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文華綜合報導）今年是中共反右運動50週年。前不久部份受害者公開上書胡錦濤，要求徹底平反並給與經濟賠償。海外學者一致認為，反右運動 是中共利用「陽謀」對獨立知識份子最殘酷的打壓，是製造謊言帝國的開始。半個多世紀前，到底是什麼人、因為什麼言論被中共打成「右派份子」呢？

前不久曾經向中共中央發出公開信，要求徹底平反和經濟賠償的北京右派任重等人，再次聯名上書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呼籲中國政府徹底否定當年的「反右派鬥爭」。 下面幾個普通「右派份子」的素描也許能讓人回憶起那段快被世人遺忘的往事。

據現居美國舊金山的民運人士林牧晨調查：中國大陸57年被當右派迫害的有300多萬人，而不是官方公佈的55萬；當年被迫害的右派人士，今天還活著的不到一萬。數百萬受難者的血淚故事，數百萬家庭的悲歡離合，隨著歲月的流逝，彷彿要如煙散去，然而「人去魂猶在，往事不如煙」，關於這場民族的劫難任何真實記述都顯得彌足珍貴。

劉奇弟：爲了胡風而死去的人

劉奇弟，湖南人，鐵路工人子弟，1957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讀書。據同為北大右派的陳奉孝回憶說，劉奇弟多才多藝，不僅能拉一手小提琴，還會作曲、指揮，象棋下的也不錯，外國文學名著讀的也不少，兩人關係不錯。

「當我問他為什麼總喜歡拉一些幽怨的曲子時，他卻沉默不語，始終不肯談及他五五年被打成”反革命”的事。不料在五七年整風反右初期，他突然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為胡風招幡”并附有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那時謠傳胡風已死在了天津監獄），這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在全校炸開了鍋。

我立即找到他問他：”你怎麼能貼這樣的大字報？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是毛澤東欽定的，你這不是向毛澤東挑戰嗎？你不怕把你打成反革命？”

他說：”怕什麼？我已經被打成過一次反革命了，根據報紙上公佈的材料，胡風根本構不成反革命。四九年建國時，是胡風第一個寫長詩《時間開始了》來熱烈歌頌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的成功，這首詩至今我還能背過，這樣的人能是反革命嗎？絕不可能！胡風已經死了，他是屈死的，每個有良心的人，難道不應該為他鳴怨嗎？”

我因為響應共產黨「百花齊放「的號召，在北大成立了”百花學社”，結果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9月中旬，我準備外逃，當時我窮得只有一套單衣。劉奇弟從自己身上脫下了一件線衣給了我。從那以後，我們再沒見過面，而這件線衣陪我度過了15年的監獄、勞改隊生涯。

65年在興凱湖勞改農場，我聽犯人告訴我，劉奇弟被捕後判刑十五年，先在北京的團和農場勞改，61年又調到了興凱湖五分場。劉奇弟病的很厲害，整天咳血，由於他不認罪，經常被吊起來毒打，後來他被折磨的瘋了，被塞進了　像狗洞子一樣的小號裏，凍餓死在了裏面。

我聽後哭了。我因為不認罪、頂撞幹部，也被塞進小號兩次。小號寬八十釐米，高一米，長一米五，像我這樣一米六三的小個子，躺下伸不開腿，坐著勉強能伸直腰，下面鋪著點稻草，身上還戴著手銬腳鐐，頭頂頂著一個尿罐子，每天只給三兩八錢的苞米面稀粥喝，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最長時我被關過五個月。能從裏面活著出來也真算是 “命大”。「

興凱湖位於中蘇邊境，是黑龍江省的一塊原始沼澤地。反右時很多右派被強制派到那裏開荒種地。據統計，當時右派犯人們用鐵鍬和鎬頭一鍬鍬的挖、一鎬鎬的刨，其工程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來，可以繞地球三圈半！這無疑是又一個秦始皇長城。

據陳奉孝回憶，「五九年四月六號，由北京各勞改單位和北京監獄調了三千多犯人到位於中蘇邊境的興凱湖，被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有七十五人（其中有我），到六七年一月興凱湖勞改農場解散時，存活下來的只有二十九人！一多半的人都死在興凱湖了。」

