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1日訊】和大多數人一樣，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我都會花些時間坐在電視機前。雖說如今不許私下安裝衛星天線，但好賴也還稱得上「百花齊放」，有幾十家官辦電視台可供「主人」選擇，總不能說什麼都沒得看的。不過，習慣上我只鎖定兩家：體育台和鳳凰台。

我從小愛好體育，現在還幾乎天天游泳，假如不上體育台瞧瞧菲爾普斯的泳姿，我的蝶泳怎麼長進呢？而在所有官辦電視台中，設在香港的鳳凰台算是最敢說點真話、打點擦邊球的。可以說，與中國大陸的所有電視台相比，鳳凰台著實領先了好幾個身位。

前不久，我就聽到了楊錦麟先生提及高耀潔女士揭露血傳播是中國愛滋病主要傳染源的事；談到謝韜先生發表在《炎黃春秋》今年第二期上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以及他對鐵桿左派喻權域的調侃。這位喻先生在50年前曾被定為右派。看來，此人還真是脫胎換骨成了正果：很不容易，極為稀有。

最近，在鳳凰台關於桂系軍閥的節目中，我又聽到將李宗仁、白崇禧麾下的廣西兵譽為北伐軍中「鋼軍」的褒獎；以及曹景行轉述的一位日軍將領誇桂系兵卒的話：「廣西軍隊是中國唯一一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軍隊。」依我看，這句話離開回答「誰才是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也就一步之遙了。而在別的官方電視台上，卻還在瞎說「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我有時候真的很鬱悶：做人怎麼能這樣寡廉鮮恥地往自己臉上貼金呢？當下之中國，股民多，基民多，網民更多，像這種明擺著已經護不住的謊言還要護，累不累啊？再說，你自己這個德性，又怎麼好意思去融什麼冰，說人家日本人不敢正視歷史呢？

4月上旬，我回到故鄉。除了對母親和岳母盡孝道之外，還和初、高中同班同學常常相聚。老同學們都知道我的事，但從不把我當外人，當異類。這種人間的真情每每使我感動和欣慰。然而，更使我欣喜有加的是，他們幾乎從不仰視我，從不瞎誇我。我們之間互相平視，真誠溝通，百無禁忌。

這一次，有同學問我，你一邊質疑弱相互作用中的左右不對稱，挑戰李政道、楊振寧的諾獎成果，一邊又當持不同政見者，還有時間逛公園、看電視嗎？於是就引出了我上面的一番話。而我的話又觸及了我們這一輩人心中一個深深的隱痛，那就是：曾經被人愚弄而傻活了好多年。

同學們說，當局的謊言使我們的生命意義打了多大的折扣啊！人生苦短，被人愚弄而傻活，難道不是一個人一輩子最大的不幸之一嗎？

話匣開處，正是我們人生之旅中的刻骨銘心之處。47年前的1960年，是中國的大饑荒年代。由於連紙張也極度匱乏，以致小學升初中的考試被迫取消，我們被分配進了常熟縣中。那時，除了少數達官顯貴（後來才知道他們當時依然養尊處優），絕大多數國人都處於大飢餓之中。

我們都清楚記得，上午共四節課，到第三節下課時，肚子就開始咕咕叫了。挺到第四節課結束，則早已餓得前胸貼後背了。回家路上，飢腸轆轆的我們爭先恐後，鮮有歡聲笑語。而到了家中，心痛心酸的母親卻難為無油少米之炊！我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卻經常吃不上白米飯，只有稀粥和米粉糊糊。

見了胡蘿蔔，我們就直流口水，饞得慌；不夠吃，只得大嚼蘿蔔纓子，加上芹菜根鬚和白薯葉。常常是剛吃完，就覺得沒吃東西似的。

無疑，這種生活是很悲苦的。但是，大家都說，人生真正的可悲更在於，當時的我們都被深度愚弄著，誰都相信是該死的老天爺和殺千刀的蘇修造成了中國人民的大饑荒。

我們對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領導不僅沒有半點怨恨，還堅信他們會以身作則、和我們一樣吃糠咽菜；並感恩戴德地認定他們正千方百計地指引我們度過難關，走出困境。傻活了二十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以後，大家才絡絡續續地知曉，中國大地上的幾千萬無辜餓殍是死於毛澤東一手製造的人禍。

