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6日訊】2001年7月12日，國際奧申委投票決定2008年奧運承辦國前夕，有關部門為控制民間持不同政見者行蹤，製造了“燕鵬偷越國境案”（已經事實驗證為假案），招之國際輿論譁然。當時，公安當局發現燕鵬手提電腦中存有我尚未出版的30萬字政治書稿《後對抗時代世界變局與中國變革》與大量文章，于同年8月13日聲稱“執行上級命令”，突然拘捕了我。由於官方無法對我並未出版的政治著作認定為“犯罪”，所以便對我已發表的8篇批判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及傳統社會主義錯誤實踐的理論文章，進行了兩次違法重複起訴，5次延期審理（檢察院“建議”延審4次，法院報批延審1次），先後歷經了長達兩年的時間，最終才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我和燕鵬定性科刑，在素稱“東方瑞士”的中國沿海開放城市——青島，上演了一起在權力意志的安排下，由市委宣傳部及公檢法密切配合，聯合制導的假意識形態製造“政治敵人”，借法律工具懲罰“思想罪犯”的當代文字冤獄，在法庭上被申訴人辯護律師稱之為21世紀的胡風案。以下僅從本案幾處明顯違法事實，看中國司法現狀有多荒唐。
荒唐之一：市委宣傳部提供“執法依據”
青島市委宣傳部為給公安當局提供出師無名的“執法依據”，對我早先撰寫的大量文章進行篩選、歪曲與閹割，做出了充滿文革遺風的所謂“審讀意見”，該意見稱：“在思想理論方面，這些文章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宣傳違反憲法的政治觀點，從根本上否定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無產階級政黨性質，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攻擊三個代表思想；在政治方面，這些文章從根本上否定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集體領導的合法性，為1989年六、四事件翻案，煽動反對黨的領導和我國現行政治制度並為其出謀劃策。”（見本案判決書第5頁）這種由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審判”文章觀點，製造“執法依據”的做法，不僅是典型的以黨代法，且是讓運動員做裁判員（申訴人文章批判的正是宣傳部門的傳統僵化觀念）。為陷害忠良，當局不惜讓市委職能部門赤臂上陣，如此不加掩蔽的非法操作，實為中國後文革時代所罕見。懲罰犯罪的依據只能是法律，豈能是一紙“審讀意見”；法律懲罰的只能是行為，而不是思想。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識。公檢法直接援用市委宣傳部門從“理論上”到“政治上”判定思想犯罪的“審判意見”為執法依據，可謂荒唐到了極點。
荒唐之二：兩次重複起訴
尤為嚴重的是，青島市檢察院明知起訴思想犯罪違憲，但為達久拖不決又能長期關押之目的，公然在事實與證據沒有絲毫變化的情況下，動用了起訴、撤訴，再起訴程式，僅就8篇文章，用同一份起訴書，隻字未改地違法重複起訴了兩次。後經法庭審理印證，檢察院兩次起訴的內容，都是8篇文章，事實與證據沒有絲毫變化。按最高法院《關於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解釋》中規定，認為事實與證據確有變化的起訴案件，可以撤回起訴，另作處理。對需要重新起訴的，則應在起訴中體現出事實與證據新變化的情況。如此連標點符號都未改變的同一份起訴書，兩次興訟，是的的道道的違法重複起訴。
荒唐之三：5次延期審理
青島市檢察院，為達久拖不決之目的，竟規避辦案時限的法律規定，先後4次“建議”法庭延期審理（刑訴法規定，檢察院只有兩次建議延審權），致使法庭在長達8個月無法開庭。為達同樣目的，法院又自行延期審理1次，總共5次延期審理，超過了其正常受理時限的7倍，致使當事人在令人窒息的狹窄牢房裏，被超期羈押了1年又1月，才於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迫於輿論壓力，倉促開庭。本案業經上訴後，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不僅未就一審判決程式嚴重違法侵權，回避事實，采信偽證（青島公安局提交書面偽證）等問題發回重審，反而繼續藏汙掩塵，超期羈押，再次拖延時限大半年，如此久押不決的程式荒唐，充分認證了本案實體上的違法性。
荒唐之四：法庭公然剝奪被告人的辯護權和申請證人到庭的權利
在法庭上，公訴人在辯論中理屈詞窮，尷尬出醜，竟然以“這是社會主義法庭”為由，要求審判長剝奪我正常行使的辯護權，正如一個輸不起棋子的劣等棋手，掀了棋盤說棋盤是他的一樣荒唐可笑。而本案審判長居然聽命于公訴人，公然非法剝奪了我的辯護權和申請證人到庭的權利，致使這一以審判文章觀點為主題的法庭，再現了歐洲中世紀異端審判所的場景。
荒唐之五：附加刑高於主刑
本案最終判決認定我“態度不好”，判處有期徒刑3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利5年，再次開創了中國司法荒唐新局面。眾所周知，世所詬病的中國“剝奪政治權利”，不過是依附主刑的一種附加刑罰，其最高刑期為5年，即使判處無期徒刑的也未必適用最高附加刑。雖然法無明文規定附加刑不能高於主刑，但在司法實踐中從未見過附加刑高於主刑的判例。中共當局為達封殺我一支筆之目的，竟不惜滑天下之大稽，對我一個以寫作為生的草民，適用最高附加刑，實在是中國司法史上之奇謬！
由此可見，親愛的“執法者”們為對我一支不媚貴權的筆，封殺、封殺、再封殺，不惜荒唐、荒唐、再荒唐！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