露養。
羅隆基的客廳,沒有多少古董。只在一個菲律賓木的玻璃大櫥裡,擺放著青花瓷的各式器皿。他對我說:“瓷器裡,我只好青花,也只買青花。我不管官窯還是民窯,只要我喜歡,就可以了。”
羅隆基推開櫥門,取出一只青花大碗,指著碗壁繪制的鬆下高士、鋤地得金等四組人物構圖,說:“這是康熙官窯的東西。”
他舉著碗,讓我靠近細觀:果然那上邊的人物形象生動,山川草木層次清晰,圖案繁密。他還拿出青花瓷盤、青花玉壺春瓶和一個造型別致的青花小罐,讓我把玩。別看羅隆基以“喜歡就行”為收藏標準,其實,他有鑒賞力。
令我吃驚的是:客廳四壁,懸掛的全是仕女圖,有張大千的、徐燕蓀的、葉淺予的、傅抱石的、樑黃冑的、張光宇的。父親酷愛書畫,在各種畫作裡,他極少買仕女圖。即使買了,也不掛。記得有一次琉璃廠送來一幅張大千的水墨仕女圖,由於畫的是女人的一個背影,十分清淡,且寫意味道甚濃。父親買了,也只在客廳掛了3 日,便叫洪秘書卷了起來。那時,我正愛看大美人,心裡自不高興,但父親解釋說:“正屋掛女人像,不雅。”
我把父親的這個觀點告訴了羅隆基,他把眼珠子一瞪,嘴角一咧,說:“小愚,誰象你爸爸那麼有福分,(一九)57年後,我是人去樓空呀!我買仕女圖,叫做畫餅充飢,我的章小姐,你懂嗎?”
他特別聲明今天之所以掛這麼多幅畫,完全是為了我。
最後,他帶我參觀了他的臥室。迎面是一張大大的雙人床,床上疊放著一方毛巾被。被單、枕頭、窗帘,均為白色,質地或棉或紗。床頭櫃上是台燈、座鐘和一只小鈴。這間屋子,我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內心生活的落寞。
“羅伯伯,你的床頭為什麼要有小鈴?”
“我有心臟病,有時在夜間發作。一旦有病情,我就按鈴,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又回到客廳小坐。羅隆基趕忙從書房,把我的綠茶和冰水端到了客廳,讓我慢慢喝,並遺憾地解釋:“我因為有糖尿病,家裡不備糖果,也很少買水果。小愚,你莫嫌羅伯伯小氣呀。”
父親說他愛向女性獻殷勤,看來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獻得來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覺得這簡直就屬於是一種天性了。
我說:“羅伯伯,爸爸夸你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是這樣嗎?”
他笑了,神情得意地說:“你爸爸說對了。但有一點需要補充。那就是我也懂中國的法律。比如中國歷史上政治比較清明、經濟發展迅速的所謂‘盛世’、‘治世’ 和‘中興之世’,都和統治者整飭法制,振肅朝綱的政治活動相關。你一定看過通史啦,那上面講到的漢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包括明代的仁宣之治,都是這樣的。”
回到家中,我的話匣子就打開了,說到最後,我告訴父親:“爸爸,讓我高興的是,羅伯伯沒有把我當小孩子。”
父親故意瞪眼,喝道:“這恰恰是最危險的。”
我大樂,父親也樂。
在慶祝反右傾勝利的同時,所有的中國人的肚子開始品嘗飢餓。三年自然災害來了,“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無數”。當代社會用蕭條恐怖的景象,來顯示“民以食為天”的古訓。章羅的聚會,原本出於精神的目的,現在也被物質的欲求所充實。形式上,也相應地從清談變為聚餐。聚餐的建議是羅隆基提議的,無固定日期,實行AA制。基本成員有羅隆基、陳銘德、鄧季惺、趙君邁、康同璧母女、父親、母親和我。偶爾有黃紹、周舫文。聚餐之前,相互用電話聯系,訂下人數與時間。至於地點,就看每次是由誰做主持了。如是陳銘德、鄧季惺夫婦,自然是在四川飯館。去“新僑”、“聽鸝館”等供應首長的內部餐廳,則由父親出面。
為此,羅隆基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小愚,你羅伯伯後悔啦!我要象你爸爸一樣,趕快認罪該有多好,能保留部長級待遇。當時不知利和弊,現在看出得與失。你爸爸是肉蛋幹部(指每月配給一定數量的肉類和蛋類),我是糖豆幹部(指每月配給一定數量的白糖和黃豆)。連”新僑“的西餐都吃不成啦。”
那年頭,除居民定量供應的糧油、副食、肉類、芝麻醬、肥皂之外,其余的東西均以高價出售。故有“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手紙上茅房”的民諺流行。下一次館子,花銷不菲。我們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8人一桌,約費8、90元。我家3人,母親每次須帶4、50元。
經過一段時間,母親有些不安了。對父親說:“我們這些右派,常常這樣吃飯,會不會讓人家有看法?懷疑我們又搞什麼活動了?”
