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1、一個在文學解禁中明明亮亮走出來的女人：
作家胡發雲先生《茹嫣》一書的發表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我個人認為，它不僅僅關乎文學的事，而且可以說也關係著某些與文學毗連的社會事物禁忌之解除。因此，我讀了這一本書後，產生了一些感想，就想著有必要把它寫下來。首先，這本書寫作了走出官方形態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一群人物——“青馬”，而茹嫣就生活在這個圈子散後留下的人物當中；其次，這本書在文學禁忌的問題上著手，寫了“非典”時期中國人的恐怖，並且從對疾病的恐懼，寫出了“民族的恐懼”，撞了政治的“高壓線”，勇敢地進入了“政治生態環境”領域的探索；最後，它突破了在中國統治了近半個多世紀的文學主流創作模式，拋棄了那種陳腐的舊文學思想，在走自己的文學之路時，不知不覺的、創造性地歸回到18世紀中國偉大文學傳統中去了。
因此，在我這個文學評論家的外行人的眼睛中，就可用以上的幾點對《茹嫣》做出一種非常肯定的評價。說實在的，我在讀到這一本小說時，好象感覺不到中國小說和外國小說（特別是西方小說）的區別。小說就是小說，而小說中的人，好象是自由的人，如果說他（她）們也不自由的話，那麼，費爾南多-佩索阿在他不朽的小說《惶然錄》中所說的話：“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不會有其他法律被人們遵守，沒有造反或者另求庇護的可能”，就可以作為對此的註腳。
但是，我要說的是：讀這本書，不是你讀《李自成》或者讀《歐陽海之歌》，一放下書本，書中的人物留給你的印象是非常強烈和鮮明的，沒有多少可以爭論的餘地；《茹嫣》就不是這樣，你讀了後，甚至連她是一個什麼人也很難說清楚？也可能我天性愚鈍，反正我讀了《茹嫣》後的第一個反映是我問自己：“茹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試圖回答自己的問題，結果很狼狽，回答不出來，因為我在逮住了茹嫣一個意義的時候，另一個與之對立的意義好象出來找麻煩，非得要證明前一個意義不正確不可，就帶這個問題（過去，我們讀毛澤東的書要“帶問題”，現在輪到讀小說“帶問題”了）我思考：胡發雲要寫一個什麼樣的茹嫣？而我們讀《茹嫣》又應該讀出一個什麼樣的茹嫣？
2、一個有著“仕女情節”的文學女人：
茹嫣是一個“有閑”的女人，但是她的“閑”和《上海寶貝》中的女人根本不一樣，她“在一個很清閒的研究所工作，研究的物件是植物。單位的樓房是那種五十年代的蘇式樓房，寬大，結實，樸素，陳舊裏透著一種往日的華貴。三樓東頭是資料室，一些閒人常在這兒聚，說些閒話。男的說吃喝說麻將說鬥地主，女的說兒女說老公說衣飾住房。
男女在一起的時候，說一些半黃不黃的段子，互相間開點不太過分的玩笑。敲了誰一筆錢，買了糖果瓜子，也是在這裏分享“（《茹嫣》引文見”新浪讀書“，以下不再注）這一種上班的“閑”，帶有中國特色，很是真實的。僅就這一點，她的生活就不能被定位在“改革的經濟大潮流”中的了，和“主旋律”是有些脫節。因此，在今天中國的文學語境中，它是屬於“消極”的一類。問題還在於，文學這東西如果有著一種“消極本性”可糾的話，那麼古今中外許多偉大作品都帶著明顯“消極”的色彩，就是一個我們應當把握的東西。在這裏，我認為作者胡發雲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他在塑造人物時，走上了一條我行我素的道路，塑造出來的“茹嫣”是那樣的真切生動，讀起來會給人產生出一種錯覺，因為她就是我們身邊的人，即使這樣，你卻沒有辦法給她下一個定論，把她歸在一個特定或者已知的人物類別中，這樣的情況使我想起了《紅樓夢》裏大觀圓中的人物了，他們既是依據“寫實”的方法創作出來的人，卻也是“寫虛”中的人。
