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十八年前的六月四日淩晨，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以五個步兵師和三個裝甲團開入天安門廣場，鮮血染紅了東西長安街。

當時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一位有良知的主持人播報說：「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對於天安門廣場的傷亡慘況，老百姓與當權者有不同的說法。廣場總指揮柴玲女士六月八日的錄音講話說「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據香港《爭鳴》月刊報導，自六月一日至十日，無辜市民、學生被殺害三萬兩千人。中共官方則宣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與此密切配合，劉曉波在中央電視臺說：「未曾看見軍隊向廣場上的學生開槍」，此人因而受到中共當局「記大功」獎勵。

然而，曾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總隊長、現正流亡巴黎的北京體院學生張健最近在歐盟首都布魯塞爾的一個集會上證實，他親眼見到三百多個學生被戒嚴部隊堵在封鎖線內屠戮，而他本人的大腿骨上至今仍留存著一顆屠夫發射的子彈；烈士家屬丁子霖女士耗費十八個春秋已整理出一份天安門殉難學生的名單。這一頁血寫的歷史是任何暴君都抹煞、塗改不了的。

十八年過去了，參與天安門學運的人，有些至今仍關押在中共黑獄之中，有些人流亡國外，繼續高舉民運的大旗；但令人痛心的是，部份人吃人血饅頭，成了民運貴族，頻頻出入中國大陸，向當權者輸送美國高精尖科技產品、引進先進電腦軟件幫助中共監控民間互聯網通訊；更有甚者，一位民運中的頭面人物F君竟直指外界流的鄧小平最高指示（寧可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完全都是造謠」。

去年下半年，北美的中文新聞網就「殺廿萬人換取二十年的穩定」一語典出何處，展開了熱烈的爭論。若干網特擺出了「追查反革命謠言」的姿態，層層追根追到了《北京之春》一九九二年的一篇文章，最後F君以所謂「民運領袖」身份作出了前述「結論」。

六‧四烈士們屍骨未寒，就有人誣衊他們的英魂。這使人想起《漢書‧張騫李廣利傳》的一段話「……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意謂：兩千年前有匈奴人投誠漢朝，言及匈奴攻破大月氏國(在今甘肅省，音肉支)，殺了他們的國王和許多子民，還把月氏國王的頭蓋骨充作酒杯，一部份月氏國民逃出去了，他們仇恨匈奴，苦於沒有盟國協同光復故國報仇雪恥。漢武帝正擔憂匈奴為患，便想把月氏國人找回來，前後夾擊匈奴，便招募外交人才出使月氏。張騫自告奮勇西行，經歷千辛萬苦到達中亞細亞的月氏王國，發覺他們已經傳了幾代人，在土地肥沃出產豐饒匪患潛蹤的西域安於享樂，還統治著大夏國，老王被殺的悲憤之情已完全消失了，歷史已被遺忘。張大使終於發現：大月氏的復國根本不可能了。

現代中國的又一例子是，前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時，大陸老百姓向連戰投訴共產黨拆了他們的祖屋、圈佔了他們祖祖輩輩安身立命的土地，期望孫中山蔣介石的傳人為他們伸張正義。令人失望的是，有人認為這是大陸的內政，連戰與國民黨鞭長莫及，自然不能也不敢去管這些閑事。事實上，臺灣的國民黨黨人早已忘了君父之仇，反而迫不及待爭相在中共榨取的民脂民膏中分一杯羹。

難道在自由世界受到民主自由思想滋潤了十八年的天安門學生中也有人重蹈了古代月氏人和現代國民黨人的覆轍了嗎？

我們今天從世界各地匯集到加州理工大學，出席高寒蔣品超等六‧四倖存者主編的《六四詩選》新書發布會，就是為了向全世界善良人民呼籲：千萬不要忘記十八年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那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為，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意味著對當年天安門廣場內外的殉難烈士的背叛，意味著對當年愛國學生參加大規模和平請願的理想與目標的背叛。

最後我要向F君以及一些誤入歧途的前民運份子指出：「殺廿萬人換取二十年穩定」這段鄧小平最高指示是一九八九年六、七月份香港、臺灣、美洲幾十份華文報紙都報導過的，如果舊報紙不容易尋找，那麽，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六月廿日出版的《北京學運五十日》是各大圖書館都藏有的，這本中國時報十八名記者親歷天安門廣場學運指揮部採寫的史書第七十三頁寫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鄧樸方的康華公司派員到天安門廣場對吾爾開希等學運領袖傳達了鄧小平在抽調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前的指示：為了換取二十年的和平，即使殺掉二十萬學生也在所不惜！」

時隔十八年，這十八位中國時報記者都還健在，當年的記者團團長譚志強博士說，康華公司那位處長蒞臨學運指揮部帳篷時，所有在場記者都被摒退，但他們心有不甘，各自蟄伏在帳篷外偷聽，所聽聞的「秘密」不外如是。譚博士曾任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是港臺兩地赫赫有名的新聞工作者，現任澳門大學新聞系教授。日前他對我說：任何人意圖否認這十八位記者親歷親聞的事，必定是枉然的。

前不久，香港出版了一本《漏網的歷史》，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就講了這件事，還詳細標明消息來源。有人將此書通報F君，他竟厚顏無恥地說：「是嗎？有這樣的事嗎？我不記得了」。除了那十八位記者，至少有十餘位民運人士證明，那天F君作為民運領袖，是在那帳篷中參與機要的。

寫到這裏，我欲哭無淚，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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