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1日訊】“中國特色”這幾個字，早已家喻戶曉，但這“特色”裏到底都裝了些什麼？由於沒有權威的說法，我們老百姓也不得而知。
既然不知道，也就只能隨便“猜猜猜”了。
我想，尋覓的方法也就是：凡是中國所獨有的，世界上大都沒有的，就應當是“中國特色”了。但我找來找去，發現找出來的“中國特色”，大都很讓人跌眼鏡。“中國特色”裏，可以說，基本沒什麼好東西。
所謂“中國特色”，似乎是：半是無奈，半是胡來。
很多年了，“中國特色”的鼓噪，幾乎不絕於耳。在今日中國，“中國特色”四個大字，毫無疑問，仍是很招搖的。例如，凡被認為“重要會議”召開的時候，北京人民大會堂二樓，必出現碩大標語：“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鬥”。在這個位置，“中國特色”幾個字大概是“露臉率”最高的了。
而且，出於極端重視，中國的官們還非常小心地對它進行小修理。原來寫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來，把“有”字去掉了，口號遂變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代中國主流理論家們什麼都吹，我記得，當時這個小小改動也曾被吹得神乎其神。好像這樣一改，官府簡直是算做了一次非凡的修枝整葉。看起來，中國的御用文人們，有時實在是細膩得不行。
但我這麼個粗人想了又想，除了節省了一個漢字以外，我實在沒能看出這兩條標語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的研究水準，委實太低了一點。
我認為，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那麼個“有”字，而在於“中國特色”這四個字到底如何。
誰都知道，一段時間裏，“中國特色”幾個字喊的非常響亮，為什麼這樣猛叫一氣？原因何在？倒是耐人尋味。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凡事都有原因。想必“中國特色”會給某些人帶來好處，才會出現，這是肯定的。
是否也可能，除少數人而外，它還會給“整個”中國人帶來好處？雖然不能全排除這個可能，但是，這需要證明。如果理論家們證明了，“中國特色”確實能給整個中國人民帶來好處，那就應當堅持它。
如果不能證明這一點。我認為，那就應當把“中國特色”果斷地拋棄掉。就像魯迅先生拋棄“國粹”那樣。
所以，對於“中國特色”，應當是到了探討它的時候了。
當許多年前，大約是80年代了，我剛剛聽到“中國特色”這幾個字時，就感到大概中國要做些“壞事”了，要做些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不通的事了。因為，這顯然是一個“擋箭牌”的產品。本來，照中國理論家們一再宣揚的那樣，馬克思那一套社會主義學說，應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如果這樣，還要講什麼“中國特色”？全世界都實行統一的“普遍真理”的原則就是了。過去，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說法，到了80年代的鄧小平時代，實際上，已經有了重大的實質性改變。就是說，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社會主義”了，只剩下了“中國特色”。
我們姑且不說那些更老的社會主義者，就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吧。
以前說，社會主義有好幾個基本特徵，例如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什麼的，現在中國人說，這些都不是。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按鄧小平的意思，根本就不知道。那就奇怪了，他當初參加革命，究竟要幹什麼？如果就是為了“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個未來的大政策目標，那麼對於他來說，革命是不必要的。所以，他的確要說，什麼是社會主義，還沒有“搞清楚”。
既然沒有搞清楚，那麼這個詞就不能濫用。但是事實恰恰相反，“社會主義”一詞在中國，已經成了一個非常廣泛使用的用具，一個隨時用來胡亂喊叫的用具，一個沒有任何“基本原則”的用具。
但實際上，所謂“社會主義”，雖然五花八門，但是從19世紀以來，就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解除“資本”對於“雇傭勞動”的壓迫。
與鄧小平搞不清楚的那個“社會主義”相比，這個原則，卻是世界性的。
顯然，目前的中國，已經遠遠背離了這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所以實際上，我們現在所唯一擁有的，只是：
沒有“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到底是不是好東西？
單單這四個字，其實是無法判斷的。
如果中國人都是“愛國主義”得不得了，當今的宣傳家們也可能會達到目的。但是中國人到底是不是一聽到“中國”二字就激動不已的人群，不見得。我認為，現在所以很多人喜歡表示他們特別愛國，是因為這種“表現”能給他們帶來好處，或者起碼沒有壞處。如果在清兵入關時期，如果在抗日戰爭時期，那就會有大批如“冠曉荷”“大赤包”一類的人，表示他們愛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