“怕什麼!吃飯總不犯法吧?”
經父親這麼一說。母親心裡不嘀咕了。電話一約,這7、8個人準時到齊。
事情居然有那麼湊巧。一次,約定在專門供應首長的新僑飯店六層的西餐廳吃飯。進門,見已有一桌人圍坐在那裡。再走近些,發現這些人的面孔並不陌生。原來是史良、胡癒之、楚圖南、周新民、高天、吳……俗話說:“不是冤家不聚頭”,民盟的左、右兩派在這裡碰面了。別說是父親和羅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分地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覺得不自在。剛才還在邊說邊吃,現在都啞巴了,吃悶頭兒飯。
我們選了一個和他們距離最遠的餐桌。父親挑的座位是背向他們,羅隆基偏選個位置正對著胡癒之。
父親說:“努生,我們兩個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過去打個招呼?”
“伯鈞,你不要動,為什麼非要我們過去?他們就不能過來?”說罷,羅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讓瘦小的胡癒之能一眼瞧見自己。
年過八旬的康同璧,全然不解這種緊張局勢,操起一口廣東官話,大講其父南海先生在倫敦地下餐廳吃龍蝦,因付不起錢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別認真地聽,個個都想盡量在這樣的認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過來和我們一一握手,左派撤離。
“老羅,下次民盟開會又有新材料了。”父親雖是笑著說的,但不無擔心。
“你不是說過,吃飯不犯法嗎!”羅隆基扶了扶鏡架,氣呼呼的,臉也是紅的。
康同璧的女兒羅儀鳳小姐伏在我耳邊,說:“小愚,你看他這時象不象一只好鬥的公雞?”
聚餐多了,我就發現每次飯罷,羅隆基和羅儀鳳二人並排而行,不是快步於前,便是緩行於後。他們用英語交談,羅隆基說話的語氣柔順和婉,羅儀鳳那雙深陷的眼睛,亮得發光。
我問父親:“他倆怎麼了?幹嘛老單獨在一起。”
“努生在獻殷勤,儀鳳大概在戀愛。傻丫頭,已經長這麼大了,還不懂人的感情。”父親雖責怪我,卻有一種興味在裡頭。
一日,羅隆基打來電話,對父親只說了句:“伯鈞,不要出去,我要馬上過來。”
電話弄得父母很緊張,不知出了什麼事。父親立即讓司機開車去茲府接他。
這次談話,不象在議論時政,羅隆基的聲音很小,我怎麼聽也聽不到。事後,我問母親,母親告訴我:“昨天,是你羅伯伯的生日。上午接到羅儀鳳的電話,說有禮物送上。下午,從一輛汽車裡端出四大盆花和一個蛋糕。老羅把蛋糕盒子揭開,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圖案是一支丘比特箭連著兩顆心,心是紅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羅隆基收下禮物,怎麼也不敢給羅儀鳳回話。這不,向你爸爸討計策來了。”
我問:“爸爸說些什麼?”
“你爸爸怪老羅不該大獻殷勤,搖動了女子的春心。人家出身名門,又至今未婚,她能袒露心曲,已是極果敢、極嚴肅的舉動。如果講般配的話,羅儀鳳實在是配得過的。只看老羅有無誠意了。”
“那羅伯伯又怎麼講呢?”
“老羅說,羅儀鳳是很好的女子,但他們只能是互稱兄妹,而不可結為夫妻。”
“為什麼?羅伯伯不是自比盧梭,風流一輩子,到頭來卻無女人相守嗎?”
