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III. 行動

1.

在這歷史的當下，如何判斷我們應當如何行動，和我們對於人類精神價值的衡量有直接的關係。當我們看清在今天的中國，精神的大飢渴取代了1960年前後三年的大飢荒，已在不知不覺中蔓延成一場靈魂的瘟疫，行動的必要就如黑夜裡的太陽一般耀目。當我們看見「人」是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步一步被改造、走向人的對立面，起而行之的動力就如江河向大海浩浩奔赴，不可阻攔。

孫文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引伸而來的「知難行易」潛藏的意含是﹕真正的「知」將必然引向行動。正如真正的理解就是同情，真正的知就是行動。這也就是王船山所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毛曾誇下海口﹕新中國將打造新的人類。這居心叵測的目的從反右、文革、六四到極權/後極權並列的今天事實上已臻完成。當然，完成的決非毛說出口的，冠冕堂皇的目的﹕「靈魂深處鬧革命」，不留一分「私」，社會主義國家機器上一根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這目的的慘敗是和白日一樣昭然的。對於我們來說十分不幸的是﹕ 今天已臻完成的，是毛沒有說出口的，更深沉的目的。

「辯證法的生命就是不斷走向反面。人類最後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說末日，是悲觀主義，嚇唬人。我們說人類滅亡，是產生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現在人類很幼稚。」(〈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 —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 毛心目中的新人要從這段話來理解﹕對這自詡比秦始皇殘忍一百倍的偉大領袖，他的新人是在把人消滅後而產生的，全新的品種。這品種決非僅僅以其一心為社會主義肝腦塗地所能界定。「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毛打造的新人是根植於唯物主義，無天無地、無母無父，無他人無精神也無道德的，「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依據我們對於現在的中國人最悲觀的理解，這目的可說確實已經達到。

從人的徹底物化、工具化，信仰、理想被冷嘲熱諷，人對於罪惡(無論是自己或是他人的)的麻木不仁，良心的泯滅，對於天的全無知覺，我們可以得出人已被改造這一結論。從人和他本真的自我，和天真、善良之間的距離，可以達到同樣的，人已蛻變的結論。從文化 – 小說、詩歌、電影、繪畫，這民族狀態最準確的溫度計，我們將達到一無二致，甚或更悲觀的判斷。

僅僅從富足中升起人的主體是遠遠不夠的。極權統治從內到外鉗制了人的思維、行動的能力﹔後極權營造了自由的假象以及整體頹廢的、非道德的生存方式。總體而言，在資本主義極權的中國，人的意志力被卸甲，創造力被釜底抽薪。在最真實的意義上，「自由」- 人實現自身天賦權柄的能力，並不存在於中國。

當在人的存在中，精神被整塊切掉，當人被驅趕入一條狹窄的甬道，成為物質慾望的追求者，他對於真理、政治、宗教本能的渴念被剝奪或代換，「人」已不成其為人。就這意義來說，毛根植在唯物主義上的，把人消滅之後重新再造的大膽目的確已實現。

我們所有的努力，是逆轉這一事實。

2.

所有這些潛伏的問題 – 人的消失，文化的墮落，精神的閹割，和表層上人民生存的困境，生命、財產的剝奪相互結合，已形成悲劇式的，整體民族的困境。

不能否認，在這困境中依然有人生活地十分滋味。人可以享受在物質中擁有的自由、在親情中得到的滿足而自認一切都「很好」。可以相信國家意識形態關於崛起、穩定、奧林匹克的宣傳而自我告慰﹕一切為了穩定，為了未來。這一點也不困難。事實上，這非常簡單。

只要不去偏遠的地方，不上少數民族修補過的梯田、草屋，不過問那些失學的孩童，不上沒有註冊的基督教堂﹔只要不把視線朝向失地的農人、強迫拆遷的房子，永不去各縣市的上訪部門，不上被封的網站﹔只要在城管打人時假裝沒看見，不去深思一樁樁浮現水面的，人性泯滅的殺人案，不瞧農人賣血的單據，並且把法輪功修煉人遞到手裡的真象傳單撕毀，一切就維持在穩定和諧的基調上，朝康莊大道邁進。

只要我們發誓﹕甭瞧那些上訪者、乞丐身上穿的、腳下擱的紙片上歪歪斜斜拿紅墨水寫的苦狀冤情、血海深仇，別相信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會有甚麼地下集中營，徹底把六四那一夜忘記，把趙紫陽、把像高智晟那樣想不開的傻子和他一家人遭的大罪忘記，一切就朝那金光大道上奔去。

這世界廣大無限，然而為甚麼我們不能和那洞穴裡的奴隸一樣，認定了眼前舞動的人影就是一切的真實﹖那捆在脖子上的鐵鏈，我砍不斷它 – 沒人給我斧。砍斷它，可不會先傷了自己﹖ 我坐在這裡，溫暖、安全、滿足，不要提醒我背後的篝火、洞外的太陽 – 那和我，和我的子女有甚麼關係﹖

3.

