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4日訊】一
精神病患者即人們常說的瘋子，由於其精神分裂失常，已喪失行為責任能力，所以即使他傷害到別人的財物或人身，也可被法律免除刑責。至於胡言亂語，則更不會承擔什麼責任。但是在毛澤東一手煽起的階級鬥爭大瘋狂的年代，瘋子也被捲進了階級鬥爭的政治漩渦，這絕非笑話。
此人姓李名景孝，四川南充市人。早年畢業於黃浦軍校。抗戰時期在薛岳將軍麾下從連長做起，在三次長沙大會戰中屢立戰功，一直當到營長。後來在國共三年內戰中，其所在的部隊被擊敗，最後隨部隊投誠起義。當時來接收他們起義的解放軍軍代表對他們說「革命不分先後，愛國便是一家，所以從今以後咱們就同志相稱了」。以後李還被送到一個什麼軍政大學去學習了很長一段時間。1954年李景孝被覆員回老家南充當了農民。對此，李景孝也能泰然處之，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民生涯。1957年由於農民中沒有開展整風鳴放，所以他也沒被劃成右派份子。但是在那政治運動象瘟疫般流行的年代，正如民間一句俗語說的，你「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1958年來了個「掃殘運動」，即掃除殘餘反革命份子，這一回終於因為他任過國軍營長，在劫難逃，作為「殘餘的反革命份子」被「掃」了出來。好在他在當地農村，平日為人非常低調。基層幹部對他並無惡感。於是「寬大處理」僅判「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管制」。對一個農民來說，既無職可降，又無薪可減，管制就管制，無非是個「四類份子」，不時弄去訓訓話，挨點罵，也就逆來順受了。
1964年，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來到了他身邊。這次上邊有一名官員到他所在的公社來蹲點。所謂「蹲點」者，即要深入農村基層搞點什麼「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之類的官場秀，雖是「秀一把」，但還是得去社員當中走走問問拿把鋤頭，讓記者照個像之類的表演一下。此人名張黎群，時任綿陽地委副書記。說起此人，也有一段來歷。他在五十年代曾任北京《中國青年報》主編，有一定文學素養。1957年反右時，就差點被打成右派，好在當時胡耀邦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在鄧小平面前力保張黎群，而胡當時是鄧的愛將，所以張才得以過關倖免於「右」。但「右罪」雖免，「左遷」難逃，被下放到地市一級任職。一個偶然的機會，無意中張書記見到李景孝的一手毛筆字還寫得不錯，甚奇之，遂詢問一番，李一一如實作答。張聽李談吐不俗，應對得當，非一般俗品。於是書記大人動了點憐才之心，便說「對起義人員黨是有政策的，下面怎麼胡來」？於是在這次社教運動中，便把李景孝作為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典型，宣佈摘掉其反革命帽子回歸社員行列。這在當時真可謂皇恩浩蕩了。事後張黎群又在一些文章中把此事作為落實黨的政策加以闡述，這一來當地對李景孝就基本作為「人民」一視同仁了。李對此自然十分感激，經常對人說「張書記真是毛主席的好幹部啊」！可他萬萬沒料到「福兮禍所伏」竟由此開始了。
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席捲中國大地，地委書記本來就是走資派的最佳人選，更糟的是張黎群在此之前與三，兩文友在《成都晚報》搞了個《巴山夜話》的專欄，發表了幾篇不痛不癢，談天說地的小品，雜文一類的東西。姚文元一批《燕山夜話》是「反黨黑話」，「夜話」二字立刻就犯了大忌，那個年代的人一個個聽到風就是雨，雞蛋裡都會找出骨頭的，更加張黎群還有五七年的「漏網前科」，又是現任當權派，至於從《夜話》中找你的毛病，按姚大師的樣板，諸如含沙射影，指桑罵槐，都可以給你信手拿來扣在頭上，所以什麼走資派，黑幫份子，當然就全部「實至名歸」了。