“你爸爸一眼看透,說:‘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夠漂亮吧?’努生支吾半天,說不出一條理由。”
我把自己所認識的羅隆基的女友,在腦子裡過了一遍,的確,她們個個漂亮。這還不包括羅隆基的妻子王右家。而王右家被公認是洒脫任性、美艷如花的一個女人。
後來,葉篤義來家小坐。父親和他談及此事,說:“這事如成,努生會幸福的。羅儀鳳的修養且不說,單是那烹調,就讓老羅享用不盡。她既能做一手地道的粵式點心,又能擺出一桌精美的西式大菜。”
葉篤義卻說:“老羅是無福消受。我和羅儀鳳在燕京大學是同學,她的人品和成績,都非常優秀。誰都知道老羅英語好,卻還趕不上她。”
父母一直很想從中撮合,可他們二人的關系再沒有向婚姻之途發展,但仍是往來密切。父親慨然道:“在男人當中,恐怕只有努生才有這種吸附女人的魅力。”
在與羅儀鳳的關系陷入低谷的時候,羅隆基還真的鬧了一場戀愛。在一個舞會上,他結識了一個風韻多姿的中年婦女。很快,他倆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約會,一般是羅隆基給她寫張便條,托專人送去。彬彬有禮,措辭謙恭。處得久了,人也熟了,羅隆基寫條子,態度就親暱隨便起來,他們的約會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婦女在接讀條子的時候,被自己的兄長察覺,一把抓了過來。兄長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其發現條子的落款竟是羅隆基三個字,頓時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與大右派往來。她嚇壞了,流著眼淚懇請羅隆基忘掉自己。
這對羅隆基來說,已不是什麼約會、跳舞或寫條子的問題,這是侮辱、羞辱和恥辱。換了別的右派或許罷手,而他不能。
羅隆基特地從政協叫了車,找到了科學家,鄭重相告:“今日以前,我與令妹不過是朋友;此刻,我與她在戀愛;將來,我與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無人可以剝奪我的權利。”言罷,不等科學家開口,即轉身離去。
科學家也不甘示弱,卻想不出良策對應。他找到了周恩來,請總理出面“擺平”。羅隆基何以能平。
消息傳出,反應不一。父親說:“一個血性男子,當如是。”
民盟中央的人說:“哼!自己是大右派還不老實,風流成性。”
羅儀鳳聽說後,從下午便守著我,傷心落淚至黃昏。
(一九)62年9月,中共舉行8屆10中全會。毛澤東做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要求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說,中國人當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父親把《人民日報》的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文,讀了又讀,皺著眉頭對母親和我說:“形勢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麼名堂了。”
一日,統戰部叫父親去一趟。父親進了小會議室,羅隆基已坐在那裡。不一會兒,彭真板著臉來了,對章羅既不握手,也不問候。父親心想:(一九)56年他們曾一道出國訪問蘇聯和東歐,彼此有說有笑。今日見面,如臨敵匪。中共讓一個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談話,肯定有了什麼嚴重情況。
彭真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兩個雖犯了嚴重政治錯誤,但黨中央、毛主席對你們是寬宏大量、仁至義盡的。”
父親和羅隆基,互看了一眼,覺得有些摸不著頭腦。
彭真繼而說:“你們認為社會主義不好,共產黨待你們不好的話,可申請出國。除了台灣,你們去哪個國家都行。如果沒有錢,我們願意送你們出國。在國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來看看,我們中國共產黨仍然歡迎。必要的話,還可以派人去接你們回來。現在,就看你們的態度了。”
父親回答:“我雖留學德國,三次暫居香港,到過十幾個國家,但請轉告毛主席,章伯鈞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
羅隆基說:“有機會我是想出去。不過,現在不想走,我還要看看。”
彭真起身,談話結束。
好幾天,父親的心情都很壞,一直在推想彭真談話的起因。他對母親和我說:“不知誰出了問題,把亂子的責任朝我們倆人的頭上推。與中共打了幾十年的交道,我們的愛國立場,他們是清楚的。現在,居然由政法書記出面,提出送我們出國。很顯然,是對我們最基本的家國觀念和愛國立場也產生了懷疑,一定認為我們在背後搞了什麼舉動。”
父親也不滿羅隆基那天的表態:“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態。什麼叫 ‘有機會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懷疑我們伺機而動嗎?所有的聰明他都擺在臉上,其實,他處理一些問題,是傻氣十足。可你要當面說他傻,他還要跟你吵。”
停頓片刻,父親象是自言自語:“這幾天,他沒有打電話來,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覺到氣味不對了。”
過了段時間,馮亦代來我家過周末,吃罷晚飯,閑聊起來。他告訴父親:“傳言劉王立明的一個兒子,最近在邊境被捕。審訊時他交代說,有四個人要潛逃國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這四人究竟是誰,還不清楚。”
馮亦代講這則消息,不過是當作社會傳聞、茶余酒後的談資,說說而已。不想,父親聽後大驚,驟然悟出彭真講話的背景。馮亦代走後,父親對母親說:“劉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剛好四人。如果中共是這樣來推斷的話,那一定懷疑我們有出國的企圖,難怪彭真要找我倆談話了。”
事情沒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親和羅隆基的內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對他倆的印象是越來越壞了。這從民盟中央的每次學習會,胡癒之必罵章羅的行為中獲得印証。倆人的情緒很消沉。
不過,他們也有喜悅歡欣之時,盡管它短得只有幾分種,卻刻骨銘心。
