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莉雅2007年5月19日華盛頓報導)今年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10週年。這個當代經濟史上的重要事件不僅對亞洲地區的經濟、政治穩定和人民的生活帶來深遠影響，而且也對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影響。不過，有關專家表示，在10年後的今天，我們並沒有從那次金融危機中吸取應該吸取的教訓，因此，現在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更高。

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不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方面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危機發生國家存在的所謂裙帶資本主義以及公司管治和透明度的問題上。

*周墨：金融全球化催生危機*

在華盛頓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和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以及美國世川和平基金會聯合主辦的紀念亞洲金融危機10週年的研討大會上，聯合國經濟社會部的助理秘書長、原馬來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周墨(Jomo Kwame Sundaram)表示，在金融危機之後，我們對防止危機的發生以及危機管理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但是他認為，我們並沒有很好地認識到這次危機的根本問題。

他說：“儘管發表了很多報告和文章，但是我認為，這些分析並沒有真正地涉及這次危機的根本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要的機構還沒有意識到，金融全球化從根本上加劇了金融危機的問題，因此需要採取新的途徑來遏制可能發生的危機並在危機發生之後做更好的處理。”

*抗週期和順週期的宏觀經濟政策*

馬來西亞社會分析研究所的創辦人周墨教授認為，人們應該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吸取這樣的教訓，即應該認識到，需要毫不含糊地推行抗週期、而非順週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與財經有關的政策。其次，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應該給予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更大的政策空間，而目前對政策施加的各種條件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結合起來減少了這種可能性。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學院負責國際金融、貿易和經濟融合項目的格拉博教授在研討會上表示，國際社會在危機之後行成了一個新的共識，即不受限制的金融自由化，特別是國際私人資本的流動，會加劇或是引起導致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的脆弱性。這個新常識的另外一個組成部份就是對國際資本流動施加的臨時性的、有利於市場的控制在減緩發展中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方面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不過，這位教授認為，這種新的共識並不足以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

她說：“在促進金融穩定方面，這個新的共識不支持大幅度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政策空間。而且，它也沒有把促進金融穩定的政策放在調控國內和國際資本市場的政策議程的中心。”

*格拉博：貿易投資協議是特洛伊木馬*

格拉博教授還認為，目前很時興的貿易和投資協議實際上已經成為那些主張金融自由化的利益方促使發展中國家接受它們的主張的特洛伊木馬。因此她敦促發展中國家認真地重新思考是否應該參與那些限制它們對金融危機做出反應能力的貿易和投資協議。她說，沒有實際的例證證明，這種貿易和投資協議加強了貿易和投資的流動，但是它帶來的害處是十分明顯的。

儘管人們今天對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有了更多的瞭解，而且也具備防止危機再次發生的手段，但是丹佛大學的格拉博教授說，令人失望的是，我們在向前邁出一步的時候，卻向後退了兩步。

她說：“我認為，由於過時的意識形態以及推動貿易和投資協議的金融利益，今天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她還指出，東亞國家從金融危機中得到的一個教訓是要積累足夠多的外匯儲備，以備不時之需，而不需要仰賴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些國家積累了大量以美元為基礎的外匯儲備使得他們現在更加依賴美國。

*區域合作和IMF*

華盛頓的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魏斯布羅特認為，鑒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危機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也沒有進行必要的改革，因此加強區域性的金融合作為防範危機的再次發生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他說：“我認為，區域性的機構將是關鍵。我們可以看到，10年已經過去了，但是改革在哪裏呢？儘管人們試圖對金融衍生品和對沖基金進行監管，但是現在不受監管的資本要比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還要多。所以，我認為，區域性的安排是最好的替代性選擇。”

他認為，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提出的旨在加強亞洲國家支付能力的清邁倡議如果能夠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束縛，或是另外成立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將有利於該地區制訂促進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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