作者是要把茹嫣寫成一個“小資”型的女人的，在書中他多次表明了這樣的意向，並且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塑造茹嫣的。在這一點上作者用心之良苦可以從下面幾點判斷。作者在交代茹嫣身世時，用了一個遺傳學上的觀點：“母親是大家閨秀”，因此，她有著從母親那裏得來的一種遺傳性的“仕女情結”（“茹嫣的名字是母親起的。從這個名字上，可以看出母親的仕女情結”）。對於這樣的人來說，文學從小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她非常喜歡中國古典詩詞，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別人“打派仗的時候”她卻在“讀古詩詞”，對於這樣的人，政治運動是“改造”不了她的。和現代一般“小資”女人一樣，“在茹嫣的精神活動中，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占了很大的空間”，以至於她對兒子去留學的法國的第一反映是：“今天的法國早已不是那些古典作家們筆下的法國了”而她自己心中的法國“那是大仲馬小仲馬，左拉雨果梅裏美的法國，是羅曼？羅蘭巴爾扎克的法國”。茹嫣就這樣的一個女人。從這樣的一個女人的身上你無論如何是看不出來她是一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一個年輕時參過人民解放軍的女軍人，是一個“老幹部的女兒”，人性深處如果說有一種東西是永遠不會改變的話，那麼作者就是通過茹嫣給我們揭示了它。
宗教學家薩拉在說到人的時候曾經說過：“你是獨特的個體——原本正裝，絕非複製”（《克服內心的掙扎》）。在《茹嫣》中，我們看到的其他的人卻不是“原本正裝”的，他們是被時代的影印機“複製”的人。有的人（如衛立文“衛老師”）抵抗“複製”，結果被弄得歪歪扭扭，遍體鱗傷；有的人（如達摩）想保持自己的“原本”，而被擺在了社會上最不起眼的角落裏，以自己才高八斗的身價卻做了一個電器修理工；有的人順順當當地服從了“複製”（梁市長），結果官運亨通，飛黃騰達，就是在“非典”時期也贏得了茹嫣的芳心；有的人（如毛子）因為對“複製”半抵抗，半順從，所以也就有所得（所長的官），又所失（失去了“青馬”本色），惟獨茹嫣——這個女人，在通過了時代的影印機後，好象還是她自己——一個我行我素的女人、“原本正裝”的女人。在這裏，我們若是發現她其所以如此，原因也許是茹嫣的弱小，在“複製”過程中要取掉的成分和要突出的因素都顯得微不足道，所以“複製”人的行為在她身上不會產生“複製”所需要的效果。若是這樣的話，小說的核心——就可以被我們解讀出來了。
書中說，茹嫣是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人，也許是這樣意思的。
《茹嫣》中的許多人物都在張揚自己的思想，惟獨茹嫣自己——小說中的主人公——沒有這種張揚，相反在茹嫣的自我感覺中，她好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落伍者”，她知道自己有思想，但是那裏面好象沒有多少東西，相當於“空巢”。就這個意思去分析，她自己充當版主的那一版起名叫《空巢論壇》不是沒有特別用意的。在經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思想灌輸運動之後，茹嫣沒有在灌輸後得著一種思想——這給人以極大的啟發，於是就出現一種辯證法：一個文學型的、完全是由茹嫣自己性格中“自然”生成的、外表脆弱，但是質地卻非常凝重的思想，就在“空巢”中給落了下來了。我同意武漢大學教授鄧曉芒對《茹嫣》的評價：“裏面有思想，而且這個思想是胡發雲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思想者，他有話要說，這些話是他不得不說的。”我所能補充的只有這一句：茹嫣的“思想”是精微而細緻的，你以至於你若是粗心一點，完全可以把它不當是“思想”。