陳奉孝自己就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興凱湖冬天零下三四十度，但犯人們每天都要出工幹活，而且從來沒吃飽過。夏天到處是沼澤，人一不小心就掉進去再也 出不來了。夏天蚊子多得落上白囚衣上都變成了黑囚衣。興凱湖的蚊子還吃人，王錦泉就是被蚊子咬死的。

王錦泉原是傅作義部隊的一個連長，後在「鎮反」時被送進了監獄。那天他幹活時不知為什麼跟帶工幹部頂了起來，結果被捆起來丟在場院邊的溝裏，蚊子叮的他一邊打滾一邊嚎叫。等收工時發現他臉上全是血，腫的像個發麵饅頭，白囚衣也成了紅的了，三天後王錦泉就死了。

除了北大荒，在西北甘肅酒泉的夾邊溝農場也關押過很多右派。據《夾邊溝記事》這個人稱中國的「古拉格群島」調查，1957年10月那裏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僅四年後倖存者就不到一半了。

張錫錕，一個至今沒平反的右派

張錫錕是四川人，北大化學系四年級學生。57年共產黨號召大鳴大放時，他貼了兩張大字報：”衛道者邏輯大綱”和”人性的呼喚”。前者寫道：

1. 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2. 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3. 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4. 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5. 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7. 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8. 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9. 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據陳奉孝回憶：「後來反右運動日趨激烈，張錫錕估計說：”對我們來說，最後的結局很可能是悲劇性的。不過任何政治運動總會要有人做出犧牲，只要我們做到了問心無愧就行了。”當時他還背誦了拜倫的一首詩：愛我的，我致以嘆息，恨我的，我致以微笑。無論頭上有怎樣的天空，我準備承受任何風暴！
據張錫錕的妹妹回憶：他一直被勞動教養，先是在北京附近的團河農場，六九年後是川北的一個勞教隊。粉碎”四人幫”後的七六年底，他卻以”企圖組織逃跑”的罪名被槍斃了。他在勞教所到達發生了什麼，我們也不知道。至今他的問題還沒有平反。

陳奉孝說，直到現在他還經常夢見那些被打成右派慘死的同學。有一次他夢見劉奇弟被打的滿臉是血，兩個犯人打手拖著他往小號裏塞，然後又來拖他。他一邊喊一邊掙扎，一腳將被子蹬到了地下。醒來忍不住老淚長流。什麼時候才會有屈死的冤魂被昭雪的那一天啊？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記載，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1958年初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把589個 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劃成了「右派份子」。當時北大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 是1399人。

儲安平，被毛澤東親自定為右派的人

據史料記載，儲安平1932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1936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1946年9月1日創辦《觀察》半月刊，任社長和主編。1948年12月25日被國民黨查封。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并任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上，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說毛澤東有「黨天下」思想。石破天驚，動撼朝野。

在這1100字的發言中，儲安平說到：「我認為黨領導國家并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并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黨走，但跟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并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而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 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

1958年1月，儲安平被戴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帽子。據他兒子儲望華回憶：「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捨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裏黑暗潮濕，充滿著黴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

「父親『失蹤』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與作家老捨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後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 『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裏已是第二次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於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從那以後儲安平失蹤了，至今生死不明。

劉文輝，少有的工人“右派”

劉文輝16歲時進上海滬東造船廠當學徒，靠自學鑽研成為上萬人造船廠的檢驗科技師、車間支部書記。

1957年整風運動中，血氣方剛的劉文輝在座談會上大鳴大放，向廠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提意見，又貼出大字報向工廠黨委書記生活上腐敗作風開火。結果在1958年春增補右派時，劉文輝這個青年工人被補戴上了「右派」帽子。

後來劉文輝被安排到新廠工作，舟山嵊泗廠由於特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他能長年收聽到美國之音的廣播，民主自由的理念使他成為了「反文革的第一人」。

劉文輝的弟弟劉文忠在《風雨人生路》一書中講述了法院判決書上羅列的罪行是：「1957年「瘋狂地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大肆污蔑我歷次政治運動和各項方針政策」，1962年「為 首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劫船投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竟針對我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編寫了反革命的『十六條』，分別散發到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偉大領袖；瘋狂攻擊我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社會主義制度是『戰爭的策源地』，誣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全民大迫害』。同時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愛』，竭力吹捧蘇修、美帝……」

