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訊】和黃仁宇、唐德剛相比，汪榮祖在大陸的名聲要小得多，作為海外華人史學家，他的影響主要還是停留在專業範圍和愛好史學的讀者圈裡，在一般大眾耳朵裡，這還是個有點陌生的名字。汪榮祖的專著不是很多，這幾年陸續也都引入了，我見到的大約有五種，包括《史家陳寅恪傳》、《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康章合論》、《史學九章》、《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等。汪榮祖的書都是研究性質，即使是傳記也是史家的傳記，具有拓荒性質的，但他的學究氣並不重，文字也還淺白可讀。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中，無疑他是獨樹一幟、自成一家的。

我個人以為，他對郭嵩燾和那個時代的研究最具有開創性，長期以來，郭嵩燾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有之，就是從他那本書開始的。在鴉片戰爭之後，繼續蒙頭沉睡了足足20年的華夏民族，1860年以後才逐漸有了危機感、緊迫感，但也只限於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的技術，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聲光化電。這個時代，中國最有見識、最具世界眼光的人，實際上不是那些造成「同治中興」的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之類，而是親眼目睹了西方制度運作，對西方文明有親身體驗的湖南人郭嵩燾，他於1877年到1879年出使英國，雖然只有短短兩年，卻大大開拓了視野，他在出使日記中肯定並讚美了西方的制度、文化、社會，認為現在的異狄和以前的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然而，因為太超前了，郭嵩燾這位「孤獨的先行者」不被同時代的人所理解，當他的《使西紀程》出版後，竟然引起滿朝士大夫的「公憤」，結果他的書被毀版，人在駐英公使任上被召回，從此再也沒有被朝廷起用，於1891年鬱鬱而終，他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幾年後主持湖南新政的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可惜戊戌變法迅速失敗，湖南新政連根拔起，他的穩健的漸進的變革思路從此被忽略。（在他生前，具有珍貴價值的200萬字日記一直未能問世。在他死後9年，還有人上奏要戮他的屍以謝天下。）汪榮祖敏銳地抓住郭嵩燾這個人物，對於中國走向世界進程中的曲折和艱難有深入的研究，通過郭嵩燾的悲劇命運解剖他棲身的那個時代，對於我們認識近代中國的不幸有獨特的啟發意義。

《康章合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只有區區8萬字，汪榮祖對於康有為、章太炎兩個歷史人物的研究卻是新見疊出，而且清新可讀。比如，他論章太炎可以說是排滿主義的急先鋒，這有《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蘇報案」為證，然而一旦武昌起義成功，從此他筆下再無藐視滿族的言論，堅信五族共和，終生服膺五色旗，對於清史的研究，也毫無種族偏見，完全超出了狹隘的漢族主義藩籬。因為，在章看來：「排滿既是『手段』，也就是暫時的；目的既達，手段便無效用。」比如，他論康有為，「康有為反對革命，主要不在擁護滿洲人做皇帝，而在堅持漸進，不能冒進，何況革命動亂在當時可以招致分裂與亡國的可能性。民國以來的歷史可以印證康氏之言，並非危言聳聽，雖未全中，亦不遠矣。但康氏逝世之時，革命不僅在繼續，而且方興未艾……」。當然，這些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戊戌變法之後如果說「堅持漸進」的路線，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已經不是康有為，而是狀元實業家張謇這些人，康的時代在「六君子」斷頭之日事實上已經結束。從康有為支持張勳擁末代皇帝復辟這件事來看，汪氏的說法恐怕就禁不起檢驗。

作為史家，汪榮祖的論斷未必都對，但那都是他研究、思考所得，而且是建立在一定史料基礎上的。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他提出的說法還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近代中國的歷史如同九曲黃河，九百九十道彎，留下了許許多多的經驗教訓，史家的責任就是要將這些一一說清楚。我們常說讀史使人明智，讀汪榮祖的書也會開卷有益。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