在《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中，叔本華提出這樣的見解﹕「世界的痛苦是個體的痛苦。」 我們是一個整體。一個人的不自由就是所有人的不自由。

那一名身穿自己縫的白色狀衣，頭戴奇形怪狀的冤帽，袍子上密密麻麻寫滿了苦大冤深的案情的上訪者 – 你以為自己和他沒有任何關係嗎﹖誰告訴你你的生命，你寶貴的身體屬於你自己，還有你那親人兒女，誰說沒有人會侵犯他們、毀滅他們而不需償還分毫﹖那些露宿街頭的拆遷戶，你怎能確信自己不會是下一個受害人，你拿血汗錢換來的房子在三分鐘內搗為平地﹖

在這資本極權的國度，沒有牆足夠厚實，能保護人民的身家性命。沒有身體足夠尊貴，能不受踐踏、侵害。事實上，這是一座巨大的無牆的監獄，所有的人民是裡面的囚徒，也是其中的獄卒。他們監視彼此，囚禁彼此。在他們的腦中有一架自動監視器，二十四小時播送信息。他們是如此熟悉這架監視器傳出的聲音，早已把它內化為自己的一部份。即使有人告訴他們實情，要他們把它從體內拔除，很可能，他們將拒絕這無理的要求。

洗腦的真義是﹕被洗腦的人不能辨別自己已被潛移默化入一種國家機器需要的不思維狀態。一種冷漠的心態。在阿倫特對於納粹宣傳的分析中，她指出極權機器的宣傳謊言編織出一個虛構的，穩定的世界，以安撫人心。它打造一張巨大的帷幕，把人民從真實的世界隔離。在從前，中國被關在可見的鐵幕後，與世界隔絕﹔現在，中國被隔離在隱形的帷幕後，與世界無限接近，又無限遠離。當一個中國人穿過帷幕來到了國外，他不無悲傷地發現和祖國的真實有著天壤之別的，屬於人類的真實。

在極權中國的帷幕後，人民相信「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必要﹔他們看不見愛滋村，只看見一丈丈拔高的城市。人們相信這終於得到的穩定生活是於國家、於人民有益的。至於億萬被犧牲的人民，他們看不見這些人。不要低估這帷幕﹕它無處不在，它落在了人的意識內部，落在了人的心上。在必要的時候，它製造國民公敵，使他們成為國土上的代罪羔羊。納粹德國編織出來的「猶太陰謀」宣傳謊言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極權中國，法輪功修煉人承擔了雷同的，代罪的角色。

國土上，人們陷入了中共的宣傳謊言﹔洗腦是如此成功，即使在得知真像時，有些人依然本能地抗拒，以維護自身的安全感，維護長久以來的自我界定。關於這一點，我們不是沒有體會﹕虛構比真實更給人安慰。更使人不需要為良心折磨。即使僅僅出於思想上的惰性，拒絕闖入帷幕的任何真實成為一種自保的方式。久而久之，這甘願躲在帷幕後的觀看方式成為黨文化的一部份。而文化的意思是，它和空氣、水一般包圍了我們。

在最深沉的意義上，這對於真實的集體隔離/逃避證實了無論多麼富麗堂皇，這仍然是一個以意識形態謊言治國的極權國家。

他人的痛苦是我的痛苦。他人遭的罪我將在下一秒承受。他人的苦難和我沒有疆界。為了獲得真正的幸福，我們唯有將他人的苦難移除。

4.

讓我們考量自身的安危。讓我們假設﹕大多數人是利己主義者。除非危及到自己的性命，他們不會採取任何不必要的行動。這無可厚非。對於新中國塑造的新人類，尤其如此。說到底，我們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為也的楊朱的後代。

在《理想國》開頭，一名壯漢朝喋喋不休的老蘇格拉底舉起拳頭，恨恨地告訴他一個在紀元前四世紀的雅典就已風行的真理﹕「相信正義的人倒霉了，不義的人才過得上幸福的日子﹗」

通篇《理想國》，因此，是對這詰難的回答。在我們生活的時代，這個問題的合法性不幸是大大地增加了，而對於它的答辯也就更加困難。

在古代，神是一切的丈量。到了現代，善惡因果、上帝的懲戒，都已成為不可說的事物。在〈大希庀亞篇〉Hippias Major裡，蘇格拉底這樣說明了良心鮮活的臨在。當一天結束，人回到家中，終極來說，他必須面對自己。他必須和自己相處。為了這他無法作惡，因為他不願意和一個惡人獨處。保持與惡的距離成為一個人能面對自身的保證。