但當時置走資派於死地的還有條滔天大罪叫「招降納叛，保護階級敵人」於是造反派們立刻就想起了這條「鋼鞭」，李景孝是最典型的好材料。本來李景孝一介「脫帽」農民與他們官場半點關係也沒有，但是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於是來了個「上掛黑主子，下打活靶子」，黑主子當然就是張黎群，活靶子就是李景孝。於是李被抓了出來，要他揭發張黎群「招降納叛保護階級敵人的罪行」。李生性耿直，完全不能理解那些人的革命意圖，更覺自己哪能這麼黑著良心以怨報德。於是不但不配合人家的「革命行動」，反而一再重複「張書記是毛主席的好幹部，你們不要冤枉好人呀」！這在人家看來恰好證明階級敵人與走資派的「鐵哥們」關係。所以最後張黎群是被打翻在地，李景孝也被作為「走資派包庇的階級敵人」揪了出來，並以反革命罪重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二
1966年，我與李同被囚於芙蓉煤礦勞改隊二十七中隊並在一個小組。當李知道我也是個右派加反革命，而且我當時還是一個青年學生模樣，所以漸漸相互接近且比較信任。他悄悄對我說及他過去的事，真是一肚子委曲，他說「硬說人家張書記招降納叛，他招我去有什麼用嘛？人家怎麼看得起我啊，真是天大的冤枉，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呀」！我只能不癢不痛地安慰他幾句。但我漸漸就覺得這人有些不對頭了，說起話來顛三倒四，就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訴說自己的不幸一樣。那時哪裡還可能有什麼心理醫生來幫助他呢？我只有不時悄悄對他說「老李呀，想開點，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啊」？開始他對我的話還有點認同感，後來我的話就根本不起作用了。
1967年元旦過後不幾天，有晚上所謂政治學習，先是讀毛語錄，再讀幾段報，然後叫大家作認罪檢查，把自已罵一通。李景孝已是好多天低著頭一言不發了。那晚「劉中隊長」點名叫他發言，誰知他充耳如不聞，劉生氣了，便走到他面前罵道「你這個傢伙耳聾了嗎？怕檢查你的反動思想呀」。誰知這時李竟抬起頭來，象朗誦似的一字一板地說道「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包」。此言一出我們都嚇了一跳，這是毛的詩，誰敢去這麼改，而且最後那個字真還改得有點妙。好在「劉中隊」與詩是無緣的。但這「英雄」二字他是聽見而且聽懂了的。「吧」的一巴掌已落在他的後腦袋上「他媽的，好囂張，一個死反革命，你是個什麼英雄？」誰知李不驚不懼，笑嘻嘻地答道「當然是抗日英雄嘛」！這下可把「劉中隊」惹火了。一聲「給我捆起來」，早有幾個天天盼著記功，減刑的「勞改積極份子」，聞風而動拿的拿繩子，按的按的人，不一會就把李景孝五花大綁起來，劉中隊拿出銅哨一吹便把全中隊的人集合起來，所謂的「政治學習」也就立馬升級為鬥爭大會。
經過一段時間的「七斗，八斗」關禁閉等措施，李似乎又好了一點，從興奮轉為抑制，可以好多天一言不發，除了吃飯，幹活，睡覺，就是雙眼直勾勾地坐著發呆。但不幾天又會亂說亂動起來，有一次大家正集體開飯，他吃了還不到一半，便把碗往地上一放，站起來大叫「緊急集合，日本鬼子把我們包圍了」！結果被幾個「積極份子」狠狠揍了一頓，說他「裝瘋賣傻」，抗拒改造。未吃完的大半碗飯也倒了一地，那年頭，飯就是生命，碗上粘有幾粒也要用舌頭去舔乾淨。真要「裝瘋」也要吃過飯再來裝唄。可他根本不在乎被打翻的飯，只一個勁地叫「弟兄們快突圍，你們這些漢奸不得好死！」見此情景，我心裡不禁想起了陸游的「夜闌猶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的詩句，一個在長沙大會戰中為抗戰立過功的人，怎麼連「僵臥孤村」耕田而食也不可得，中國人啊，到底誰在發瘋呀？！
三
1967年3月21日，正當文革鬧得一塌糊塗之際，我們三十一個所謂最頑固，最危險的「反革命份子」被集中一處，叫各人收拾好被蓋衣物，這時一個武警兵（聽別人叫他什麼班長），拿著一支短槍走到我們排成雙行的隊列前，一臉凶相地說道「今天把你們調去一個新的改造場所，大家坐在汽車上，給我規規矩矩，就大家都好，哪個敢不聽招呼，我醜話說在前頭，老子的子彈不認人」！真比土匪還乾脆。接著我們連人帶行李分坐在兩輛解放牌汽車中，車廂上用帆布蓬包了起來，最前面是一輛中吉普開道，該車正前方掛著一個紙牌子，上面大書：「後有車隊——犯人」，「犯人」二字特別用的是黑字。吉普後就是兩輛裝有犯人的車，再後面又是一輛解放牌敞蓬車，上架機槍一挺，十幾個武警全部荷槍實彈。這時我才發現，李景孝也坐在我身旁，原來瘋子也成了「最危險的反革命份子」了。在汽車發動的嘈雜聲中，李湊在我耳邊悄悄問道「要弄我們去做什麼」？我悄聲答道「誰知道呀，說是調去其他地方」，李不言語了，隔了一陣，他又捏著我的手悄悄在我耳邊小聲說道「老弟，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啊」？他顯然想到了可能把我們這些人弄去秘密處決。