“伯鈞,今晚我到你家,有個消息告訴你。”羅隆基在電話裡的口氣輕揚,連站在一邊的我,都聽見了。
晚飯後不久,羅隆基來了──這是一個初春,父親還穿著藍色薄絲棉襖,而他已換上了淺駝色西裝。精心梳理的頭發,整齊地披向腦後。
神情含蓄的羅隆基,讓父親猜猜他帶來一條什麼樣的消息。
父親說:“統戰部對我們有什麼新的處理?”
他搖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是不是周恩來找你談話?要你做些事。”
他又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父親不猜了,帶著一種譏諷口氣,說:“當今的民主黨派,再沒有比中共的召見更重要的事了。”
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
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
當晚,他倆談得很久。
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後,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
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消息有關嗎?”
“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
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著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並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裡,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
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盡量控制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制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制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麼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後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制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幾十年的光陰似雲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分,被歷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畢業了。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現不佳,被分配到西南邊陲。
羅隆基說:“小愚。你走時,羅伯伯給你餞行。”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稱讚道:“你能讓他請客,很不簡單。共產黨說我兩個是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盟。可是,他從來沒有請我吃過飯。”
九月下旬,羅隆基興沖沖打來電話,說餞行的事已經辦妥,在和平賓館預定了西餐。那時的金魚胡同,多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氣派,而和平賓館是那裡唯一的洋樓,西餐做得不錯。
初秋的夜空,疏闊清朗。七時整,父母帶著我準時進了餐廳,身著灰色西服的羅隆基,已在那裡等候。他起身拉著我的手,一定讓我坐在他的旁邊。桌上的刀、叉、杯、盤在燈光下,熠熠發光。寒暄幾句之後,羅隆基說:“這裡的西餐很豐盛,一個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點了菜,訂的是三份。四個人吃,也是足夠的。”
父親不吭聲,母親忙說:“可以,可以。”
上菜的時候,我發現羅隆基點的,幾乎全是牛排、豬排一類。而且,哪裡是他所說的“一個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飽,彬彬有禮的服務員即上前,輕聲問道:“飯後,要不要咖啡、紅茶、冰淇淋?”
不等羅隆基開口,我搶先喊著:“要,要。我要雙份冰淇淋。”
在飯桌上,羅隆基講了很多親熱的話:希望我常寫家信,信中毋忘對他的問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歸來時,身旁能有個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著北京城裡一個孤苦伶仃的羅伯伯……原本,飲食聚會是件歡悅的事,經他這麼一說,變得慘兮慘兮。父親的話,就更少了。
飯畢,我再三道謝。大家步出賓館,穿過有假山、水池點綴的中式花園。時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黃的路燈透過凌亂的葉片,把班駁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風已分明帶著涼意。父親用車先送羅隆基回茲府。
到了他家門口,羅隆基問父親:“要不要進來坐坐?”父母連連擺手。其實,我是很想進去的。
羅隆基俯身汽車的窗口,對我說:“小愚,再見!羅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聲再見,竟是訣別。
回到家,父親讓廚師馬上給他煮一小鍋稀飯,說:“努生太小氣,我根本就沒有吃飽。”
此後,外地工作的我給父親的寫信,在末尾從未忘記問候羅隆基。父親的復信對他的情況,卻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結婚,母親來信說,婚禮在家舉行,父親大宴賓客,請了以羅隆基為首的八個大右派。那日,羅隆基非常高興,席間談笑風生,還問起了遠在天邊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鄉下參加“社教”運動。一日,進縣城開會,在“社教”工作團團部的辦公桌上,放著剛到的《光明日報》。打開一看,發現刊登著這樣一條新聞:“全國政協委員羅隆基去世”。文字簡短,平淡如水。當夜,我回到茅草棚,流著眼淚給父親寫信,追問:我親愛的羅伯伯是怎樣地去世?
