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4日訊】在今日中國，左派的處境固然不是最艱難，但無疑是最尷尬。我這裏說的左派，是指那些在經濟上反對現行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而在政治上維護一党專政的人士，和國際上通行的左派右派的定義不是一回事。

例如不久前聯名上書反對《物權法》的那三千多人就屬於我所說的左派。在這三千多人中，有退休副部級以上官員近三十人，退役解放軍將領十余人，中共黨校教員五十余人。聯名信發起人之一，國家統計局前局長李成瑞聲稱，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現在已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特別是國有資產被非法大規模侵吞，私有化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官員腐敗和社會公平正義得不到保證，”這一切，現在都集中體現在他們要強行通過的這個《物權法》上。”然而，左派們的聯名信並沒有獲准在官方媒體上發表，也沒有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展開充分討論。大會在最高當局的強力主導下以所謂高票通過了物權法。左派遭到嚴重挫敗。

事實上，左派的挫敗並非自今日始。過去二十多年來，左派一直在走下坡路。六四前就不必說了，意味深長的是，六四後左派的命運也沒有得到好轉，甚而每況愈下。特別是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鄧小平提出要加速經濟改革，不問姓社姓資，還說要不爭論。這裏所說的不爭論，其實主要是針對左派的。因為在當時，自由派（當然不包括所謂經濟自由主義）已經被打入另冊，其言論空間極度萎縮；左派們的地位則未受波及，其言論又享有無可置疑的正統性，當局既沒法鎮壓，也沒法駁斥，只有高掛免戰牌，一方面封鎖他們的聲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我行我素。再憑藉組織系統把左派們不動聲色地排擠出權力中心。於是，左派的勢力便日漸邊緣化。

應該說，左派的邊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為左派堅持一黨專制，堅決反對自由化民主化，因此，一旦他們被逐出權力中心，他們就失去立足之地。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初鄧力群大權在握，打壓自由化民主化不遺餘力，鄧力群極力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處處打著”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旗號壓制不同政見。殊不知到後來自己被趕出權力中心，自己的主張也和黨中央不一致了，結果就連想講幾句話也無處可講了。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在大陸不准公開出版，只好在香港出版，最高當局怪罪下來，鄧力群無言以對，只好推託說他也不知道書怎麼會在香港出版的。鄧力群不敢為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辯護，因為他正是靠否定這些自由權利起家的。如果他現在又主張這些自由權利了，豈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豈不是和他一直反對的自由化分子站到一起去了？鄧力群的遭遇正是典型的作法自斃，自作自受，毫無悲劇性，只是滑稽而已。

再回到這次反對物權法的聯名信上來。平心而論，聯名信的觀點絕非一無是處。圍繞著物權法的各種不同意見之所以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討論，是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物權法能夠強行通過，足以證明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本不能真正的代表人民，因為它的代表並不是經由人民真正的選舉產生。試問聯名信的參與者們，物權法已經強行通過了，按照你們的觀點，最危險的事情已經成為了現實，接下來你們該怎麼辦呢？時至今日，難道你們還不能醒悟到自由民主之可貴之必須嗎？物權法的通過標誌著左派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業已陷入絕境。可以想見，左派陣營將發生重大分化，有的左派將從此銷聲匿跡，甚至乾脆和他們反對的腐敗集團同流合污，真正的左派則會投入爭取自由民主的行列，和我們一道推動政治改革。

這再一次證明，在今日中國，說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改革派誰是保守派，其實都並沒有多少意義。最重要的分別始終是：誰是站在自由民主一邊，誰是站在一黨專制一邊？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