乍一看，茹嫣有著潔癖，不善於和人交往，也“不會表達愛情”，是一個非常內向的人，她甚至把自己封閉在一個以自己的情緒造成的世界中，有一點傲氣。她好愛花，喜歡紅燭，在一個電器的時代中對於停電所帶來的黑暗，卻有著病態式的留戀，即使在“非典”發生的恐怖時期中，她依然是這樣。她喜歡下雨，在下雨中，她就回到了李清照的詞中去了，在他失去了丈夫和李清照一樣地在變成了寡婦時，就更“喜歡李清照的詞，偶爾想起來，覺得一千多年前的一個女子，把她的心境都寫出來了：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她寫的《巴山夜雨》的帖子，也完全表現出的是類似的情愫。正因為是這樣，她用詩的方法處理自己的生活，以至於引出了她丈夫對她的批評：“都是給那些文學經典害的，給柏拉圖害的。”有時候，連她自己也承認：“被文章給害了”。
3、一個勇敢的線民：
上面的議論說明，茹嫣是一個傳統的具有“仕女情結”的人，但是這只是茹嫣的一半兒，她的另一半卻有著現代中國人特有的那種一種“騷動”，而這種騷動“是許多人在1966，1976那些個年頭早已躁動過也早已歸於平息的東西。那也是她父親在1937年，她母親在1948年早已躁動過也早已馴服了的東西。茹嫣在許多方面都要慢上好幾拍。就像她喜愛的一種遲桂花，別的桂花樹早已當時當令地開過了好久，花香被人讚美過，花蔭被人流連過，花蕊被采過了蜜，花朵釀成了桂花酒，它卻悄沒聲地又開了起來。”不同是她這種騷動一旦發動了，就變產生了不可收拾的後果，而這些後果把她在第二次青春發動中的愛也給毀了，以至於她認為自己就是“蕩婦”，因此，帶有一種“殘酷”的性質。
其實，小說的結構是很意思的，一開頭就告訴人們：“兒子出國前，給茹嫣留下兩樣東西，一隻小狗，和一台電腦。”可是，就是這一台電腦，它把茹嫣造就成為一個和“仕女”形象沒有任何聯繫的現代線民。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肯定地說：“要是沒有網路”可以說也就沒有茹嫣。可見作者抓住了現代事物中的這個有決定意義的事件——網路——來塑造茹嫣的。在真實的生活中，茹嫣“一直是一個不太關心政治和理論的人”，而在當時，“談論時政”被看成是“男人們的一道大菜”——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
可見，茹嫣若不是一個線民，她就是定了性的人。使網路改變了，她在網路——這個特殊的世界中變成了一個特殊的人物了，好象是換上了另一副面孔的，她不但關係政治，並且因大談論政治問而出了風頭，無意間衝擊了“非典時期”的政治“禁區”，變成了在她所在X市中第一個用網路的方式自由傳播了“非典”消息的人！不但是這樣，更重要的是在網路的世界中她是那樣地熱切關心政治，對一個大學生死亡事件的窮追不捨的發帖，形成了一個“大學生母親”的形象，而且在《茹嫣》一書中，她事實上也是這個“形象”的代言人。
就上述這兩樁事件看，我們便會發現，一個平凡的女人在向偉大的高度上升！在此，我們分析她這一變化過程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個事件（傳播“非典”消息）的造成，是盲目的，不是自覺的，她“不關心政治”的這一點使她在40多歲的年齡上對政治表現得相當無知，因此，她在傳播一則政治消息的時候不把她當“政治”看，認為就一個“怪病”，她把它告訴給大家，就好象她告訴一個人另一個得了胃病那樣，完全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她不知道宣佈“疫情”是一種“政府權力”，她一個平民小百姓是沒有這種權力的，她只知道她是一個人，一個人在說其他人可能“得病”的問題上有說“真話”的權利，因此，她在履行這一權利受阻後，不是屈服，而是勇往直前。一個孱弱的女人，在這裏表現得如此勇敢，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一個故事。
她是中國的線民，但是她不懂“網路的中國性”，因此她在從達摩的口裏聽出了網路在中國具有“表達權”的時候，她好象是茅塞頓開。達摩對她說：“在一些國家，網路只是許多媒體的一種，沒有表達上的特權。它的意義只在它的工具性，就像你到北京去，可以坐火車，可以乘飛機，也可以自己開車去。但是中國不同，傳統媒體，許多事情不許報，許多話不許說，網路可以，於是網路就不再是工具意義上的區別了。”與這樣的事情相一致的是，她雖然是網上一個很出色的版主，但是是她連中國式網路的“婆婆”也不認識，更談不上服從“婆婆”的權威了。就這個意義看，茹嫣怎麼說也不是中國的“仕女”，她是新時代中的一個新女性！《茹嫣》這本書其所以被許多讀者評價為帶有“強烈的時代意義”，也許於此有關的。我認為具有巧妙意義的事情是，在那個精心要塑造人的“1966年、1967年”，茹嫣沒有被塑造好，但是在一個自由的網路世界中，茹嫣被她自己塑造成為一個“人物”了，並且身上又帶著網路上特有的那一層虛幻的風雲。
