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訊】去年，香港的開放雜誌社出版了丁抒先生的全新修訂本《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陽謀》一書的第一版出版於1991年，曾於1993年和1995年兩次修訂再版，深受讀者好評。十年來，丁抒先生又收集了許多有關反右運動的新資料，包括像許多反右運動的受害者及其親友的調查訪問，對原著作出全面的修訂與改寫，並加入了作者新編的右派人名索引。可以說，《陽謀》一書是迄今為止有關反右運動的最完整的記錄。在反右運動50週年的今天，我特地向讀者鄭重推薦。《陽謀》一書對反右運動的整個過程以及它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論述，史料豐富翔實，議論平實中肯。在十五年的時間裏，《陽謀》一書多次修訂再版，這說明了作者的精益求精，也說明了這本書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書名叫《陽謀》，自然是取自毛澤東那句惡名昭著的名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反右運動究竟是陰謀還是陽謀？歷來有兩種觀點。乍一看去，說陰謀說陽謀似乎都各有其根據。是共產黨毛澤東主動發起整風運動，一再鼓勵黨外人士和知識份子給黨提意見，還保證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頭來卻又把提意見統統打成向黨進攻，扣上右派的帽子。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這不是陰謀是甚麼？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早在整風鳴放之初，共產黨就有言在先，它只說了要「改善」黨的領導，「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從沒說過要放棄黨的領導，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右派份子們卻要批評黨天下，要提出建立政治設計院，輪流坐莊，那豈不是明知故犯，自投羅網？說是陽謀，似乎也不是毫無根據。問題在於，陰謀也好，陽謀也好，這兩種說法都假定了共產黨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對整個運動的目標、性質，以及未來走向和最終結局抱有一種明確的並且統一的計劃。而我恰好是對於這一點深表懷疑。因此，我們不是要對陰謀或陽謀這兩種說法作簡單的結論，而是要對反右運動的整個過程進行更深入的分析，結合對國際大氣候的變化與黨內矛盾的考察，這樣才能對從整風到反右這場運動的性質以及共產黨毛澤東的的主觀意圖獲得更準確的認識。

《陽謀》一書對反右運動的研究作出了不少重要的貢獻。這裡且談兩例：1、右派份子的數目問題，中共當局對右派份子的統計，一直限於55萬人這個為右派改正的數字，於是很多人也就以為當年的右派份子是五十幾萬。丁抒先生以大量材料分析指出，在反右運動中，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分子」、「極右份子」等各類帽子的共約120萬人。2、一般人常常以為反右運動只是針對知識份子的，但是作者告訴我們，反右運動中也有許多工人、店員、農民受到波及，他們雖然沒有被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被扣上「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壞分子」的帽子，同樣遭受到殘酷的政治迫害，其總數大約有60萬人。因此，在反右運動中直接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數至少在180萬人以上。

劉賓雁在序言裡提醒我們：「二十多年來連篇累牘的批判知識份子之軟弱的文章，忽視了一個巨大的事實，那就是廣大工農群眾的朦昧在五十年代成為毛澤東暴政的強大後盾。」劉賓雁談到他自己後來之所以低頭認罪，「全國工農憤怒聲討右派震耳慾聾的吼聲就起了不小的作用」。應該承認，這是反右運動研究的一個重大問題，迄今為止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注意。這裡至少可以提出三個問題：第一，為甚麼廣大工農群眾會扮演這樣的的角色？第二，從五四運動到反右運動，知識份子的地位，包括知識份子和工農大眾的關係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第三，為甚麼右派份子在所謂廣大工農群眾的憤怒聲討下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氣和道義上的自信？

1957年的反右運動無疑是當代中國史的一次大逆轉。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都在向右轉，告別斯大林主義而走向修正主義，唯獨中國卻在向左轉，走向比斯大林主義更恐怖的極權。反右之後，就是大躍進，大饑荒，然後就是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中國才開始走上其他共產國家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走上的所謂修正主義道路。無獨有偶，在八九之後，中國和俄國東歐等國再一次分道揚鑣。俄國東歐都走上民主之路，中國卻仍然在堅持一黨專制。如此說來，深入反思57年反右運動這段歷史，不但有歷史的意義，恐怕也還有現實的意義。@

——轉自《人與人權》(//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