所以，我們一直在大力開展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到底為什麼？
我一直懷疑，之所以能夠聽到如此轟轟隆隆的“愛國主義宣傳”，難道因為人們發生了“不愛國”或“不太愛國”的問題了？否則，幹嗎要這樣呢？現在看來，也不盡如此，即使要配合“中國特色”幾個大字，也要大侃愛國的。
我不知我是否會被扣上“不愛國”的帽子，但是我堅持認為，“泛愛國主義”是不可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稱自己是“世界公民”，而不是狹隘愛國主義，他們對自己祖國的批評，也都是嚴厲的。他們說“工人無祖國”，不能從他們那裏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大意）。而德國和日本，都曾在“愛國主義”的黑旗下，在二戰中對全世界犯下了可怕罪行。所以，“愛國主義”並非“普世價值”的一種，以前常說的沙文主義也是“愛國主義”之一種。很顯然，不能抽象鼓吹愛國主義，必須分析具體的愛國主義。在出現了“地球村”的今天，中國竟然還有人說，愛國主義是一種道德，這就更加離譜了。這樣一來，馬克思、愛因斯坦、台爾曼、野阪參三等這些人，都有道德問題了？
事情很清楚。不是“愛國”，而只有“正義和善良”，才真正是道德的。
我們還是來看看“中國特色”本身，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吧。
“中國特色”這四個字，雖然天天震動著人們的耳膜，實在讓人聽得鬧心，但裏面到底有些什麼？如前所述，我們是不知道的。
當然，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一些與外國不同的東西，這並不難。但也並不一定就找對了。
讓我們來試一試。例如：
（一）開會
中國的“開會”是與眾不同的。在國外，開會，是為了找問題、為了解決問題而進行討論。而中國，開會常常並不談問題和爭論，爭論是在會議之外解決的，在私下裏大家已經“疏通”好了，甚至“交易”好了，於是開個大會，作幾個現成的“報告”，大家表個態，結束。於是，就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中國幾乎所有的大會，永遠是勝利的。所以，中國的許多會議，並非研究問題，而常常是“誓師大會”，也可以說是“表態大會”。咱們中國人特別重視“表態”二字。不管人們心裏想的什麼，只要他表了態，就行了。
中國人歷來喜歡花拳繡腿，重視外在的東西，重視形式。在開會這上面也表現出來。只要大家“表態”一致，那就算有了“共識”了。中國的“共識”這麼多，與世界大不相同，大概就是源於此。在會議上，似乎沒有人有“自由思想”，誰要是有自己的想法，與主流思想相悖，那就是“自由主義”，要是說出來了，那輕者屬於違反紀律，重者可能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這在當年被俗稱為“三反分子”，誰被戴上這頂帽子，那就大禍臨頭了！
在毛澤東時期，一開大會就是“舉手表決”，所以總是“一致通過”。沒有別的表決結果。在表決“打倒劉少奇”的決議時，只有陳少敏大姐假裝趴在桌上睡覺而沒有舉手。但是，當時的全體與會者，全都同意打倒劉少奇嗎？顯然心裏不是，起碼周恩來、陳毅這些人心裏，是不會同意的。但是中國那時沒有“秘密投票”的程式。在政治的“超重壓”之下，連冰清玉潔的胡耀邦當時也被迫舉了手，這使他一生都感到抱愧。但當時他又能怎麼樣呢？這是“專制制度”造成的。人們被迫說假話，不然就家破人亡！
而偉大領袖，也滿足於人們都說假話。他只是喜歡人們朝他歡呼，只要歡呼，而不管人們心裏想的什麼。反正人的心裏如何，也看不見。
鄧時代，在某種意義上說，實際上“形式主義開會”有時表現更深刻了，因為理論上就明確了“不爭論”三個字。會上不爭論，而是裝模作樣；會下也不爭論，而是勾心鬥角。這樣，在會上，什麼問題都不能擺到桌面上，而且誰也不要說自己心裏的話，都聽領袖一個人說，就行了。
現在中國每年都會召開若干形式主義的大會。中國的問題那麼多，沒見在會議上有多少討論，因為“爭論”是不允許的，只見代表們大都在努力地“表態”，說些沒有用的豪言壯語，使會議達到一陣陣海浪般的高潮的氣氛。
中國人對此很滿意，很高興。
（二）投票
中國開會後，無可否認，也會有投票程式。投票，無疑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但是和外國不一樣，在中國，由於只有投票過程、而沒有“競選”程式，於是投票在兩個方面失效。
一是，投票人對於候選人，往往一點不知情。二是有時，候選人只有一個，你投不投票都是他了，投票還有什麼意義。建國前，蔣介石時期，總統就是他，若要競選，那是幾個人競選“副總統”，真是逗死人了。而且是在很小圈子裏“選”。建國後，無論是毛要當國家主席，還是劉要當國家主席，反正，候選人都是一個。但當時還硬要說，這就是“人民的願望”。當時或許中國人民並不反對，因為人民的民主政治的意識那時並不成熟。但是從“形式”上來講，人民當時連個“表達”的方式都沒有，怎麼來表達願望？
於是，領袖們就“代表”人民來說話，仿佛人民自己沒有嘴巴和發聲器官。
的確，那時，人民沒有現在的牢騷盛，但這並不是“不能競選”的理由。
沒有競選，其實也就沒有選舉。
現在發明了一種“差額選舉”，這可能是領導者們賞給人民的小禮物。但到底是不是有了大改變？