父親沒有回復。
(一九)六六年新年,因批評單位領導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沒有向組織請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買了張機票,悄悄溜回北京。父親高興得親自到機場去接,我坐進老別克車裡,便問:“爸爸,羅伯伯是怎麼死的?”
父親不做聲,司機不做聲,警衛不做聲。車外是一片殘雪和雪後的嚴寒。
第二天用過早飯。父親把我叫到他的臥室,對我說:“昨日,你剛從飛機下來,就打聽努生的情況。你要知道,現在的北京政治空氣很緊張。這些話題,都不宜在公開場合談論。現在,爸爸可以告訴你── 他是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努生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才如江海命如絲’,這句詩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適的。”
我去過羅隆基的臥室,潔淨,有序,貴族氣息。我能想象出他臨終的樣子:掙紮,痛苦,死不瞑目。
父親嘆息良久,又道:“如有儀鳳在,努生當不死。”後更正,說: “所幸儀鳳未嫁努生!”
“爸爸,死後你去看了他嗎?”我這樣問父親。
“或許因為我們是‘聯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茲府的時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幹幹淨淨,也空空盪盪。我問民盟的人:‘老羅寫的那些東西呢?’他們說:‘組織上拿走了。’”
“羅伯伯寫了什麼書?”
“不,不是書,是日記。幾十年,老羅一向有記事的習慣。他留下的這些文字,讓統戰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筆下,一定罵我不少,這起碼能叫他們知道章伯鈞和羅隆基到底有無聯盟?”父親說到這裡,不知為什麼臉上浮起一絲苦笑。
母親還告訴我,羅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寫給他的情書,裡面還有青絲發。這些屬於隱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時,民盟的人罵他是“一日不可無女人的流氓”,可他劃右以後,依然故我。那時,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這些事,便去問父親:“你說羅伯伯是流氓嗎?”
“你要知道努生是獨身,他有權談情說愛。他的這種頗為浪漫的生活態度,與其說是品格沉淪,不如說是在壓抑、委瑣的現實中,唯一可以表現自己、表現活力的方式。當然,他也用這個方式擺脫精神孤獨。再說,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羅隆基身邊還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願意保持交往。她們覺得老羅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麼欺騙。象與劉王立明的親密關系,就伴隨努生半輩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親在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口氣幾乎是惡狠狠的。當時我不知父親所講 “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誰。
不管別人怎麼罵他,官方怎麼說他,羅隆基的滔滔雄辯和喃喃情語,在我心中都是無比的美好和珍貴。
英雄無後,天才無種。羅隆基無妻又無後,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個冬日的晚上,由羅隆基供養讀完大學學業的侄子來京出差,提著個大蛋糕探望母親。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訴母親: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齊白石的畫(羅隆基專門收藏齊白石),以三萬元的價格賣給了省博物館,現在自己是個萬元戶了。母親送走客人後,哀嘆不已,說自己要有三萬塊錢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羅的藏畫。
(一九)八五年,是父親誕辰九十周年,我們一家人在母親的帶動下,四方奔走,不斷請示,終被官方批準,搞了一個座談會。民盟中央是主辦單位之一。這次活動使民盟的人受到啟發,決定也照這個樣子,給羅隆基舉辦九十周年誕辰紀念活動。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
我對母親說:“即使民盟中央不請我參加,你也要帶我去。”
母親同意了。
在會上,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做了總結性、評估性的發言,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
我們全家每年都要給父親掃墓。我第一次掃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獄(我於一九六八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後,由母親帶我去的。
祭掃完畢,我問:“羅伯伯骨灰,也在這裡嗎?我想看看。”
母親答:“他的親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還會保管?”
