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0日訊】在中國，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各級領導對蓋房的熱衷絕對在其負責的行政事務之上。1980年代中期，北京權力高層下令清理過機關單位的樓堂館所，到了1990年代後期以水利部豪華大樓事件為標志，不但沒能有效遏止，反倒是大家都“從違紀案件中學得技巧”，再高蓋房大躍進。

水利部的豪華大樓與人民大會堂西邊的國家大劇院，成了讓“改革開放”這一正面辭彙蒙羞的標誌性建築。

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政權只要不亡，沒有任何一個強勢領袖集團可以遏止蓋房的衝動。相反，任何一個強勢領導集團（且不管內裏是否真強）要想向國民及世界展現自己的力量，蓋房不失為最便捷有效的選擇。

秦始皇蓋房有阿房宮為標誌性建築，西漢有“輕煙飛入五侯家”長安新首都建設規模（甩了秦都鹹陽），東漢有“陡彼北芒兮”的文人之歎；即便到了被西方人打得暈頭轉向的晚清，慈禧太后的蓋房欲望並未隨她的性欲衰退而減，60大壽之時，海軍經費變幻成了頤和園──這還不是新建而是翻蓋的呢！

到了毛澤東，亦不惜在國民經濟極弱之時，大興土木，什麼人民大會堂，什麼革命博物館，什麼軍事博物館，不一而足。當然，還有他在蔣介石“大王八廬”（即美廬，美字倒折為“大王八”，毛如是譏諷之）旁邊蓋起了行宮，稱曰：“蘆林一號”。

“蓋房”一詞乃百姓土語，官話叫基建。對於大大小小的領導，沒有基建，哪能“繼承毛主席的革命傳統”？他們迷信毛澤東的很大成份就是毛很能蓋房。因為蓋房還蓋出了“青年魯班”，一個當了北京市長，一個進了政治局常委會。沒有基建，哪能表明一個單位在權力盤子中的影響力呢？所以，水利部蓋大樓要挨整，而外交部與公安部蓋大樓則成了外揚國威、內樹形象云云。

至於到了地方，哪個單位的樓好，就說明哪個單位“牛氣”。除了政府辦公大樓，如河南鄭州惠濟區（黨委與政府合一的）之“現代白宮”那類的標誌性建築外，各地辦公大樓的排序一般是：

第一等，公檢法三家，此中以法院為“最牛”，因為它操審判大權又黑箱作業，地方官員大多數怕它。

第二等，交通銀行電力，此中曾以銀行“最牛”，但也有讓交通部門超過去的趨勢。因為交通部門這些年收入頗巨又沒人能監督，除了大量廳局長外逃外，它力壓公檢法，所以在蓋了好房之外又屢出以上三部門警車堵收費站並打收費人員的事情。

第三等，稅務工商民政，民政部門也是後來者居上，壓住了稅務工商兩家，因為民政享有隱型特權，企業掛靠民政系統，就享有減免稅的優惠。民政部門把從掛靠企業收上來的“管理費”與財政拔給的救濟專款混在一起，搞起基建也得心應手。

正如時下的人們風議共青團已經不是清水衙門一樣，民政部門早已不是清水衙門。

其餘分等，限於篇幅，暫存不論。

領導偏好蓋房，當然是有個人打算的，初步分析起來有三：

１、拿到比較安全的賄賂。包工頭們給錢，出手大方，為了拿到更多、更好的合同，他們絕少“翻臉”。

比方說，稅務局長要減免一個企業的稅收若干，拿到50萬塊的好處，就不如蓋個2,000萬的辦公樓拿300萬的好處。雖然說前者是細水長流，減免50家的稅，能拿500萬，但無法保證這十家中任何一家不出問題。所以，想辦法蓋房，一次吃個“中等水準”，比較安全。

２、化解本單位長期矛盾，讓那些以往和自己作對的人去搞基建，得化敵為友之效。

一般情況下，單位基建的一線負責人大都有與主要領導有“上不來”的歷史，但一當“反對派”被安排到基建上去，立刻不“反”了。因為包工頭送錢雖有分差，但一定要把“現管”與“縣官”都餵好了。否則，總有細故搗亂。

３、最大地發揮儒家“親親”與“孝悌”倫理，給自己穿上厚道的外衣。

辦公基建總會帶有住房建設，別看後者是個“零頭兒”，但“零頭兒”有“找頭”。住房計畫總會大於實際人員的需求總和，名義上是為新進員工（幹部）準備。實際上呢，單位主要領導就將“零頭兒”中的“零頭兒”協議分割了。而後，按員工價賣給主要領導的親戚。

至於親戚是否給送錢，外人無從查起，即便送了，也沒人告發──那是親戚之間的禮尚往來啦！親戚願住的，同享福利分房之優惠；不願住的，轉手一賣，賺上三至五倍不等。

最近，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出臺硬性規定，稱省部級辦公樓每平米造價不得超過4,000元、市（地）不超3,000、縣（處）不超2,500，並普適於同級各類人民團體，云云。雖然說這個檔沒法規定建築面積，但是這個規定不可能“管一輩子”，因為主要官員在其一輩子的從政經歷中，不可能不“蓋一回房”。

官員們偏好“蓋房”似乎是癬疥之疾。從中拿“小好兒”總比在業務中拿“老（大）好兒”要對社會危害小一些。問題是，蓋房的偏好就是封建主義流毒。

這個流毒不肅清，就說明中國尚未從封建主義社會脫魅出來！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