我認為還不能這樣說，因為：第一，“候選人”產生的程式有中國特色，不是來自下面的提名，而是來自上面或“組織部門”的提名。人民並沒有真正的選擇。第二，“候選人”們依然沒有競選的程式。他們不能發表講演，不能抒發政見，不能和黨中央不保持一致，也不能違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因此，即使他們能夠演說，也還是會被各種思想羈絆重重鎖住。他們能講些什麼？他們又敢講些什麼？若是講不好，“候選人”不僅白當，而且弄不好連原來的“官位”也要丟了不可。
中國特色，厲害呀。
（三）中國特色：“人權即生存權”
在國外，人權就是人的權利，特別是政治權利，思想自由的權利，發表言論的權利，不受非法侵犯的權利。在中國，官員們和學者們一聽到“人權”兩個字就火了，但是轉念一想，如果像過去那樣，把“人道主義”和“自由平等博愛”都宣佈為資產階級的東西，現在也把“人權”二字宣布為“資產階級”的東西，可能說服力不那麼大了。時代變遷了，經過了慘痛的文革，人們已經不是只要毛澤東說了就深信不疑，就全民共討之，全黨共誅之。所以，似乎是宣傳家和學者改變了音調，已經不把人權、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等這些好東西，都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了。把好東西都說成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好像不合算。於是，又發明了新的說法，即：“人權即生存權”或者“人權首先是生存權”。
為什麼提出一個奇怪的“生存權”來呢？我想，大概因為中國的官員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很快，這樣一來，說中國人有“生存權”，那肯定是很無可辯駁的說法。所以，誰也不要指責中國有人權問題了！中國人民有“生存權”！也就是中國有“人權”。而且，特別要讓中國人民明白：外國人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那是心懷惡意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特別講起了“生存權”？難道中國人民改革之前一直都沒有生存權嗎？還是全世界人民直到今天還都沒有生存權、只有中國才特別有？
我不明白，什麼叫“生存權”？中國說中國人有生存權，但是哪一個國家會說他們國家的人民沒有生存權、只有死亡權？
而且，中國人民的“生存權”問題，實際上還是有的：
有病沒有錢醫治，躺在家裏等死，或在醫院門前死去，叫不叫有“生存權”？
貧苦農民的孩子考上大學，父親卻因沒有錢而自盡，叫不叫有“生存權”？
愛滋村村民，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又無錢治療，叫不叫有“生存權”？
因農民工討薪不成而發生的許多悲劇，叫不叫有“生存權”？
……
甚至有人提出，因目前中國喪葬費用過高，中國的窮人已經“死不起”了。這難道也是某種“生存權”嗎？
我認為，所謂人權，首先不是指經濟權利，而是政治權利。
經濟權利，首先是一種物權。中國不是已經有了一部《物權法》了嗎？那就是經濟權利。而政治權利，才是當今“人”的一種基本權利，人人都應當享受的。
經濟權利，常常不是人人都公平的，由於情況千差萬別，許多事情還是能容忍的，例如比爾。蓋茨的經濟權利，和一個紐約地鐵裏的homeless（無家可歸者）的經濟權利是不會平等的。但是他們的“政治權利”卻是一樣的。他們都只能有一張選票，若沒有犯罪都不受逮捕，也都允許發表自己的政見。當然人們會說，前者有金喇叭，後者沒有，這也是事實。但在法律上，他們仍然享有同樣的“人權”。
中國不是這樣。持不同意見的人，窮人，常常會失去話語權，失去表達意見的權利。而主流學者，富人，房地產商，企業高管，卻有這個話語權。據報載，上市公司高管2006年的平均年薪為16.28萬元，比2005年增長18%.其中最驚人的是中國平安常務副總經理梁家駒的年薪竟高達171027500元，即1700餘萬元。這瘋狂的吸血鬼，比克林頓的年薪還要高10倍。這叫什麼“工資”？在中國，就是為這些“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喊叫的經濟學家和宣傳家們，還有那些暴富的房地產商等等傢伙們，才有話語權。
當然，人權不僅僅是話語權。但如果窮人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還有什麼其他權利可言呢？
再說，如果中國根本沒有任何“人權”問題，如果我們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言論也自由，那還怕外國人說什麼嗎？
（四）中國人民沒有土地的所有權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中國特色。中國農村的土地，不是農民私有的，農民不過是鄉鎮政府的“雇傭勞動者”。中國城市的土地，也不歸任何人所有。所以，中國人的“物”的權利，都是飄浮在半空中的，落不到地面上。
而中國的省、市、縣、鄉、村的各級政府，卻都有一筆永遠收不完的錢，這就是土地的使用費。
這個問題我寫了很多了。還專門寫了篇《<物權法>回避了最重要的“物”》，為了鄭重起見，還專門做了幾幅插圖。對於我這不懂電腦技術的人，頗為費勁。
在美國，買了房子，有了realestate，沒聽說還沒有房子下面“土地所有權”，還要再向地方政府購買土地的“使用權”（仍然不是所有權）。這一點，也許在全世界，中國都是最“特”的。
（五）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
