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0日訊】4月6日﹐在與世隔絕了八個月後﹐高智晟終於突破了封鎖。他和胡佳的對話如同一個奇蹟﹐把那熟悉的﹐沒有改變的聲音再度傳入世人的耳朵。這兩名長期受軟禁的中國人之間真切的對話迫使我們面對一件迫切的事實﹕那就是高智晟需要我們。在這肉體和精神遭遇凌辱的八個月以來﹐他一直迫切需要我們。他如數家珍地一一列舉了和他並肩而戰的維權人士，以及給予他和家人安慰的可貴的中國人的名字。對話的最後，高智晟說：“我每天都在尋求和外界聯繫，每天都在尋求和外界聯繫。”
在這極度黑暗﹑變形的時代﹐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任何人做一個英雄 – 即使他是窮人和信仰者的律師高智晟﹐即使他背反了一切現世的定律﹐在全然沒有預期當中成為了我們之間有血有肉﹐無私無我的英雄。然而當他秉持一貫的耿介說出自己的倫理責任先於一切時﹐我們明白﹐這一次﹐他的肩已從他自願承負的國家的重軛移轉到他接近崩潰邊緣的親人這一端。在這塊土地上﹐在這時代﹐“英雄”成為難以負荷的擔子。
這意謂我們不能再要求他像亞特拉斯般獨自把地球扛在肩上。不能要求他繼續做一名孤獨的英雄。無論多麼渺小、脆弱﹐稟持著我們體內尚存的氣血﹑能量﹐我們也必需開始行動，扛起歷史輪轉到頭頂的重量。至少﹐我們可以做一個人。
在中國的首都囚禁著“人類這個時代最為孤獨的”的一家四口人。我們曾寢食難安地聆聽耿和爆發的哭喊﹔曾羞愧地聆聽格格帶童音的﹐屈辱的哭泣。沉默了八個月後﹐我們終於聽見了高智晟堅忍的聲音﹐得知了他在這129 天裏的煎熬。在他理性的聲音後，是以強大的意志力隱忍的憤怒，是他所受酷刑的真相。以對於他人的悲憫和對待自身的自尊，他省略了受刑的屈辱和細節。在我們的意識中還原這一部份﹐感同身受地體會這人其實無法承受的痛楚﹐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高智晟人格的偉大之處。
經由高智晟一家人歷經磨難的聲音，極權中國藏而未露的殘忍在世人面前呈現﹐我們所親臨的當代史。家就地成為無處逃脫的監獄﹐這在極權/後極權的中國不是第一次發生。第一次發生的﹐或許只是這座監牢的真相竟能奇跡一般通過一個脊骨拒絕彎折的年輕人接聽﹑錄音下來﹐再通過無遠弗屆的互聯網而赤裸裸展現在人們眼前。我們張大了耳朵親耳聽見的 – 這一點至關重要 – 是獨裁者最畏懼人聽見的。我們瞪大了眼睛見證的﹐是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鎖在地窖裏的秘密。然而出於誰之手安排的奇跡﹐我們聽見了﹐也看見了。和高智晟一樣﹐我們成為了不受欺騙的人。成為了不幸的知情者。而和孤獨﹐逆流而行的英雄一樣﹐做一個黑暗的知情者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不受欺騙的人”的不幸和中國吊詭的真實息息相關。由於資本主義繁榮發展的表象和後極權﹑消費文化施展的幻術﹐極權的殘酷遠遠落在了人們的視野之外。“平常人不知道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大衛廬色)正如平常人拒絕相信就在今天﹐中國偏遠的省份存在著關押法輪功修煉者﹐以摘取其器官而牟利的地下集中營。正由於今日中國超限發展的經濟太過耀眼﹑盲人眼目﹐同一個中國的野蠻﹑貧苦退隱入無形之中﹐仿佛它並不存在。人們所看見的真實﹐因此﹐發生了精神分裂般的矛盾。為了讓自己心安理得﹐人們成了幸福的受欺騙的人。高智晟的濤天大罪就在於他膽敢捋住虎須﹐把這人們寧願它不存在的黑暗曝曬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中國的首都北京﹐高智晟一家人被百名公安隔離在孤立無援的真空罩中。這是一種公開的囚刑。囚籠裏囚禁的﹐是人渴求自由的力量和“對人類正義的澎湃激情”。是人證實自身未完全死去的﹐海德格意義上的大寫的存在。而就如此眾多的人把一顆心系在了北京朝陽區小關北裏11號樓來看﹐這間監獄囚禁的﹐是生活在當下的中國人對於生命不肯放棄﹐奮力一搏的心。抒情地說﹐它囚禁的是屬於每個人的﹐一顆渴求救贖的心。這就是為什麼當高智晟的聲音再度進入我們的耳朵﹐我們狐疑﹑憂慮了八個月的心終於得到了安頓。然而不可否認，聲音中隱含的信息又使心絞在一處。
