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7日訊】當我們揭露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的時候，總有人說：難道中共一點道理都沒有？！難道法輪功一點問題都沒有？！你們也太片面了吧，要一分為二！

當《九評共產黨》傳世時，又有人說：難道中共沒做一點好事？！這也太片面了吧，要一分為二！

咋一聽，「一分為二」很在理啊。任何事物都存在著兩面性，有好就有壞，有善就有惡，對中共也得一分為二呀！

可是，仔細剖析這個「一分為二」，就發現它有兩個大的問題：一是，它在邏輯上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二是，從本質上講，這個「一分為二」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一分為二，而是「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一分為二」。

中共的「一分為二」偷換了正常的一分為二的概念，把「任何事物都存在著正反兩方面」，偷換為「說任何事物就必須同時說正反兩方面」，否則就不是一分為二。

我們在評價二戰期間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說的可都是日本的壞事，為啥沒有人提出要同時說說日本好的一面？為啥沒有人提出光說日本壞的一面不符合一分為二？！

我們在評價岳飛的時候，都說岳飛是民族英雄，為啥沒有人提出要同時說說岳飛不好的一面，為啥沒有人提出光說岳飛好的一面不符合一分為二？！

同樣，我們在談起秦檜的時候，都說他是賣國賊，為啥沒有人提出要同時說說秦檜好的一面，為啥沒有人提出光說秦檜壞的一面不符合一分為二？！

法官在宣判的時候，說的全是犯人的罪行，為啥沒有人要求法官同時說說犯人好的一面，為啥沒有人提出法官光說犯人壞的一面不符合一分為二？！

當人們談起癌症的時候，無不談癌色變，為啥沒有人提出癌症也有好的一面，為啥沒有人說要對癌症一分為二？！

從以上實例我們看出，是否同時說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與是否違反一分為二並不是一回事。當一個事物的主流是正的時候，人們只說其正的一面並不違反一分為二；當一個事物的主流是負的時候，人們只說其負的一面同樣不違反一分為二。

只說正的一面或只說負的一面，並不意味著所說沒有經過一分為二的分析。恰恰相反，正是經過一分為二的分析，人們才會對一個事物做出是正的還是負的，是好的還是壞的，是善的還是惡的等等定性判斷。當經過一分為二的分析，判斷出一個人或一個集體或一個事物的主流是惡的時候，人們會將其惡行揭露出來，為的是懲惡揚善；當一個人或一個集體或一個事物的主流是正的時候，人們會彰顯其正的一面，為的是教導人們從善如流。當一個人或一個集體或一個事物壞到極限時，說其好的一面已經沒有意義了，如果有人還要提出再對其「一分為二」，就是自甘與惡為伍了；當一個人或一個集體或一個事物好到極限時，說其不足的一面已經是吹毛求疵了，如果有人還要再對其「一分為二」，那就是與善為敵了。

而對於普世的判斷標準，諸如善惡、好壞、對錯、利弊等等，是不能用一分為二進行分析的，否則，一分為二本身就因為失去了判斷的基礎和前提而失去存在的條件。

那為甚麼在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時候，事實是如此的清楚，證據是如此的確鑿，迫害的深度和廣度是如此的劇烈，就因為沒有同時說中共的好話，有人就說這不符合「一分為二」呢？！為啥《九評共產黨》在評價中共的時候，完全是擺事實講道理，連中共高層都不敢、不能抵賴，就因為沒同時說中共的好話，有人就說《九評共產黨》不「一分為二」呢？！

根本原因還在於：在中共邪黨的迷惑下，人們除了把「任何事物都存在著兩面性」混同於「說任何事物都必須同時說正反兩方面」以外，人們自以為是的「一分為二」，實際上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一分為二，而是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一分為二」。

在不牽扯到中共的時候，人們按正常的一分為二進行思維，自然能進行清醒、理智和客觀的判斷；一旦牽扯到中共，人們實際是按照被灌輸的中共特色的「一分為二」的邏輯在思維，就會失去清醒、理智和客觀。

其典型表現就是：潛意識中把中共當作自己人，用中共自定的標準對中共進行判斷和辯護，對中共的打擊對像進行扭曲和攻擊。無論中共犯了多大的罪行以及證據是多麼的確鑿，都要表示置疑並極力為中共找開脫的理由；無論中共打擊的對象是多麼的無辜以及被迫害的是多麼的慘烈，也要極力的去挑被迫害者的毛病。在實在找不到中共好的一面以及被迫害者不好的一面的時候，乾脆就強詞奪理的指責對方不「一分為二」！被毒害了的人在振振有詞的說著「一分為二」的時候，意識不到其實已經落入了中共的圈套，其實是在用中共的流氓化了的「一分為二」在為中共辯護。

由此可見，中共這個「一分為二」與普世的一分為二根本不是一回事。那麼，甚麼是人類共同遵循的一分為二，甚麼是中共特色的「一分為二」呢？

一分為二來源於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辯證法，與其對應的是中共傳統文化中的相生相剋。