顯然，若沒有出版自由，就談不上言論自由。建國後至今，中國的官方對於出版物的控制，好像比清末還要厲害。那時候，章太炎還能寫點自己想說的話，鄒容還能寫出氣勢磅礴的《革命軍》，要是擱到建國後，門兒也沒有。若在1957年，那都要打成右派。魯迅先生怕也跑不了，據報上消息說，毛澤東也說他，可能關到牢裏還要寫。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人們就呼籲開放報禁。但是到今天，報禁還在，就是人們不能自由辦報。在英國和葡萄牙統治的港澳，100多年前報禁就沒有了，出版也是自由的。自由並沒有什麼可怕，言論越壓制越會出問題。在歐洲大陸反動的時候，只有英國，什麼話都可以說，它容納了來自大陸的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在內的大量政治流亡者，出版他們的書籍，而且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出版了《資本論》，全都沒有什麼障礙。而且，越是如此，英國社會就越加穩定和安定，因為這是一個自信的社會。
（六）遊行和請願
人是一種動物。表達自身的訴求，是一種動物性，因此，它天然是合理的。也就是說，人，應當生而有表達訴求的權利。而壓制這種表達，不允許人們提出自己的訴求，則可能是一種人類（而不是動物）的特有的惡劣行徑。
自從約3000年前，人類進入以“文化”為特徵的社會生活之後，一部分人表達共同的訴求，就是經常發生的。在少數人壓迫大眾的社會裏，這種表達經常會受到統治者們的壓制。但是，請願還是在經常發生。就數量來說，在西方國家發生的，要多一些。為什麼為這樣？也可能是因為在那裏發生請願，要容易些，限制較少。而且，請願或多或少總能達到請願者的一些目的。但是在中國，自建國以後，幾乎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請願遊行。像五四、五卅、一二九那樣的請願運動幾乎絕跡。這一方面提供了一種解釋，即建國之後很多事情不需要請願了，人民政府都辦好了。但是，這種看法是不合邏輯的，因為發生了違背人民利益的事情，如大躍進、農業學大寨……等，但農民並沒有遊行請願。在文化大革命中，倒是發生了數不清的遊行，但多是中央文革操控的，而且大都不具有“請願”的性質。文革結束時四人幫倒臺，興奮的人民又舉行了全國規模的、自發的、大規模慶祝遊行，很多地方酒都脫銷了。但是，這些遊行也不具有“請願性質”。
在中國，具有向當局請願性質的大規模群眾活動，只有兩次。一次是1976年，一次是1989年。這兩次，都受到了鎮壓。從那以後，又快20年過去，時光不斷地逝去，許多人也已經齎志含憤而不斷逝去，張愛萍老將軍也逝去了，但是，“請願和遊行”再也沒有回到人們的政治生活中來。
這樣“中國特色”的、沒有群眾請願的政治生活，是不正常的。
（七）面對壯烈之士，中國人常常沒有尊重、莊嚴和肅穆。
在革命年代，中國曾經湧現出大量壯烈之士，而且在建國後仍有許多壯烈之士捐軀和流血。為了正義和人民利益的死難者，永遠值得高尚的人們流下眼淚。但是，在中國，擁有話語權和表演權的人們，幾乎沒有人能嚴肅地面對他們。中國的搞笑電視劇，經常拿烈士尋開心，這在世界上是很罕見的。
在俄國，無名烈士墓的聖火永不熄滅。在美國，二戰陣亡將士墓地，也是異常肅穆整潔。問題是，這是一個嚴肅的題目，一種神聖的情感。中國人沒有。據網上的故事：一個日本留學生，在中國大學裏，問到朝鮮戰爭中的邱少雲的事蹟，一個中國學生居然回答道，那樣的傻瓜不會再有了。這個日本學生大驚，因此，他說他非常看不起“支那”！他氣憤地說：我們日本有靖國神社，你們有什麼！……
這個充滿屠殺者牌位的靖國神社，使得這個日本學生產生了“愛國狂熱”……
但這同時表明中國的教育非常失敗！還表示出許多中國青年沒有靈魂和血性！
知恥而後勇。中國人何時能知道，靖國神社給了中國的，是“深深的羞恥”？我認為中國人應當知道雪恥，而不是感傷。但是，咱們中國只會說些什麼靖國神社“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樣一類沒有骨頭的話。
不尊重壯烈之士，不尊重死難者，只會苟且偷生，沒事偷著樂，那中國就永遠不可能真有骨頭。
靖國神社供奉的，幾乎除了戰犯，就是到外國去屠殺別國人民的法西斯士兵。日本鬼子直到今天仍然說，這些人都是“為國捐軀”的。由此看來，多數日本人，在面對外國人民時，至今沒有是非觀念。所以，和德國人民不同，日本人將來還是可能“為國捐軀”去屠殺外國人民的。而美國，為了一時的需要，竟縱容這種瘋狂的侵略主義，那麼將來，珍珠港事件也會再次重演的。而中國，至今沒有人指出，靖國神社供奉的百萬陰魂，絕大多數是屠殺外國人民的法西斯分子，而只說那幾個甲級戰犯，好像日本人瘋狂祭祀“普通的法西斯”還是無可指責似的。而且，中國始終不明白，日本真正可怕的是超一流的工業技術力量。如果中國的經濟只會倒騰資本，只會倒騰債券，只會引進外資，既不具開發能力、又不能掌握超一流技術，而且凡是中國人做的東西，就是“價廉物不美”，那麼，在將來“世界資源危機”爆發之後，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還可能爆發，那時中國還是要被侵略的！還是要被日本人屠殺的！
我的天！我的後代！
若是真正有遠見的中國政客們，應當真正有“憂患意識”地考慮未來，而不是成天價歌功頌德、歌舞昇平。……
這個要求，也可能太高了。當代中國的幹部們，看不了那麼遠。
他們除了誇獎自己，幾乎不會幹別的。
（八）中國是否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
有了憲法，是否就有了憲政？不一定。有了民主的口號，是否就有了民主？也不一定。
這個問題我以前已經講了很多了。今天就省略了。
我的基本意思還是：中國目前並沒有建立起民主制度。我認為，民主和憲政最根本的兩條就是：1、民選；2、三權分立。這就決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獨裁的“偉大領袖”，都不可能成為可怕的“我的元首”，因而，也就決定了整個社會是民主制度，而不是獨裁制度。