在某種意義上，這發生了改變。人們逃避與自己獨處，無數的設備都是讓人們不需要思想，不需要面對自身而設計。人把自身包裹在各種新奇的儀器、聲色中，與自身絕緣。或許正是為了驅逐良心到更遙不可及的地方，人發明了種種的器物。

叔本華以哲學式的話語表述雷同的，關於

惡不可沾染的話語﹕「惡和作惡者不可分離。」過去並不消失，它保存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內，作為人生命的永恆記錄。因果相隨，如影隨形。

這樣，我們就不可避免地提及了天的尺度。

在更高的意義上，即使一切隱而不顯，那並不能夠影響我們的抉擇。即使所有的果報從人的面前隱匿，那或許是出於一個重要的原因。人獨自面對善惡，做出了自身存在的抉擇。一切因此可以視為來自天的考驗。在這裡，人自由意志的所有意義彰顯了出來。

從這裡來考量，或許我們可以停止追問義人和不義之人的結局終究如何。首先，甚麼是幸福，這本身即屬於個體主觀、外在的判斷。況且人的生命終止在何處，人死後「存在或是不存在」，一直是人類的終極問題。而這一道德命題的本質是﹕移除了外在可見的主導，我們需要獨自達到如何抉擇，如何行動的結論。這就是道德的真義，也是人生而為人被賦予的重量。

這一切，當然，只在具有理性精神的正常社會中產生意義。現在的中國是一個非正常的社會 – 這一點我們不需要，也無法否認。在這非正常的社會，以上針對人個體而進行的思維都已失效。然而我們必須追問﹕它將失效到甚麼時候﹖甚麼時候，轉輪將逆向而回返，把一切改變﹖如果我們從人類歷史學到甚麼，那就是﹕超乎所有人預期的大逆轉永遠是可能的。是必然發生的。

5.

在極權中國有另一迫切的問題﹕他人的惡與我們的關係。國家機器把所有人都捲入了惡的運轉。在意識形態打造的空間中，人們分享了同一虛偽的真實。這一虛偽包括了「發展是硬道理」這一獨斷性的「真理」所營造的社會氛圍，以及企圖使千萬被犧牲掉的人成為隱形人的，「崛起」和「穩定」聯袂上演的喜劇。

在阿倫特精闢的分析裡，極權的特色在於它把所有人納入了自己的運動中，以至於在納粹德國時，沒有德國人真正能說自己是無辜的﹔同時，手上沾了血跡的戰犯卻振振有詞地辯解自己僅僅是依命令行事。惡以一種近乎痲痺的方式佔據了愛顧家庭的普通人，叫他們人偶一般受擺佈而不自覺有罪。正是這惡的庸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使得惡深入人的存有，成為他們的一部份。

對於集體生活在後極權/極權的謊言中的人來說，粉碎這謊言，讓人們再度生活在真實中是第一要義。這也是哈維爾一再闡述的，準確而根植於生活中的哲理。在這意義上，唯有緻力於粉碎這謊言的人能宣稱自己是「無辜」的。在這搗毀謊言的努力中，是對於集體的惡的拒絕參與，以及更積極的，對於惡的直面戰鬥。除此之外，在意識形態機器的運轉下，沒有人，沒有事物是無辜的。與此同義，唯有拒絕成為這惡的機器上的一根螺絲釘，唯有拒絕他人的惡的人，是一個真實的人。

在哈維爾對於後極權的界定中，意識形態機器的運轉是全自動化的，不受任何人的主宰﹔即使國家最高領導也無力改變它的運轉。這機器把所有的人捲入，全速向前挺進。在這盲目的，超出個人意志的運動中，我們看出了惡的獨立性以及在其超然的運轉中不可逆的意志。正是由於惡的超然意志，人對它的抗拒更形困難，也更加重要。

在惡的沾染下，我們與他人的惡的關係變得十分敏感。他人的惡與我們自身之間有一種危險的互通性，這危險使得我們與惡切割的行動更為迫切。需要切割的，不僅僅是源於我們自身的，還有自覺或不自覺的，他人的惡。由於惡把所有的人包括了進來，拒絕他人的惡意味拒絕集體的惡，也就是拒絕惡的意志。

在極權中國，這架惡的機器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除了在其權力意志下導致的大飢荒、反右、文革、六四這些悲劇外，中國共產黨所致力的人的改造方纔是這架惡的機器的主軸，貫穿了它運轉的歷史。它所造出來的新人類，因此，方纔是它所製造的最大的悲劇。(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