一分為二有三個核心點：

一、對事物進行一分為二的依據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標準，黑格爾稱之為「客觀思想」，中國傳統文化稱之為「天理」。應用於人類社會，就是超越於地域、人種、男女、貴賤、民族、國家、團體之上的人類普遍認可的公理，諸如善惡、好壞、對錯、利弊、真假等等。

二、事物的性質取決於占主導地位的方面，善的因素占主流，其性質就是善的；惡的方面占主流，其性質就是惡的。

三、處理矛盾的主要途徑是採取具有積極和建設性的措施，諸如求同存異，以善化惡，以德報怨，揚善抑惡等等。至於具有破壞性的、暴烈的鬥爭方式，則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然而，到了中共那裏，除了一分為二這個詞還被保留以外，核心內容則完全變成了中共的流氓邏輯。

中共特色的一分為二來源於馬克思的所謂唯物辯證法。馬克思剽竊了黑格爾的一分為二，並對一分為二的三個根本點進行了閹割和扭曲，炮製了一套用於詭辯和煽動階級鬥爭的流氓化的「一分為二」邪說。這個邪說，經過蘇聯共產黨的強化，到了中共這裡，更是集古今中外一切流氓詭辯術為一體，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一、對事物進行一分為二分析的依據不是人類共同遵循的公理，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二、事物的性質不取決於其善惡、好壞、對錯的比例，而取決於與中共一致的程度。與中共一致的，就是好的；與中共不一致的，就是不好的。無論中共所做的事情是多麼的不好，也有好的一面；無論被其打擊的對象是多麼的無辜和善良，也有不好的一面。只要抓到對方的一點不是，就可擴大成100%的不是；實在找不到對方的一點不是，可以無中生有，栽贓陷害。就算中共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錯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中共做的事情一點道理都沒有，也可憑空編造，塗脂抹粉。 「反右」鬥爭被證明99%都是錯的，但中共仍然說反右鬥爭是對的，不過是嚴重擴大化而已。在迫害法輪功運動中，實在找不到法輪功的一點不是，就不惜自導自演天安門「自焚」醜劇栽贓陷害法輪功。

三、處理事物兩面性的主要途徑是毀滅性的鬥爭，按毛澤東的說法就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

從以上對比可以看出，中共的「一分為二」只不過是打著一分為二的幌子，為中共自己量身打造的以自我為判斷標準，用於抹黑別人、打擊別人、保護自己的流氓邏輯。中共通過幾十年的恐怖高壓和流氓欺騙，潛移默化的把這個流氓的「一分為二」變成了民眾思維的一部份。人們在用這個「一分為二」為中共辯護的時候，察覺不到其實不是按普世的一分為二原則在思維，而是在用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邏輯在為中共辯護。我們常常嘲笑那些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的人，殊不知，用中共的「一分為二」為中共辯護的人，不也是如此嗎！

中共流氓化的「一分為二」在強勢和弱勢的情況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在邪氣高漲、勝券在握的強勢下，中共會撕掉「一分為二」的面紗，表現出「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張狂，全盤否定，全面鎮壓。中共的歷次整人運動無一例外，都是把對手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鎮反、三反五反如此，「土改」、「工商改造」也如此，「文革」更是登峰造極，至於「六四」鎮壓、「迫害法輪功」，在初期也是邪氣高漲的表演。在力不從心的窘境下，中共則會舉起「一分為二」的救命稻草，放低姿態要求人們對其一分為二。

中共在歷史上有過三次大的耍弄「一分為二」流氓醜劇的經歷。

一次是在文革結束後，在反思文革的浪潮動搖到中共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玩弄平反的把戲，在把所有錯誤歸罪於一小撮的同時，藉機把中共描繪成即能犯錯誤也勇於改正錯誤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第二次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蘇聯、東歐共產黨連續倒台和「六四」鎮壓嚴重威脅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情況下，藉助經濟上的跛足改革帶來的短期效益和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流氓欺騙，來證明中共「六四」鎮壓的必要和中共執政的合法。

第三次是在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九評共產黨》全面揭開中共畫皮，「三退」浪潮導致中共瀕臨滅亡的四面楚歌中，中共再次玩弄起「平反」和「一分為二」的把戲，試圖延續其行將滅亡的命運。如果說在迫害法輪功之前，中共由於氣數未盡還能藉助耍流氓暫時躲過覆滅的話，自一九九九年以來，由於中共邪黨對「真善忍」天理的褻瀆和毀滅，已導致天怒人怨、人神共憤，決逃脫不了被天滅的命運。

只不過，在天滅中共的大潮下，仍然有不少民眾由於受中共流氓化的「一分為二」的迷惑，不願理智清醒的對待法輪功真相和《九評》、「三退」，面臨很危險的境地。揭穿中共邪黨流氓化的「一分為二」的真正面目，是為了將這個流氓邏輯從民眾的頭腦中清除出去，讓民眾認清中共邪黨的流氓本性和必然滅亡的結局，正本清源，恢復正常的人的思維，從思想上和行動上退出中共邪黨，以便在天滅中共的時候，保住性命，保住美好的未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