民主，也就意味著：任何人都在法治之下。沒有一個人能高於法制！
簡言之，克林頓總統也要到法院聆訊，田中角榮首相也要被法院判刑，沒有人能夠居於法律之上，沒有人能夠不經“民選”就當上行政首腦，這就是民主。
現在的中國理論家，特別是中央黨校的一幫子理論家，一再想把“民主”的概念偷換掉。他們想把目前的中國，定性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因為民主這個單詞，已經講了近百年了，不好意思把這個單詞本身否掉。於是，就要想辦法把這個單詞的內容，偷換成別的概念。例如說“協商”即是“民主”，就是中國理論家們的狡猾之處。在西方，有人提出民主應增加“協商”，因為敗選的少數人，很多時候其人數也並不少。甚至能達到非常接近50%.這樣，當然，某種協商的程式，也是必要的。這是有了“民主”之後的進步。而在中國，根本就沒有“民選”這個程式，因此不知道誰是多數，誰是少數，那誰和誰去“協商”？顯然沒有道理的。在還沒有民選的時候，卻提出“協商是民主”，邏輯上也是不通的。既然中國理論家認為只要“協商”就是民主，當然，只好由“全國政協”或“地方政協”的一幫子據說也是精英的分子們，自己和自己聊天。老天爺，這就是民主了麼？或許可以叫“聊天民主”！
總而言之，我們似乎就是要否掉當今“政治民主”最根本的、國際公認的基本特徵，即民選和三權分立。
（九）“勞動者失去保護”和“資本家的聯合”
這，可以說是中國特色中最“特”的了。
因為中國“社會主義”是工農勞動者失去保護，而資本家卻可以“聯合起來”的一種極為奇特的社會主義。
總有人說到“改革以來最大的失誤”，據認為是“教育”，而且主要是“政治思想的教育”。我不知道這種“失誤”是相對誰來說的？如果是相對于執政領導層來說，可能，人民沒有教育好，也沒有管教好，所以發生了1989年大規模請願遊行的事。反正，責任在人民。
但如果相對於人民來說，“改革最大的失誤”，可能莫過於顛倒了階級。
改革以前，當然，工人階級也並未真正當家作主。但是那時還曾冠冕堂皇地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人還是有光榮感。劉少奇握住掏糞工人時傳祥的手，而沒有特別去握榮毅仁的手。那時沒有“貪官污吏”階層，幹部中特別糟的事，也就是“多吃多占”。多吃？能吃多少啊？而且，那時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也已經不能吆喝工人了。全國的工人實行的都是“八小時工作制”。這還是20世紀之初的“工運”就提出的目標啊，而現在，卻很少有“農民工”能夠真正獲得“八小時工作”和正常的勞保福利待遇。而中國居然還有一個《勞動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八小時工作制”。中國保護勞工的法律形同虛設，在中國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廣東，工人的勞動條件非常苛刻。
所以，改革以後，中國工人階級的地位，還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西方國家，對勞動者能實施保護的，就是“獨立的工會”。但中國沒有任何獨立的工會。在任何單位，工會主席由單位領導任命，其工資也由單位開，他幹嗎要保護工人？建國後，獨立的工會，在中國是不合法的，這一點與國外大不一樣。中國工會全都是擺樣子的寄生性機構，中國的工人只能任領導們擺弄。特別是改革後，中國的幹部狀況，已經演化為貪官污吏橫行的局面，中國盤剝工人的“老闆”也已經重又出現，而且他們的面目越來越猙獰，但在社會上卻越來越有光彩。
工人失去保護的情況，在建國後近60年裏，已占了多數時間。
當前，中國社會對於工農勞動者的鄙視，可以說，已經到了骨子裏去了。
所以，現今已經沒有城市學生願意當工人了。工人，多數已經是來自窮鄉僻壤的青年農民。這也不是他們願意幹這個，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中國的多數大城市已經“老爺化”，相當多的居民已經日益成為“食利”者。
在勞資問題上，中國的“特色”是非常多的。我很奇怪，西方國家被我們稱為“資產階級國家”，但那裏的工人階級，卻遠沒有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工人階級這般狼狽不堪。
中國工人階級所得的報酬，也是非常低的。這與西方國家大不一樣。
現在中國的就業者裏，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做“白領”，領子比較白。過去，在國外，“白領”是指在辦公室工作的工人，“藍領”則是在場地裏從事出汗的工作的工人。白領雖然身體比較乾淨，但是其工資常常不如“藍領”多。我想，這也是正常的。問題是，到了中國，事情就變得“有特色”了。現在，中國的白領屬於高檔的人群，其工資肯定比藍領要高，而且高得多！甚至要高出幾倍、十幾倍、甚至到幾十倍。
中國把“藍領”幾乎壓到了最低層，這才使得全中國社會鄙視體力勞動！
這，將為整個中國的未來帶來嚴重的後果。
同時，中國真正把資本家（老闆）捧到了天上。不僅國家領導人捧，經濟學家捧，而且已經是全民去捧。幾乎人人都對老闆們低眉順眼，點頭哈腰，一副驚羨和巴結的模樣兒，真是醜死了。
中國資產階級，產生一個半世紀以來，終於迎來了最輝煌的時代。他們現在自由自在，窮奢極欲，而且有權自由成立各種“商會”，也就是“資本家的聯合”。既然老闆們都聯合起來了，他們要一致對付的，就是勞動大眾。這種情況下，哪還有什麼“市場競爭”可言？經濟學家的說法，幾乎都是騙人的。