我仰望浮雲,滿臉淚痕。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從父母雙亡,寡嫂收養到孤淒而死,屍骨無存,羅隆基始終是個漂泊無依的人。
(二OO一年十一月完稿、二OO三年六月修改於北京守愚齋)
注釋:
注釋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後署名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江蘇寶山縣人。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秋赴美留學,入迪特茅斯大學,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在社會學、優生學、家庭問題及進化論、遺傳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返國後歷任吳淞政治大學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志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後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6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
注釋
曾昭掄(1898~1967):字叔偉,湖南湘鄉人。1919年畢業於清華,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26年獲化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在中央大學任教授並兼任化學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1932年發起創建中國化學會,並擔任化學會會志總編輯,還多次當選為中國化學會會長及常務理事。1935年擔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北大南遷,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48年4月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高教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化學研究所所長等職。曾被選為第1屆全國人大代表,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58年任武漢大學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 68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炸藥制造與實驗法》等。
注釋
范朴齋:生卒年不詳。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民盟中央委員兼宣傳委員會副主委,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
注釋
張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筆名李凡夫,四川邛崍人。 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校2期,畢業後服務於川軍,歷任連、營長,劉文輝川軍總司令部參謀,後又兼任兵工廠總辦。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創辦《新四川日報》《新川報》。大革命失敗後和陳靜珊在上海開辦辛墾書店,又在家鄉辦敬亭小學和中學。1932年脫離川軍出蜀。 1934年出國考察,並到蘇聯參觀,回國後曾去兩廣鼓動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墾書店主編《研究與批判》革新號。同年底在成都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抗戰爆發後,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後恢復黨籍,從事文化界救亡運動,與陳靜珊等合辦《新民報》、主編副刊《政經周刊》,應王陵基相邀,經黨同意,任30 集團軍副團長及總司令部參謀長,赴武寧抗日。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員,西南總支委員,主要從事國民黨西南高級軍政人員統戰工作。1942年將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引與周恩來見面,後促成劉部起義。1945年在成都出資開辦健誠實業公司和臨邛茶廠,掩護地下黨和進步人士。1949年後,當選為第2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歲。 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注釋
劉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後隨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姓劉。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讀生物學,回國後,於20年代初開始創辦婦女刊物,發表文章,著書立說,宣傳富民強國,要求婦女解放,成為我國早期婦女參政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她領導中華婦女節制協會,反對包辦婚姻,倡導節制生育,開展婦女職業教育和興辦婦女福利事業。先後在上海、香港、重慶、成都、廣元等地,創辦婦女職業學校、婦女文化補習學校、婦女工藝生產社、婦女賑濟工業社等。抗戰前,在上海創辦了專為單身婦女解決食宿困難的女子公寓,在江灣設立婦孺教養院,收容大批流離失所的婦女兒童,並給予一定的職業訓練和文化教育。抗戰期間,又在四川敘府和重慶分別創辦湛恩難童教養院和勝利托兒所,後者是當時重慶唯一的全托托兒所。她還發動各階層婦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線,搶救傷員、難民和天津流亡學生,並負責主持梅園難民救濟所。1934年日本特務暗殺了劉湛恩,她秉承丈夫遺願繼續從事抗日運動。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中央委員,與李德全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團結進步婦女,宣傳民主反對獨裁。1946年,與陶行知等人倡導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委員會,陶去世後,接管會務。積極援救被捕的進步人士及其家屬。建國後,任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常委,民盟中央委員,中華婦女節制會會長,世界婦女節制會副主席。1957年劃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注釋
周鯨文(1908~1985):號維魯,遼寧錦縣人。青年時期,從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旋赴美國,入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後赴英,入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1931年返國,主辦《晨光晚報》。1933年塘沽協定後,在北平組織東北民眾自救會,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東北大學秘書主任兼法學院院長,並代理校長。 1938年初赴香港,創辦《時代批評》半月刊,宣傳抗日。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為發起人之一,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後任副秘書長。建國後,任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第2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 1956年12月去香港,後在香港主編《時代批評》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終年77歲。著有《人權運動綱領》、《風暴十年》。
注釋
葉篤義(1912~):安徽安慶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後任民盟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建國後,任法律出版社社長,政務院政法委員、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後任第6~7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書長、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
注釋
羅德先:生平不詳。
注釋