誰能釋放這被囚禁﹑傷害和侮辱的心﹖為了免除亞特拉斯在過重的地球下彎折﹐別無他法﹐我們必需把重量從他的肩上移過來。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人。為自己負責﹐為自己做出抉擇的人。獨立在歷史的潮流中而看清楚一切﹐勇於行動的人。能夠鎮定地﹑長久地凝視黑暗﹐不畏懼成為它的知情者﹐更不畏懼自己將為此而付出代價的人。高智晟終於傳來的信息是﹕做為一名不受欺騙的人﹐他已付出了絕大的代價。然而他從不後悔﹐甚至不為他的親人因此而承受的一切後悔 – 這是不落言詮的。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對於我的過去我決不否定，我也決不同意他人否定。”
在這一場艱苦、漫長的奮鬥中﹐沒有畏懼﹐更沒有自我否定的空間。突圍來到眼前的高智晟證實了我們堅信的一件事﹕直到最後﹐熱愛真理的人不會改變。在他飲鴆而亡的那個黃昏以前﹐蘇格拉底整日和老友﹑弟子們討論靈魂不死。對他來說有兩種死亡﹕肉體上的死亡﹐和由於與正義為敵而導致的靈魂的死亡。他對於後者的畏懼遠遠﹐遠遠大過了前者。對於形上奧秘的知情者來說，那無疑是絕對的死亡。因此對於拒絕逃亡的蘇格拉底﹐選擇一點也不困難。在為了正義而犧牲還是做下錯事而苟延殘喘之間﹐選擇一點也不困難。
對於兩千四百年後的我們﹐事情顯然有了根本的轉變。“把現代群眾和二十世紀以前的人最為強烈地區別開來的﹐或許莫過於他們對最後審判的失去信心。最壞的人失去了所有的畏懼﹐最好的人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在阿倫特寫下這句話的半個世紀後﹐在中國﹐情境唯有更加暗淡。然而由於高智晟﹐由於那些他為之辯護﹑上書﹐為之受難的法輪功修煉人﹐我們不得不重新把那一把古代的尺拿在掌中審視。當通過了慘烈牢獄的高律師再度出現在我們的地平線上﹐負載著人難以負荷的沉擔而沒有改變、彎折﹐那把古代的尺在天空再度旋轉﹐成為我們生存的尺度。
漢娜阿倫特就戰後納粹罪犯在以色列的大審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曾經引起熱烈的爭論。以她特有的理性，阿倫特披露了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屠殺是在猶太精英階級有組織地配合下完成的。而千百名猶太人在為數極少的員警監視下無抵抗地邁向死亡。造成這無抵抗的群眾的﹐是個體individuality和人之所以與眾不同的個性character的逐步解體。是從法律人到道德人的逐一消滅。這些群眾之所以木偶般無表情地邁向自己的死亡﹐是因為他們已從具有人性和活潑行動力spontaneity的“人”被削減至僅僅是一息尚存的“動物人種”。
在同一個極權主義銅板的另一面﹐屠殺的執行者 – 如艾希曼 – 大多是渴求安定生活的﹐顧家愛子的社會上的正常人。他們之所以能夠一次次執行死亡命令而不曾受到良心的譴責﹐據艾希曼自己的辯護詞﹐是因為他們堅信自己僅僅是在“執行上級交付的任務”。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自己需要﹐更訝異他人竟要求他們為此負責。在阿倫特精闢的分析中﹐恰恰是在耶路撒冷以及紐倫堡的大審﹐把這些沒有臉孔的﹐屠殺機器中的螺絲釘一一還原為眉目再也無法隱藏的﹐對他人和自己負有最高道德責任的人。
把這距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歷史事實放置在二十一世紀以後極權假像遮掩極權之實的中國，我們或能獲得重要的啟示。
在極權主義統治下﹐人生活在度數具有等差的孤獨之中。在她的經典之作<<極權主義之源起>>裏﹐阿倫特對這有深刻的闡述。意識形態的謊言織造的幃幕把人和真實隔絕﹐使得人們喪失了分辨真偽的能力﹐也失去了對真實的經驗。我們可以把這視為人失去真實土壤的孤獨的存在狀態。更進一步﹐在以恐懼治國的極權國度﹐人陷入為世界拋棄的孤獨中。經由連坐guilt by association﹐史達林時期把人所能擁有的友情澈底切除﹔在人人自危﹐不惜以告密﹑誣陷來自保的恐怖氛圍中﹐人陷入了更深的孤絕中。這導致了人在行動上﹐尤其是政治行動上的無能。孤立無援正是極權“全宰治”total domination的必要手段。“孤立的人和無權力的人是同義的。”在私人生活上的孤絕摧毀了思想和體驗的可能﹐而在政治領域的孤絕摧毀了與眾人一起行動的可能。