（十）中國出現了幾乎長久不變的、絕對的領袖崇拜。
這種領袖崇拜，不僅是全國，而且在大大小小的單位裏，都出現了。到處都是“第一把手說了算”！獨裁！專橫！不可一世！
這種現象，可能是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制度，沉澱下來的。中國人對領袖的愛，對領袖的感恩戴德，有時到了令人作嘔的地步。我很懷疑，領袖們真那麼可愛嗎？真是值得為他而犧牲一切嗎？就這一點來說，我對西方人有好感。他們從來不會說什麼“無限熱愛領袖”這一類虛情假意的話。俄國和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最底層，也可能，他們覺得“領袖”來拯救他們了，因此值得他們去無限地愛。但革命以後，就算是“拯救”也已經救完了，幾十年裏一再地講什麼“無限熱愛領袖”，那不是很滑稽嗎？
而最滑稽的，是中國的領袖們自己，他們也似乎感到自己就好像是上天派來的下凡的天河元帥。他們來解救眾生，來撫摸眾生，若離開了他，人民就會沉淪。
中國的領導人與西方的相比，也有自己的特色。
比起西方的國家領導人，中國的領袖們常常表現出來氣度小，氣量狹窄，不能容人，沒有幽默感。例如，沒有中國人敢畫領導人的漫畫，否則就可能坐牢。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就為此坐牢數年。目前臺灣，對政治人物們出現了大量漫畫，像西方國家那樣，可見有了民主，就打碎了這種束縛，這樣，能使人們相互之間更加和諧和詼諧，更容易相處。臺灣的馬英九之流，可以隨便地與群眾相處，談談笑笑並到處“拜票”，或者一起騎車跑步，這也是很有些“西方化”的。而在中國大陸，即使是個省級的高級官員，目前也是很難做到“和群眾打成一片”了。他們總是被下級官員們前呼後擁，好不威風。他們的涵養也普遍較差，容不得被人挖苦批評。西方國家領導人常常會有許多漫畫，就這一點說，可以看出，西方的上下層之間，儘管層次不同，但是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反對那些官員或總統，可以嘲笑他們，可以譏諷挖苦，只要不是暴力的舉動，官再大的人，都是能容忍的，或一笑置之，根本不會對不敬者判刑。
一個西方人說，在我們那裏，你可以在大街上指著總統的鼻子“罵”他，不會因此判刑。但是你不能“打”他，否則會判刑。打罵之間，其性質是根本不同的。還有個故事說：如果美國有一個關在監獄的人，在鐵窗後大罵總統，說他是混蛋，是狗娘養的，那些看監獄的人，根本不會理睬他。而如果這個犯人忽然歌頌總統是“大救星”，是“偉大領袖”，那麼，監獄的工作人員就會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要看看他的神經是不是有問題了。
中國人民自己，可能有自卑。他們總是仰起臉兒來看上級，看領袖；而且領袖也不需要他們的選票，所以自然也就高傲得不行。什麼時候大陸像臺灣那樣，政客們為了當選，而要到處去向民眾“拜票”，那就好了。因為，這一次，不是老百姓去“拜”官，而是領導們去“拜”老百姓了，這就將是莫大的進步。
（十一）“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
這是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在文革中也很實行了一氣。它表明，中國的一切，幾乎都沒有“一定之規”。一到自己覺得需要做別的解釋時，就要“區別對待”了，而不是一切都照規矩來。
如中國長時期的“肅反”中，有句響亮的話，叫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是完全沒有“法制觀點”的口號，並為“逼供信”提供支撐。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它的危害，認識到它對人們的摧殘。現在，西方判案的認識是：一切依據證據。嫌犯可以保持沉默，他有權不做對自己不利的供述。默秘權，這是一種“權利”，也可以叫做人權吧。允許其保持沉默，並非對嫌犯縱容、或對其做道德判斷。嫌犯如果真犯了罪，那肯定是壞蛋無疑。問題是，對壞蛋也要照“規矩”來。在中國，所以“逼供信”如此厲害，就是源于領袖的肅反政策。而“逼供信”之後，冤假錯案就必然很多，其實，如果一切斷案按照“規則”來，冤假錯案就會大量減少。這是顯然的。
坦白從寬，我認為在量刑時也並非不能考慮。但作為政策，就有了問題。特別是這“從”字，也就是說，要按照嫌犯（或被審查的人）的態度來“區別對待”。80年代之後，有“從重從快”之說，這也是很有中國特色的。當時叫做“嚴打”，但既有“嚴”，則必有“寬”。因為不可能一直“嚴”下去，如果永遠是“嚴”，那也就沒有“嚴”可言了，只要是波浪式進展，則必有“寬”的時候。否則不合邏輯。所以我認為，應當一切按照“原則和規矩”辦理，不要“從嚴從寬從重從快”之類的事情，中國的事情可能就上軌道了。
（十二）“歌功頌德”也是中國特色
中國人就是喜歡歌功頌德，喜歡聽好話，喜歡“表揚為主”，強調首先要“充分肯定成績”。如果不這樣呢？似乎就對國家很有害了，就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我實在是不懂，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真的有偉大成就，而有的人在發言時又沒有“先肯定成績”一番，難道這個“偉大成就”就一下子跑掉了嗎？
為什麼在批評某一件事時，還一定要“先充分肯定成績”？這不是很囉嗦嗎？這還有效率嗎？但是，不，中國人就是好這一口，若沒有這個，受不了。所以，在各種大會上，在什麼兩會上，一定要把成績說夠，先歌功頌德，先讚美黨和領袖，然後才能小心翼翼地提出一點“不足”和“還需要改進的地方”。而只有這樣發言的代表，似乎才能是“合格的”人民代表。否則，就不合格。若是在以前，弄不好還可能是混進來的“三反分子”呢。