這時我才發現，他在精神病不發作時，還是請醒的。在那種環境裡，我怎麼敢和一個時而清醒，時而又不清醒的人多說什麼呢。經過大半天的行程，還算好，不是去「黃泉」，而是被送到了位於宜賓東北面的四川省第四監獄。
也許是一種緣份吧，我和李景孝，又編在一個組。也許是環境的改變，在到監獄後三，四個月裡他除了時不時嘴裡自言自語說些莫名其妙的話以外，並無特別的異常言行。可是四監獄比「芙蓉」監管得更嚴，不然為什麼要把我們這些最危險的「份子」調來呢？其中最無人性的就是所謂「三人監督小組」，即由獄吏將囚犯三至四人編成一個生活中的「監督小組」，這三個人就變成了醫學上的「連體嬰」一樣，除了幹活外，做什麼事，甚至拉屎拉尿都必須三人一同「行動」，他沒拉完，你就只有站在廁所裡等他完了才能一道走。因為這三，四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獄吏比較相信的「勞改積極份子」，以此將「反改造份子」象藍球場上「人盯人」戰術似的加以「盯死」。
我和李景孝以及一個叫楊宗和的人被編在一個「連體嬰」組。楊在國民黨時是個警察，後來還升任了警長，「鎮反運動」中由於他檢舉他的上司有功，被寬大僅判管制，但1958年「掃殘運動」中，仍被作為殘餘反革命份子「掃」了出來，而且一判就是15年，看來他以前的「功」是白立了。但此人仍一門心思想著如何「積極靠近政府」，爭取早日「新生」（提前出獄之意）。要如此，最好的終南捷徑莫過於向獄吏告密他人的「反改造言行」。而這個李景孝經常口裡都有自言自語式的，在楊聽來都屬「反動言論」的話。但這位楊宗和，雖識字不多更寫不起字，「政治嗅覺」卻比我們強多了。所以幾乎他每天都聽見李景孝在說「反動話」，而且要由他口述我代筆給他寫成「檢舉材料」，和他既成了「連體嬰」按規定我就非代筆不可，真是煩死人。
那時我們每個囚徒除了「吃公家，穿公家」外，每月還有點零花錢，積極「接受改造」的是8角，不積極的是5角，這個「貧富差距」不大，基尼係數也很小。這點錢主要用來買點草紙（那時還沒有衛生紙），還可買兩包煙，就是我們的高消費品了。當時的香菸是要票的，我們哪有？只有一種劣質煙，其煙絲就像鋸木末一般，每包5分且不要票，還有個好聽的名字叫「珍珠魚牌香菸」。那天下工後在一起抽菸，我發現李景孝沒有煙了。便順手遞了一支給他，他接過去後似乎捨不得抽反覆把玩，好一會後忽然把煙往地上一扔，哈哈笑道「不炸珍珠港，也不吃珍珠魚」。我裝沒看見只好不理他。誰知一會兒楊宗和就對我說「給我寫個李景孝說反動話的檢舉材料」。我說「我怎麼沒聽見」？楊便叫我把李丟棄煙時說的話寫上去，並問我「煙是你給他的吧」，我說「未必這也算反動」？他只好說「不算，不算」。當我如實寫好後，他還不甘心，又問我「珍珠港是什麼意思」？原來他們這些積極份子檢舉了別人的「反動言論」後，還要分析批判幾句，以向政府顯示他們的「思想改造」大有進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我便說「我不知道」。他對此似很遺憾便說「你是知識份子怎會不知道」？我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便以諷刺的口氣問道「人家說反動話，我幫你寫檢舉，今後我要是說反動話，又請哪個幫你寫呢」？話一出口我就意識到自己失言，已至少構成「反改造言論」了。他不愧是當過警官的，馬上安撫我說「嚴同改，你是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的，我怎會檢舉你呢」？我聽了，真比挨罵還難受。那時囚徒之間既不准稱兄道弟，或先生，當然更不能叫同志，獄吏規定互稱「同改」，己夠令人噁心了。他還再給我來個「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的」，無異於當面罵我是壞蛋。真恨不得抽他一耳光，但我畢竟還沒瘋，所以只好苦笑一下了事。