劉文輝被槍斃前，曾帶著手銬偷偷的給家人寫了份遺書：「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這正是你們有我而自豪之處，所以我要求你們不要難過」。 「我相信死後，我國的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中的現實主義者，朝著世界潮流行駛，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未成年的最小右派：鄧煥武、王安琪

反右時中共的政策是不在中學生中評右派，但沒說未成年人不能當右派。由於中共封鎖信息，對於誰是最年輕的右派，人們說法不一，幾個17歲的大學生都榜上有名。

黃河清在「最年輕最積極最專注最職業的老右派，鄧煥武！「一文中，講述了浙江溫州市師範學校的鄧煥武的往事。

1957年，17歲時的鄧煥武因張貼大字報歡呼、贊同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修正主義者、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的講話，被投入監獄。 當時溫州地方黨報作為破獲重大反革命案件披載報導。此後20餘年，鄧煥武都在牢獄、勞改營中度過。他曾絕食瀕死，曾被單獨監禁在懲罰性黑牢中700多天。黑牢僅容一身，只能半蹲，躺臥，不能站直，日夜無燈光，無陽光，一日三餐從牢洞中塞進，塞飯時牢洞的一開一關是唯一的光線，絕無放風，吃喝拉撒睡全在黑牢內。有人說那是關狗狗都要發瘋的地方，而鄧煥武被關了近兩年的700多個日夜！

黃河清說：「老鄧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當了右派後，還繼續幹著右派活兒，平反後更加當然地幹著右派活兒，從「七九」、「八九」……2006年維權，一次不拉地參與了所有的右派活兒的最積極最專注幾乎是最職業的老右派。」

在網絡上，還有人稱原東北人大物理系的王安琪是最小的右派。王安琪夢想成為一名物理學家，他如飢似渴的學習，「每天第一個敲開圖書館大門的是我，深夜最後一個被趕走的也是我。除了必修課，還常去外系旁聽，到圖書館讀期刊文獻，我立志不僅作專才，還要成通才。」

然而一封信卻毀了他的一生。57年王安琪給西安交大的同學孫某寫信，發洩對反右的不滿，其中說吉大黨委書記匡亞明「真笨」。該同學把信轉給了吉大。王安琪最後被定為極右，開除學籍，譴送回鄉勞動改造。「此時我的17歲生日剛剛過去半年。」

朱鎔基：黨内右派

1956年,朱鎔基與勞安在長沙結婚，此時朱鎔基年方28歲,在國家計委任職。從東北工業部到國家計委，年輕的朱鎔基以淵博的學識、出色的表現，成為當時最有前景、領導期望很高的年輕幹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然而1957年「反右」開始，脾氣倔強、性格率直的朱鎔基被打成右派，從此陷入了長達20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蹉跎歲月。

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回憶說，「朱鎔基是在黨內鳴放後被打成右派的。」中共在黨外反右之後還搞了個黨內反右，但對黨內右派的處理上，比黨外右派輕得多。1998年3月，在朱鎔基作為總理的首場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起他的右派經歷遭拒絕，他表示不願回憶那段歷史。

據說1957年中共領導層在經濟上醞釀著搞大躍進。時年30歲的朱鎔基性格率直，他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了意見。加上平時就有人認為他「清高」，「目無領導」，運動一來他就被劃成了右派。有同事回憶說，「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麼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官方公佈的朱鎔基簡歷并沒有提及他作為右派的經歷，只是說，「1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李銳分析說，當時的計委有領導欣賞朱鎔基，可能暗中保護了他。

網民評論說，初任總理時朱鎔基放出豪言壯語：「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 ，我都會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無後已。」然而面對貪官，他準備的棺材都沒用上，如今貪官遍地，這也許跟他的右派生涯有關吧，關鍵時刻還是不敢再得罪共產黨了。

鄒世敏：主動找上門的右派

鄒世敏是蘭州醫學院的退休醫生和教授，在她的右派生涯回憶錄《追尋》中，講述了她在外人看來幾乎是主動當右派，又一輩子不承認的經歷。

反右剛開始時，她所在的中國醫科大學的團委書記找她談話：「你一向聽黨的話，很積極，表現好，怎麼這次經不住考驗了？」這是指她在鳴放期間提了一些意見，但說話人顯然想拉她一把。只要她趁勢敷衍一番，檢討幾句就算過關了。