這正是高智晟一家人面臨的危險狀態。他所說自己一家是“人類這個時代最為孤獨的人”決非偶然﹔他為朋友的喜訊而欣喜萬分更說明了和人的生命的接觸對於全然孤立的人而言是多麼彌足珍貴。
在崛起了的中國之都﹐是這一荒誕的囚禁。它呈現了中共是如何陷落在極權/後極權的斷層中﹐舉棋不定。不論這從牢獄到家的囚禁預示了中國極權的搖搖欲墜和它是如何可恥又可悲地一步步墮入荒誕﹐這事件的核心如一﹕即高智晟所感受的曠世的孤獨。而關於這孤獨的刻度﹐我們需要把在他缺席期間無數友敵投出的明槍暗箭計量在內。這些暗器從另一角度印證了極權中國一方面深諳打造孤獨的藝術﹐一方面把將人矮化為獸的手腕施展地叫人眼花繚亂 – 無可否認﹐後者是透過人自我求存的盲目意志而完成的。種種難以啟齒的現象昭示了中共極權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人們心理上的制約和納粹德國﹑前蘇聯絕無二致。
然而徹底使高智晟陷入困境的﹐是一富有中國特色的制約工具﹕傳統的核心價值﹐倫理。從文革時期的大義滅親到對法輪功修煉人以親情施展的車輪戰﹐人倫成為被控﹑被囚者沉重的包袱。對於具有英雄人格的人﹐這人倫的軟武器將之再度馴化為一個人 – 一個背負著親人重量﹐無法依意願而行動的人。在這一武器的揮舞下﹐沒有為自身安危而放棄對正義的信念的高智晟被迫對外宣告﹕“我不會再是一個對社會有多大作用的人…從現在起，我僅屬於我的家。”
迫於人倫而放棄自身行動力所導致的﹐是與自身的阻絕。是與自身創造﹑行動的能量的阻絕。對於熱愛真理勝過自身生命的高律師﹐我們可以確定﹐這是比死亡痛苦更甚的孤獨。
穿過這層層打造的孤獨﹐高智晟向外界發出了緊急的呼喚。這在煉獄的八個月後一如既往的聲音如穿雲而降的光柱激勵﹑警醒了我們。
黃土高原上長大的高智晟是老天贈給苦難人民的禮物。當他說：“我孜孜以求地為自由和權利而奔走，全家卻因此而被剝奪了自由，對人類正義的澎湃激情，換來的卻是鐐銬和無絕期的野蠻壓迫！”“整個人類在現實的束手無策中默認了這樣的存在，這無疑加深了這種曠日孤獨對我們的壓迫。”當他說：“這時候的我考慮的是更像一個丈夫、更像一個父親而不是使自己更像一個英雄！”他的意思是，我們得拿出自身的力量，以填補這由於他的缺席而生出的空缺。他的意思是：現在，你們必需和我一樣，先做一個人。唯有無數的人同時行動，而不是孤獨的英雄，才能一舉擊潰極權之獸裹身的黑暗。
這無疑是一荒唐的圖景：一百名公安困守一家四口人。然而換個角度看﹐這荒誕劇曝露了極權的極度恐慌。它怎麼能不恐慌﹖放眼望去﹐國土的版圖上，一層層無限放大的全面包圍出現了：十三億人民 – 上訪者﹐法輪功修煉人﹐基督徒﹐維權人民﹐失地農民﹐拆遷戶﹑轉業軍人 – 團團圍住了急速萎縮的國家奴僕 – 這架生了鏽的國家機器上還沒有滾落的螺絲釘。在這全方位的包圍裏﹐兩方之間的比例遠遠超過了一百比四。
依據孟德斯鳩﹐唯有獨裁政權具有從自身內部毀滅的因數。獨裁政權的行動原則是恐懼 – 人民對獨裁者的恐懼﹐和獨裁者對人民的恐懼。在我們所生活的現代獨裁政權﹐即中國式的極權裏﹐恐懼已完全內化﹐而在歷史轉捩點的此刻﹐獨裁者對人民的恐懼也已達白熱狀態。以此來判斷圍繞高智晟事件的荒謬以及中共對維權人士﹑法輪功瘋狂失控的打壓﹐可以得到一個與高壓的表面全然相反的真實。那就是﹕種植在極權政權內部的毀滅的種子已長成巨樹。收割這株巨樹的時間和使極權者暗暗戰抖的恐懼形成準確的正比。
在這歷史的必然裏﹐唯一需要確定的是﹕在這十三億人中，有多少沒有失去行動力的人﹖沒有被削弱為“人種”的人﹖唯有“人”能把一名孤獨的英雄肩上的重擔義無反顧的接過來。當高智晟慎重地一一道出陳光誠、嚴正學、郭飛雄﹑范亞峰﹑胡佳等人的名字時，那其實是一種呼喚，朝向所有聽出他的聲音內隱含的巨大悲憤而無法忍受的人。靜靜聆聽那揭示了我們生存的當下的﹐歷史性的對話一次﹐兩次﹐三次﹐我們聽見了聲音裏含藏著更多、更多的沒有名字的人，無數的人。如果能夠，在他曠世的孤獨裏，他難道不會呼喚國土上所有的人名，像是一長串虔誠的，悲切的祈禱？事實是，這深受人民愛戴的英雄在對我們說：我需要你們。需要你們的力量把我的重擔和孤獨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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