果不出我所料，他去交檢舉材料時，把我的「反動言行」也一併「交」上去了。當天晚上所謂政治學習時，一個被稱為「羅管教」的獄吏，在給我們「訓話」時，先是夾槍帶棒地說「有些傢伙還很同情這個裝瘋賣傻抗拒改造的李景孝，送煙給他抽。當然，你的錢多要送他也可以，但你不能諷刺打擊人家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犯人的積極性呀」！他越罵「革命義憤」越升高，便叫道「嚴家偉，給我站起來」！我站起來後他又問「珍珠港在哪裡你當真不知道？你反革命右派都會當，算是個吃屎份子了，真不知道，還是要包庇反改造」？這位獄吏把知識份子稱為「吃屎份子」，不知是他「發明」還是聽別人說的，反正他對唸過點書的人特別恨。接著他又問「珍珠港你究竟知不知道，說話呀」。我知道硬頂要吃眼前虧，便說「它是美國的一個軍事港口嘛」。誰知他一聽更來勁了，說「你們這些傢伙就是思想反動，一天就想著美帝國主義，它救得倒你的命呀？抗美援朝，我們的志願軍把它甚麼珍珠港，瑪瑙港都全部給他打垮了嘛」。看他那股自豪勁，好像他當年也參加了「偷襲珍珠港」戰鬥似的。要早知他的知識水平和楊宗和在一個檔次，我就不該去提美國了。最後落得自己寫反省，承認自已諷刺了積極接受改造的人，還要檢查思想上「留戀美帝國主義」，把自己臭罵一頓。不過我不敢引用羅大管教「訓示」中的「志願軍打垮了珍珠港」的話。怕他萬一不認賬，我豈不成了「誣衊偉大的黨」是日本侵略者嗎？那還不罪該萬死！？
四
時間把我們帶到1969年初夏，當時中共「九大」己開過，在中國大陸除了毛這尊神而外，還有兩尊「亞神」，一個是「永遠健康」的副統帥，另一個是「旗手」兼第一夫人的江皇后。那時的政治學習除了讀報就是作「認罪檢查」。那天讀了一篇報上的什麼談京劇革命的文章，把個「旗手」吹得來直叫人噁心。這時李景孝突然又自言自語道「你怕是她媽個好東西呀，哪個不曉得是只破鞋呀」。聲音不算大但也不小。聽見的決非一人。這還了得！雖然從語法上來講，是個「主語缺失」的「病句」，但那時的人，八桿子搭不上邊的珍珠魚與珍珠港都要扯到「留戀美帝國主義」上去，這還能不「鐵證如山」？當場就被打得鼻青臉腫，反銬加繩捆送到單獨囚禁室去「關小監」。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又過了快一年吧，一天收工回來在我們監舍外的牆上又貼出了幾張大佈告。經驗已告訴我們，肯定昨天或前天又殺了，判了一大批。對這類血腥文字，我早已無雅興去參觀。突然聽見有人喊「看，李景孝，李景孝」！這下我不能不去關注一下，畢竟是一個和我朝夕相處幾年，而且互有一定好感和信任感的朋友啊！我快步上前一看，「榜」上第一名就是「反革命惡攻犯李景孝」，所謂「惡攻」就是惡毒攻擊之意。首先稱其為反動偽軍官營長，一貫從事反共，反革命活動，而尤其嚴重的是，在勞動改造期中，喪心病狂攻擊偉大領袖和敬愛的江青同志，語言極其惡毒，手段極其惡劣，情節極其嚴重。只有三個「極其」，卻無任何具體事例，甚至「破鞋」一詞也未得見。——原來中國的一條人命，就是可以這樣如兒戲般的被隨意剝奪！
幾天後，我在煤井下「勞動」時，有幾個帶班的獄吏在一起閒扯，其中一人好像那天去參加了李景孝的處決大會的。他說「李景孝這傢伙還有點反動勁頭，弄他上刑車他還不拉稀擺帶（四川方言：即不怕，不求饒之意——筆者注），還說了一句什麼『黃犬無女店』呀，執刑武警趕快把鎖頸繩給他拉緊，怕他喊反動口號」。接下來他們就去研究這「黃犬無女店」是什麼意思，「研究」了半天，也沒個共識，甚至還懷疑是不是罵他們這些穿黃衣服的獄吏是「黃犬」。後來話題又扯到李是真瘋還是假瘋，也意見不一，但有個人卻說，「管他真假，現在中央有指示，凡攻擊偉大領袖和黨中央的政治瘋子也要堅決打擊。」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從此我才知道瘋子還有政治與非政治之分，這也許就叫中國特色吧。其實所謂「中國特色」其內涵究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故其外延所及更令人一頭霧水，諸如何謂「反動」，何謂「國家機密」，何謂「妄圖顛覆政府」，何謂「反革命」？還不都是權勢者隨意認定的。李景孝被認定為「反革命惡攻犯」，在當時的佈告上還有「反革命放火犯」，「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強姦犯」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我就在想，要有革命，才有反革命，以此論之，當然就會有「革命的殺人犯」和「革命的強姦犯」了。不知那些害死了幾千萬中國人，玩女人像點菜單一樣的大人物，是不是該榮獲此稱號呢？
李景孝離開這個世界快四十年了，不過像大海中少了一粒鹽一樣，不會有人在意。但我作為在鐵窗下曾與之相處過的朋友，我還一直記得這個無辜而可憐的人。願他在黃泉路上能住到旅店，一路順風走向沒有政治壓迫的天堂！
嚴家偉2006年2月初稿，2007年4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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