但她說：「我說的都是真話，憑什麼要檢討？」後來學校開了次批判會，沒有讓她發言和表態，也沒有影響她的畢業分配，只是不給轉團組織關係。但她覺得在批判會上沒有給她發言機會，是非不明這不行，於是寫信回校表示對批判不服，結果學校寄來一份材料，列舉四大罪狀，并強調她「對錯誤至今不認識」，因此追加她為右派。

她抄錄下這一決定，宣佈：「材料與我本人面目全非，不能簽字」，然後抽身離去。這份沒有簽字的材料整整有效地壓了她二十二年。到1959年蘭州醫學院在校的右派均已摘帽，惟獨剩下她這一個年輕的女右派。

恰好這時她懷孕了。領導找她談話，只要她承認自己說錯了話，就可摘掉右派帽子。她哭了，邊哭邊說：「我就不是右派，談不上摘帽子！」　孩子生下來了，取名叫「芙蓉」，但女兒一生下來就和母親一起承受著無盡的苦難與無邊的孤獨。

文革中苦難達到了頂點。她又被抓到批鬥會上，人們氣勢洶洶地問：「你到底承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回答依然是三個字：「我不是」。一記耳光打來，把她從房子中間掀倒了門邊。直到20年後，她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時，她還是那句話：「我不是」。　

同是右派的錢理群在《遲到的敬意》中評價說：「這又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她最可貴的精神與品格是「不肯苟且」，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最缺乏的。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像這個女人這樣絕不苟且，守住底線，我們民族還會這樣嗎？每一個因苟且而獲得了種種利益的人們，包括我自己，都應在這位女性面前感到羞愧與內疚，而我們早已失去「知恥」之心了。」

最早公開向共產黨索賠的女右派燕遁符

燕女士是北京大學物理系５４級學生，也是當年北大年齡最小（１９歲）的大學生右派。此後20多年她成了地地道道的紡織工人。反右毀了她的青春、前途、事業、追求，最痛心的是毀了她做科學家的癡夢。故早在1995年8月22日她就正式向北大黨辦校辦去信要求賠償，一直到今天。

林昭：十字架下的聖女

遭遇最慘烈的右派可能是北大學生林昭，這個「在中國的十字架下無聲呼喚著人的世紀的當代聖女」。

青年日報的冰點專題「尋找林昭「，裏面講述了下面的故事：1957年夏天一個悶熱的夜晚，因貼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張元勛本被認為是「反革命煽動「而遭猛烈批判。這時一個女生跳上了辯論會的桌子：「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

話音未落，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傳來：「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是誰？你有什麼資格問我？」女生反問道：「你是公檢法嗎？還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沒想到「刀在口上之日」竟成了林昭短暫一生的寫照。林昭原名彭令昭，因投身共產黨，曾和父母下了「生不往來，死不弔孝」的決絕。這位「嫻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迎風」的林姑娘，17歲時曾把毛澤東比著父親，22歲時以江蘇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希望能成為毛澤東時代最優秀的記者。57年25歲的她觀點也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

在那個「說出常識就是反革命」的時代，林昭是少有的「那種有骨氣的人」。反右初期，她沒像其它人那樣認錯，但她痛苦得曾經自殺，58年後她又能笑了：「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此後兩年，林昭先後在北大苗圃和人大書報中心監督勞動，在那裏她結識了另一位右派甘粹，兩人相愛並申請結婚，被上級批評為「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結果男方被發配到新疆勞改，林昭也因咳血病被母親接回了上海。

1960年10月，林昭在地下刊物《星火》上發表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後在蘇州被捕，從此開始了她近8年的監獄生涯。

八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籤、髮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餘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制度，呼喚人類最基本的「人性」。

林昭在血書中寫到：「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創痕猶在不消說了，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不論在我絕食之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情況–月經期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未有所減輕！–比如在兩副鐐銬中暫且除去一副」。

「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盪，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種比較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寫血書《告人類》， 5月31日開庭審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隨後血書《判決後的申明》，7月至12月第三次給《人民日報》寫信。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決書，隨即在上海龍華被槍決。5月1日公安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索取5分錢子彈費，林母不久瘋了。曾因《出身論》而被處決的遇羅克，因他的眼角膜被警方移植給別人，故而警方沒有向遇家收取子彈費。

反右受害者上書要求還原真相

戴煌、章詒和談反右運動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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