為什麼這樣說呢？作者在本書的最關鍵部分，寫了一個“大學生死亡”的政治事件，就寫作的技巧來講，它是指發生在深圳的孫志剛事件，孫是大學生，茹嫣的兒子也是大學生的事情就很自然地使網路作者——茹嫣以“大學生母親”自居了。因此由她寫作的網文：《一個母親在黑暗中的痛苦》就值得人們好好地研究。“深夜，讀著這個大學生的死，心裏突然就劇痛起來，那是一種生理上的痛，就好像自己的兒子在承受著那殘酷的毒打，每一下，同時也擊打在母親的身上。然後他躺在冰涼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樣。她突然恐懼起來，她害怕也會這樣從此見不到兒子——儘管理智告訴她，那不是她兒子，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但她腦子裏浮現出的那個年輕人，一直都是兒子的模樣。”當然，我認為如果讀者們在閱讀這一部很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時，若不能夠看到其中價值的廣闊空間，僅僅以為這是“大學生母親”對“被無辜打死”了的“兒子”的無限追思，那麼，你肯定讀不出它之中深刻的文學寓意。我的意思是，你若是由此而前進一步，由“大學生母親”聯想到了“天安門母親”，你就會瞭解文學與民族命運的關係了。我這樣一說，不是要把作者故意地往火坑裏推，而是說文學批評這樣的行為不應該囿于作者本意（我不認為胡發雲的“本意”是要寫“天安門母親”），在作者用意之外，還應該留出批評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文學作品是一種“公器”，批評是一種“公議”，“公器公議”就構成了批評與作品的天地，而在這個天地中，讀者們通過閱讀作品，得出來了作者在寫作此作品時也可能完全沒有的那種“思想”，是文學批評範圍內的正常事情，一點也不奇怪。
上述看法不是我在接觸到《茹嫣》後才形成的，其實，它是我在1986年從事《紅樓夢》研究中建立的。我通過自己對《紅樓夢》的研究發現作者（曹雪芹）寫出了18世紀中國社會“不發達”這種“現實”，但是我認為曹雪芹並不具有“不發達”——這種社會觀念和思想，只是他在從事創作的過程中，因為把人物內部的最核心的東西給寫出來了，所以“社會和人物”的“不發達”的特性就“表現”出來了，具體地說，體現在人物方面，“當死的不死，不當死的卻死了”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就著這個思路，作者胡發雲在描寫了1957年的政治，1966年和1967年的政治的時候，惟獨隻字未提1989年的事情，不是沒有原因的。《茹嫣》一書是“解放思想”的一個傑出的產物——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是在這樣的一本書的正面內容中我們是找不到1989年的事件的痕跡的，這樣的情況難道正常嗎？如果說文學批評允許聯想的話，那麼“天安門母親”的形象和茹嫣的“大學生母親”的形象在多大的意義上可以重合？讀者們還是自己琢磨的好！
《茹嫣》是一本言情的小說，這一點和《紅樓夢》是一樣的，但是和“紅樓夢”的區別就在於作者以非常犀利的方式在公開地批評“大規模的社會恐慌”，並且在批評中撈出痛苦，在痛苦中又撈出思想。這樣以來，“非典”所引起的“大規模的社會恐慌”就具有了象徵性意義，而茹嫣、達摩以及衛老師在批評“恐懼”時所發表的一系列言論，就超越了文學領域具有了強烈的政治和社會現實意義。就這樣的意思你去分析茹嫣這一個外表文靜，“不顯山，不露水的才女”，那才是讀懂此書的最關鍵處。
4、一個夾在了兩個男人中間的女人：