毛為了加速他的軍事工業化進程，不顧一切地從農民手中奪糧，再到蘇聯人那裡換取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項目，以便早日圓他「搞地球管理委員會」、稱霸世界的白日夢。

我們這些營養不良的中學生們，到1966年高中畢業時，又被人從政治上深度愚弄了一把。那年7月1日，我們按例應去蘇州參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但當時的我們，卻對6月裡傳來的毛作出的推遲高考半年的決定三呼萬歲。

權利的剝奪被當成枷鎖的除去，我們隨即狂熱地投身於「防修反修、保衛紅色江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按納粹式的整人主旋律起舞，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鬥校長、批老師。

後來，互相之間竟也你死我活地掐起架來，6年同窗分成兩派文鬥不算，還搞武鬥，雙方咬牙切齒，「阿慶嫂和沙老太婆」誰也不玩假的，是真的打起來了。

兩年以後，毛澤東大體完成他的大清洗任務後，又語重心長地蒙了我們一把，要我們上山下鄉，自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68年秋，66、67、68三屆中學生同時畢業—史稱老三屆。由於繼續被深度愚弄，我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不僅對上不了大學、進不了工廠沒發任何牢騷，相反還真信毛澤東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最有價值的人生之路，美滋滋地覺得到了廣闊天地裡肯定能夠大有作為。

39年前的那一幕，同學們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在菱塘沿旁，在鎖瀾橋下，在西門灣裡，在總馬橋堍，……大家興高采烈地登船下鄉，開始了最終長達10年的插隊生涯。

到了鄉下，大家還真是玩命幹；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出大力、流大汗，不正是毛澤東賦予我們的使命麼？在付出超強度的勞動之時，我們的生活甚至比貧下中農更為清貧，幾個月吃不上一頓肉實屬稀鬆平常。

我記得自己最為狼狽的一件事是，有三個月身邊竟沒有一分銅鈿，結果寫了好幾封信仍是沒法寄！面對現在看來如此明顯的全社會性的不公平和不正義，我們在開始時不僅絲毫沒有維權意識，相反還很有「覺悟」地做到了安貧樂道。

當然，這裡要說明的一點是，如果這種生活是出自清醒的自我選擇，那就沒什麼好說的。而如果出自被蒙而犯傻，那就是人生的大悲哀了。

生活的現實和人生的坎坷使大家慢慢醒來，傻得可憐的人越來越少了。不過，美麗的青春年華已大半逝去，可供選擇的人生機遇也幾乎喪失殆盡。

到了三十年前的1977年，當被無理剝奪長達十一年的高考機會終於重新出現時，有幸能抓住機遇放手一搏的老三屆，只能是很少一部分人了。三十年後的今天，那些沒能上大學的同學對我說，往事並不如煙—歲月蹉跎和上學機會的被踐踏，在他們心中留下了永遠的創痛。

今天，昔日的同窗好友和我一樣，都告別了被愚弄而傻活的生活。曾經被深度愚弄幾十個春秋的中國人，已經能夠識別謊言、過濾謊言而大體上活個明白了—這恐怕是區分極權和後極權的一個重要標誌。但是，比起多黨民主這個「好東西」來，後極權自然還差勁得很。

同學們對我說，他們現在常常須揣著明白裝糊塗，苟且地活著。他們深知，這依然是一種人生的大悲哀。因此，他們在一如既往地為我擔憂、望我保重的同時，也越來越多地通過互聯網和自由亞洲電台關注我，在乎我，並且越來越大膽明確地肯定我的活法：不再苟且，過真正有自尊、有獨立人格的生活。他們說，這種生活比受人愚弄而傻活強了不知多少倍；也比心裡明白而被迫裝傻強多了。

家鄉的美景和美酒常常使我酒不醉人人自醉，而同窗好友的話則使我如沐春風，激勵我繼續前行。因為，他們的話表明了老三屆人正和我一起前行；因為，他們的話宣示了一種為官方所刻意遮蔽的可貴認知：中國的前途不僅在於物質生活上能走向小康，更在於每個國人都能過上活個明白、不必苟且的日子。

2007年4月19日 於故鄉—江蘇常熟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