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1日訊】最近，李海峰女士被任命為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正部長級）。

四十多年前，毛澤東提出“工業學大慶”的極左方針，以此反對中國走工業現代化道路，反對市場經濟，反對“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封鎖”。正是在“文化革命”期間，李海峰女士“獻身”於大慶油田，因為“表現突出”，由工人升任大慶油田女子採油隊指導員。

三十年前，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從他的家鄉山西省調來一個平庸的地方幹部－韓英，委託其組建共青團中央。不久，李海峰女士以“大慶優秀青年代表”的身分成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時中國還沒有“改革開放”。

1978年底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後，放棄了“工業學大慶”的錯誤方針。作為“大慶代表”的李海峰女士，不應該繼續留在政治性的職位上了。然而，她不但繼續擔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還在1986年調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此後一直保持著副省級和副部級的政治性職務。這從一個側面表現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政治上是極不徹底的，同毛澤東時代有著“血緣”，同“文化革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現在，似乎不僅要留用李海峰這類有著明顯的極左背景的高級官員，而且要重用這類有著明顯的極左背景的高級官員。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要是同海外華人、歸國華僑打交道，大體屬於“涉外機構”。一個“革命豪情”萬丈的女採油工人，一個沒有讀過大學的“團幹部”，是主管中國僑務工作的合適人選嗎？不久前，另一個沒有正式大學學歷的電錶廠工人，一個“文化革命”期間僥倖成為外交部職員的楊潔篪，升任中國外交部長。這種政治倒退現象加深了人們對中共的政治方向和執政能力的懷疑。

這種政治倒退現象與現行中共領導層的大多數成員是毛澤東時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有關。以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為例，其九位成員有八位是在“文化革命”期間步入“政工”或踏上官僚階梯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作為毛澤東時代的大學“政治輔導員”，七十年代前期成為水電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機關黨總支副書記，又從1975年起擔任甘肅省建委的副處長；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改革開放”前擔任過甘肅省地質局地質力學隊的政治幹事，又升任隊政治處負責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1976年成為上海電子管三廠的黨委副書記；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1973年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產品管理局負責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黃菊，七十年代中期擔任上海中華冶金廠的車間黨支部副書記；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吳官正，七十年代前期擔任湖北省武漢市葛店化工廠黨委委員和該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5年擔任湖北省武漢市科委副主任；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1975年成為遼寧省瀋陽市電器工業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羅幹的“革命經歷”絕不遜色，早在1954年他就被派往共產主義東德的卡爾‧馬克思（KarlMax）大學，總共在那個極度僵化的共產黨國家學習和實習了八年之久，1970年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機械研究院漯河籌備處的室主任，後來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鄭州機械研究所副所長。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如此之多的毛澤東時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們，從來沒有深刻批判過毛澤東的極左錯誤，從來沒有徹底反思過“文化革命”的極端主義。他們身上有著濃厚的舊時代的影子。他們重用同樣是毛澤東時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李海峰們和楊潔篪們，凸現了政治倒退傾向。

一個有趣的設想是：既然“大慶女採油工人”李海峰可以成為國務院僑辦主任，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時的大寨“鐵姑娘隊”的隊長郭鳳蓮，是不是有資格出任國務院的另一個“涉外機構”－港澳辦公室的主任？如果“工業學大慶”的標杆“鐵人王進喜”有幸還在世，是否應該安排他擔任主管全國工業的副總理？

我在今年四月發表的一篇文章裏，強調指出中共的執政能力在衰減，強烈批評中國高級官員的劣質化和低質化。實際上，不僅中共的執政能力在衰減，中共的政治方向也在倒退；中國高級官員不僅存在著劣質化和低質化，還存在著極左化和“文革”化；不但現行中共領導層的大多數成員是毛澤東時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相當一些現任部長、省委書記、省長也是毛澤東時代和“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中共在“十七大”之前更換高級官員在很多情況下加劇著劣質化、低質化、極左化、“文革”化。這或許是中共的“幹部工作”的新的“四化方針”？

中共的政治倒退，正在提醒越來越多的人尋求民主變革。只有多黨制才可能實現政治公平，只有政治競爭才可能提高執政能力，只有普選才可能產生合乎時代需要的政治家。

2007年5月10日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