我記得俞平伯先生在上一個世紀寫作的《“紅樓夢”簡論》中說到，賈寶玉是一個夾了林黛玉和薛寶釵這兩個女子間的一個男人，因此，人們在評論他時，就應該注意他兩邊的“雙峰”，現在看來，俞先生是正確的，寶玉的確是人物關係網中的人，脫離了那個網，是沒有辦法研究他的。無獨有偶，我在讀《茹嫣》時，也形成了這樣的聯想，把茹嫣看成是一個夾在了兩個男人中間的女人，一個男人是達摩；一個是梁晉生，而茹嫣——我說她是一個沒有定性的人，也在於要理解她就得理解他們三個人的關係網。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梁晉生市長看上的她是“仕女情結”（“白領麗人”）的茹嫣，這恰恰是一直在官場所混的市長所根本遇不到的女人，因此他討好茹嫣是在品味著一個官場上缺乏的女人，但是，他在這樣做的時候看到的只是茹嫣的外表，卻沒有認識茹嫣的內部，所以他一下子給迷上了，根本就不知道也正是在這個時間中茹嫣正在在網路的世紀裏脫著“仕女”的皮，急速地朝著網路上的直言英雄的方向轉化。就這個意義講，他最終地拋棄了熱戀中的茹嫣不僅僅是江曉力從中插了一杠子，而且事實上茹嫣變成了不是他所要的人。在上面，我說茹嫣沒有定性是有道理的，說她從過去的政治化時代走了過來沒有留下政治烙印，是指沒有留下明顯的烙印，因此她對政治的淡漠到底還是沒有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無論怎麼說，他還是愛上了政治上的“一等男人”，用江曉力的話說，這“鑽石王老五，誰敢高攀？”，後來，她不但高攀了，還把自己的身體輕率地交給了他。
站在寫實的角度看，把茹嫣這樣的人塞進達摩所生活的那個人物圈，簡直是違犯文學創作的一般原則的，會給人一種生搬硬套的感覺，就憑這一點，我們就有理解判斷作者的人物的描寫是失敗的，但是在《茹嫣》中，情況就不是這樣的了，《茹嫣》的特殊性是它創作了一個網路的世界和網路的生活，因此，完全的實現主義方法就用不上了，無論怎麼說，網路的世界和生活雖然也是真實的，但卻是虛擬的，於是，建立茹嫣和達摩的聯繫不是生活上的真實，而是網路上的真實，在茹嫣成線民的那個時候，達摩在網路上已經是大紅人的了，是“大俠”兼“大師”的人物，因此茹嫣主動靠近他，接觸他，就符合生活的法則了。“茹嫣是一個對文字特別敏感的人，就像登徒子對女色，熙熙攘攘一片人海中，一下就捕到最漂亮的那位”——達摩的文章。因此在沒有見面前，她就已經對他產生了一種了不起的看法，見面後，達摩相貌平常，而且外表有幾分粗俗她也不反感，因此，即使她知道達摩是一個家用電器修理工時，在看著他給自己修理電器，就“覺得看達摩幹活有一種美感”，如“庖丁解牛”，“有板有眼”，如“行雲流水，簡潔流暢”。你瞧，這樣的看法就是“勞動人民”的了，和“白領麗人”已經不沾邊的了。
茹嫣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一方面愛上了政治上的“第一男人”，而又同時對於精神上、網路上的“大俠”、“大師”崇拜不已，人生的局限就在於這兩者不能夠同一。因此，這就註定了茹嫣的特殊命運。如果說生活和文學的正義在這裏要求她必須要做一種決斷的話，那麼書的結尾處，茹嫣把她給梁晉生準備的拖鞋從“從視窗扔了下去”的情節就是意味深長的了。茉莉在《她把那雙男人的拖鞋扔了———從女性角度讀“如焉”》裏非常傑出地解讀出了這個意思，寫得很好，在這裏，我所強調的是，讀者們看到的是一個多元而又雜亂的時代，在它之中，人物們也都好象是比搭配錯了，有能力的人總是被擺錯了位置，而那些在“位置”中的人卻都是有根有底。書中，達摩的一位鄰居對尋找達摩的茹嫣說：“常（海根，達摩是筆名——筆者注）老師是全才啊，當個市長都有多餘的”——此話是含義深刻的，你只要用心品味，是可以品出其中是味道的。
5、“空巢”中的女人：
中國文學上有“立片言之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傳統，《茹嫣》是一部中國作品，因此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批評它。茹嫣是一個戀家的女人，死了丈夫之後，家中就剩下了她和兒子，兒子出國留學後，家就“空”了，就此我們用茹嫣當版主的那個“空巢論壇”就可以提起理解《茹嫣》一書的“綱”，以期收到綱舉目張的效果。