而同時，在“中國特色”之外，西方人卻喜歡“找問題”和“批評國家”。這有可能是社會制度之不同帶來的。所以，中國就比較自滿自吹，難以進步。誰若找問題，就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不滿”、或者“對改革不滿”；誰若是批評現狀，就可能獲得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或者“反對改革開放”的政治帽子……。
我想，這樣的社會，可怎麼政治進步啊？
中國政治家的神經相當弱，不能聽任何刺耳的話，一聽就跳。可能就因此，才會有個成語叫“忠言逆耳”，希望能因此而告誡那些統治者。孔子說六十而耳順，看來，耳順真不容易。
其實，很多中國老百姓也是，一聽到有人批評中國，就先跳起來罵人。
據說，希拉蕊。克林頓最近在講話中說了Chinaman這個詞，大量的華人火了。希拉蕊被迫道歉。在美國，種族歧視是個很敏感的詞，搞不好就會失去大量選票。不過在我看來，指出她說出“中國佬”是不禮貌的，也就行了，不一定要大家一起大動肝火。我與西洋人聊天時，曾對美國人說到我們使用的“美國鬼子”這個詞，還有美國佬Yankee，其中翻譯出的漢字“佬”的意思也很貶意。人家聽了後，不過哈哈一笑。真讓人感到他們是“一笑了之”，無所謂的。我們中國人，其實也是可以這麼大方的。大度一點，可以提升整個民族的氣度。
（十三）中國的官員，幾乎可以隨便花公家的錢。
這樣的事，到了今天，可以算是“中國特色”了。當周恩來管理國家機關時，官員是不可能隨便花公家的錢的。後來，到了鄧時代，在兩件事上，放開了官員的手腳。一是承包制，二是機關創收，這兩個法寶，把中國官社會推上了“階級化”的道路，而無法回頭。
中國的官員們，利用“價格雙軌制”等特別的條件和權力，迅速地演變為一代貪婪無比的貪官污吏，遠超過西方國家，甚至也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在歐美國家，國家有關部門監控著資金流，還有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若想隨便花公家的錢可不容易。而中國，至今沒有制定出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和檢查制度。這也是很丟人的事啊！
但中國官員們為了發財，也顧不上丟人了。
據香港鳳凰台的報導，現中國外逃貪官，人均貪污1億元人民幣。我實在弄不明白，一個人要貪污1億元、並把錢成功運到國外，可是不容易啊，要經過許多道“關卡”和“封鎖線”吧？但是，中國還是有大量的貪官，他們從容不迫地越過了各種“封鎖”，從而完成了巨大的經濟犯罪。
而那些沒有“出逃”的官員們，也不一定就沒有貪污。
中國的官員，可以說已經成了一支“貪污大軍”。
讓人想不通的是：中國總是有汙可貪，而且官員們貪起來那麼容易。這好像也是黨的“好政策”所帶來，又是財會制度的大量漏洞所至。而且，漏洞又多又大，中國官員們駕乘著改革東風，幾乎全成了濁流，叫做“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中國的官員貪污的總量，肯定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絕對第一。
除了貪污的錢之外，官員們還可以通過各種費用報銷獲得大量的錢。課題費、招待費、車馬費等等，也成了官員們或官式學者們搞錢的路子。在中國，有個用得很廣泛的詞，人人皆知，叫“公款旅遊”，官們不僅在國內遊，還經常要到國外去一游再遊，以致有的地方還規定了官員每年出國的次數。
中國的吏治如此，在世界上也是個奇跡，真是腐敗啊！
在西方，要是有中國這樣龐大又能貪的貪官隊伍，那選民早就把他們選下臺了。
西方國家的錢雖然不少，但是總統和官員們要花起來，也並不那麼容易，預算還要議會通過。據說，在西方，任何官員、包括總統的出差，所花掉的錢，都得向納稅人交待清楚。那是人民的錢，官員是不能亂花的。
在國內，所謂錢，其實全都是人民創造出來的。但真正能落到人民手裏，或者人民有權利監督的錢，那是很少的。大量的錢不知去向，或通過彎彎曲曲的途徑，到了某些人們的手中。我記得說，中國1/3工薪者自稱有“灰色收入”，這個比例可不小。中國的財富分配之混亂不堪，也是世界第一。我看到網上說，大多數欲購買汽車的人，希望買10-20萬元的汽車。10-20萬元！像我這樣工作了幾十年的人，那是個天文數字！人們究竟是怎麼得到幾十萬元的？真是難解之謎。
（十四）中國特色：管人
我不能說中國的官員百無一能，他們“管物”不能，但是“管人”卻很能。
中國的管人，有悠久傳統，是世界一大特色。幾千年下來，老百姓被管得成了最溫順的順民。要是沒人管著，好像就缺了點什麼，不知怎麼是好。所以，中國是一個沒有創造性的民族。中國總說“四大發明”，再厲害也不過就是四個。而西方人發明了機器、電燈、電話、電視機、電腦……，沒聽到人家怎麼吹。由於中國人總是被人“管”著，思想自由度很小，怎麼可能有創造性呢？老實說，咱中國最有創造性的東西，還是“管人”。
古代有保甲制，現在有所謂“兩元戶口制度”，使得長時間人民的遷徙都失去了自由。明朝有東廠西廠錦衣衛，我們文革時也嚴厲地管制著人們的思想。文革之前，每個居委會都可以有效地監視著全國人民，真是太神奇了。文革中每個人說了什麼話，也都被掌握得清清楚楚，誰也逃不掉。改革以後，人民的自由度是大了不少，城市需要廉價的打工者呀！但是，管人的機構仍然卓有成效。我這裏說的不是對於犯罪分子的偵察和逮捕，而是說的正常工作的人們。任何單位的領導，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職工的思想。而且，所謂思想工作，幾乎是無孔不入，讓人民無可逃遁，動輒得咎，反正頭腦裏總是不得閑，累得不行。在各個單位裏，特別是行政性的單位，勾心鬥角，矛盾重重，人們要對付領導、幾個副領導、黨委書記、副書記、還有各種委員……，簡直不勝繁雜，不勝其煩。