張東蓀(1887~1973):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杭縣(今屬余杭)人。早年留學日本,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辛亥革命時回國,歷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上海《大共和日報》、《庸言》雜志、《大中華》雜志和《正誼》雜志主筆,《時事新報》總編輯。並在上海中國公學任大學部部長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志,任總編輯。次年改名為《改造》。1920年與樑啟超等成立《講學社》,1922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並主編《唯物辯証法論戰》。1932年與張君勱等在北平組創國家社會黨,並發行《再生月刊》。1934年與張君勱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任院長。後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曾一度被日軍拘禁。獲釋後,從事著作。1938年當選為第1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當選為第2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著有《道德哲學》、《認識論》、《科學與哲學》、《多元認識論重述》、《階級問題》、《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等。
注釋
浦熙修(1910~1970):江蘇嘉定人。女。7歲隨母赴北京,讀一年高中即輟學。再進入京華美術學校學繪畫,兩年後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師大附小教課。後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同時繼續在小學兼課。大學畢業後,任北京志城中學語文教員。1936年隨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職《新民報》,初負責發行廣告,後升任記者,採訪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報》被封後,繼續為上海、香港等地報刊撰寫揭露時政通訊;同年11月,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赴上海。1949年曾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並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終年60歲。著有《新疆紀行》、《朝鮮紀行》等。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獲得改正。
注釋
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取代了清華最初是學生領袖陳長桐,領導清華學生參加了五四運動。而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發現會場外有幾個打著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後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嘩然。短短幾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於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後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後來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載清華,三趕校長”。
注釋
劉清揚(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運動時期,參與發起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擔任天津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並參加了周恩來、鄧穎超等發起組織的覺悟社。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後,在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組織愛國婦女團體。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脫黨。1931年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196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8~1975年被監禁。1977年病逝。這裡說的“遠學劉清揚”是特指她的婚姻行為。她與張申府的愛人關系從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當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以勢如破竹的速度取得勝利之際。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發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 15日民盟總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了離婚啟事。
注釋
趙君邁(1901~1988):湖南衡山人。畢業於日本成城中學,後赴美國留學,先後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和諾維支騎兵學校。1928年回國,加入中國國民黨。1930年任浙江教導團團長。1936年任財政部稅警視察長。抗戰期間,任湖南身省鹽務局局長,衡陽市市長兼警備司令。 1942年被選為第3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員。 1945年任吉林長春市市長。1946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歐美同學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 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附:羅隆基著譯篇目
〔1〕《美國未行考試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號(1928,10~12月)
〔2〕《美國的吏治與吏治院》,《新月》2卷1號(1929,3月)
〔3〕《專家政治》,《新月》2卷2號(1929,4月)
〔4〕《論人權》,《新月》2卷5號(1929,7月)
〔5〕《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新月》2卷6,7號(1929,9月)
〔6〕《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新月》2卷8號(1929,10月)
〔7〕《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號(1930,2月)
〔8〕《汪精衛論思想統一》,同上
〔9〕《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批評》,《新月》3卷1號(1930,3月)
〔10〕《我們要財政管理》,《新月》3卷2號(1930,4月)
〔11〕《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書評)》,同上
〔12〕《行政學總論(書評)》,同上
〔13〕《漱溟卅後文錄(書評)》,同上
〔14〕《政治思想之變遷(書評)》,《新月》3卷2號(1930,4月)
〔15〕《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新月》3卷3號(1930)
〔16〕《服從的危險》(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5,6號(1930)
〔17〕《約法與憲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態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7號(1930)
〔20〕《總統問題》,同上
〔21〕《人權不能留在約法裡》,同上
〔22〕《上海民會選舉》,同上
〔23〕《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新月》3卷8號(1930)
〔24〕《國民會議的開幕詞》,同上
〔25〕《我們不主張天賦人權》,同上
〔26〕《美國官吏的分級》,同上
〔27〕《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現代文明裡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黨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3卷10號(1930)
〔30〕《美國官吏的考試》,同上
〔31〕《“人權”釋疑》,同上
〔32〕《答復葉秋原教授》,同上
〔33〕《什麼是法治》,《新月》3卷11號(1930)
〔34〕《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新月》3卷12號(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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