我年輕時以為，人類社會就是這樣。既然自己是個“人”，就要生活在複雜的社會中，沒有辦法。但是90年代初，我到美國去“學者訪問”了兩個學期，才忽然感到，人們還有另一種“生活方式”。那就是思想自由，交誼真誠而簡單，人們直來直去，很少有人耍滑頭，在單位裏也不用面對複雜的人事關係，大家都做著自己該做的事。上班按規矩工作，沒有人來打擾、或者跑來做“思想工作”；下班後，完全是自己的自由時間，只要不違法，沒有人會來干涉個人的自由。
在美國，我感覺最為神奇的是：忽然間，沒有那種被人“管”著的感覺了。
我本以為，這個感覺，是由於我是個外國人。後來發現，就是美國人自己，也是這樣。美國人鼓勵人們交往，不要自閉，鼓勵人們自由成立各種組織，組織各種活動，只要在法律範圍之內，不涉及國家安全問題，官方是不會來干涉的，特別是不會干涉人們的思想。
思想自由，一個民族才可能真的有創造性，而不是靠單純引進和模仿。
我覺得，中國應當該把勁頭從“管人”放到其他地方去了。各種頭頭們，應當致力於技術進步，致力於發展國民教育，致力於建立社會保障，致力於公正分配，而不要整天考慮如何去管住人們的思想。
（十五）講面子，不講裏子；講數量，不講品質；講形式，不講內容。這也是很有中國特色的事情。
面子是中國精神的綱領。中國人做什麼事情，都特別要講面子上好看。所以，現在“面子工程”特別多。中國大量地蓋樓，大量地修路，也的確是比較有面子。外國人到了中國，不一定能馬上看到大量“弱勢群體”的生活，但是他們往往一眼就看見了中國的高速公路，看到了林立的高樓。不過中國人自己明白：這些豪華的建築雖然多，但並不是普通老百姓享用的，而是在這些“建設項目”中暴富起來的“少數人”來享受的。甚至在中國的窮山僻壤，現在也出現了大量令人吃驚的豪華辦公大樓，那些，則是當地的“土官員”們用來享受生活的。
官員的階級化，一直“化”到了最基層！
而且中國的追求“形式”，有時已經染上了罪惡的“特色”。
現在中國生產的各種“假冒偽劣”，也是世界第一。其數量巨大無比。全世界多數的假藥是在中國生產的，大量食品是不安全的，這現象，不僅與西方國家差別巨大，而且與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是極有“特色”的中國現象。
很多國家的人做夢也想不到，賣給別人吃的東西，還可以使用大量有毒的工業化學品來製作。只有追求發瘋賺錢的中國人想到了，而且做出來了，而且大量的做出來了，而且至今還保持著不可遏止的勢頭……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道德和良心全無，也是很有“中國特色”的。
此外，我們還可以輕易發現，咱們中國還有些類似的特色，例如：
不重視技術，重視“管理”；
不重視整體功效，重視個體競爭；
不在乎生產節奏，而鼓吹“超額完成”……
這一些，不可避免的，將使表面華麗的中國經濟進一步弱質化。
（十六）所謂黨領導一切，實際是領袖決定一切。
黨天下，1957年曾有人這樣批評國家，被打成“右派分子”。但最近一位網友說，中國其實還真的是沒有達到“黨天下”的水準，還是停留在“一個人說了算”的水準。我覺得，他的批評，是更為深刻的。
西方國家的黨，與中國的黨，完全是兩回事。
共產黨出現，公正地說，是工人階級受苦的產物。一些人，希望改變工人階級的窮苦地位。所以，最早的時候，共產黨們力圖要顯得平等和平易，要表示出它們是窮人的黨。中共也是如此，在決定黨負責人時，出現“書記”這個詞。很顯然，這是為了表現出共產黨負責人沒有官架子，不過是一個“書記員”而已。書記，在過去的古代中國國家人員系列中，是個最普通的職位。但是，名詞並不決定實質。在後來的年月中，“書記”這個最普通的詞，逐漸演變為最有權威的領導。特別是建國以後，“書記”便漸成了響噹噹的“官員”之一種。黨委書記，在人們的心目中，和“書記員”早已經有了天壤之別。在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就規定了書記是黨委會裏的“班長”；建國後，省委書記，那已經是不得了的大員。書記，已經越來越變成單位裏最大的“官”了。當然，有毛主席在，黨總書記還不是最大的官，但這也可能是為最大的官做準備的。
最近，有人在報上提出，黨的領導應當是集體領導。依我看，實際上，黨從來就沒有過集體領導。實際上，也不太可能出現集體領導的局面。所以，問題不在於是否“集體”領導，也不完全在於是否有表決程式，是否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而最重要的，在於最初的選舉。如果是競選，如果是全黨的選舉，那麼有“班長”也是可以的，因為可以有彈劾和撤換的程式。
中國的“黨”和“政”其實是一回事。有人說我們的問題在於“黨政不分”，其實沒有擊中要害。中國的黨和政是重疊的機構，這是不假，但是如果把黨從各個領導崗位上撤出來，那麼，黨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西方國家所以有“黨”，是因為要有一幫子“政客”競選，不同的黨推舉不同的政客，去競選總統和州長之類。黨就是幹這個用的。由於有些不同的黨，所以叫做“政黨政治”。
中國只有一個黨，所謂民主黨派，也是黨的一些特殊的支部而已。因此，推舉一些政客去競選國家領導人，對於黨來說，根本就沒有意義。現在有不少憤怒青年以為，只要黨能領導無產階級去繼續毛澤東的事業，就可以大功告成，人民也就能重新當家作主，這也是很難說服人的。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