作者是這樣寫“空巢論壇”的：“打開網頁，螢幕上出現一個鳥窩，一隻小鳥從裏面飛出來，一直飛到看不見，鳥窩裏探出兩個滿臉沮喪的頭像，一個老頭，一個老太，然後，兩個頭像化作兩個字：空巢。”把兒子比做是“巢”中的鳥兒，去法國留學，意味著鳥兒飛了，家頓時給“空”了——這是生活中的人之常情，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把兒子走後茹嫣在“非典時期”那閃電式的戀愛突然破裂，眼看著一隻煮熟了的鴨子給飛走了的情節聯繫起來考慮，這個“空巢”就意味深長了。在接下來的一篇文章中，我準備寫思想上的“空巢”的文章，此處只是就事論事地說一說“家”的意義上的“空巢”。中雖然沒有正面交代茹嫣是一個戀家的人，但是我們對於她在死了丈夫前的40年前的生活做一個整理，就可以發現她沒有自己社會交往的圈子，沒有知心知己的朋友（江曉力知己卻不知心），也沒有如體育方面的愛好和特長，對政治又不感興趣，“生活中”她又是“一個很矜持的人，不習慣在陌生人面前說話”，且又有幾分的傲氣，所以我們就有理由說她是“家”的人，就這個意思去分析，她在丈夫死後，幾乎是性冷淡的她，愛情卻在一個突然的時間中象火一樣地燃燒，把自己的身體一下子就獻給了梁晉生——乍看起來好象不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的一筆，其實恰恰是完整了茹嫣這個人物的性格的重要一筆，於是，“淑女與蕩婦”——這個中國文學的門檻就被作者給“砍”了，對此，作者的解釋是：“女人不管多老，都有一顆少女的心在身子裏面”。
如果要我在此處給《茹嫣》另起一個名字，那麼叫它“非典時期的愛情”好象不違背作者的原意，作者是寫了怎麼一樁故事，但是這和《霍亂時期的愛情》不同，愛著的茹嫣沒有獲得愛情上的勝利，而是浪費了自己的愛情，使愛情在不知不覺中給溜走了，在一個手機的時代，她連一條短信都沒有收到就不了了之——這都不是悲劇的關鍵，其中要緊處是，新年時期定下的5月舉行婚禮的日子在剩下的幾個月時間中一直被茹嫣等待著，但是，梁市長卻象扔掉一隻襪子那樣地摔掉了她（她用摔梁的“拖鞋”的辦法報復之）的事情一直是瞞著她的啊！
《茹嫣》的整體手法是寫實的，因此，在小說為我們提供的“非典時期”X市官民一起抗“非典”的畫面是真實的，一點兒也沒有做作之嫌，梁市長做為父母官，穿著如同太空服一樣的防護服，戰鬥在“非典”的第一線，連自己的生命似乎也置之度外——所有這個一切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東西的共同特徵，作者是“頌”而非“諷”。但是，就在這個“同心”戰鬥的畫面的裏面，卻存在著另外的一幅隱秘的畫面，在其中，“民”要求“知情”，並且為此而抗爭，而“官”卻在千方百計地封鎖“疫情”，用恐嚇的方式企圖使“疫情”住在政治的“保密箱”內。在這一場看不見戰線的“戰鬥”中，茹嫣變成了“民”一方的代表，而被她愛著的梁市長卻是“官”的化身，煮熟的鴨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給飛走了！對於上述的問題，最庸俗的批評是把江曉力看成是一個火中取栗的小人，認為是她壞了茹嫣的美事，其實，我不是這樣看的，我認為這裏的確存在著一張“窗戶紙”，等待著一個“指頭”去“戳破”，而江曉力就是這個“指頭”，這就是說，沒有江曉力這個人的話，別人的“指頭”也會“戳破”它的。就此，我尋找出了一個茹嫣的錯誤：她不懂政治，而一個合格的市長夫人應該是政治型人物，至少她應該是政治人物的“半面天”。茹嫣就不是這樣，她準備當市長的夫人，但是她把市長一直放在她前任丈夫的座標上，用前任丈夫的標準來衡量她，所以書中就多次的出現了這樣的描寫，茹嫣總是在梁晉生出現時想到前夫，她想要在梁和她之間建立起原來的夫妻關係，而根本沒有意識到她應該先行進入“市長夫人”的角色。分析作者對茹嫣的描寫，我們連茹嫣做類似這樣的考慮的一點線索也尋找不到，那是符合茹嫣本性的。
茹嫣不懂政治的再一個後果是，她在網路上已經拉開了和梁代表的“官方”為爭取“知情權”而開展的鬥爭時，她沒有認識到“敵人”就是梁晉生，因此她在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上必須要打敗仗。茹嫣這一個錯誤不關要緊，最要緊的是在官場上混了一輩子的，被茹嫣曾經評價“也是個人精”的梁晉生，竟然是在江曉力在把“窗戶紙”戳破之後，才發現了茹嫣不是她所需要的人，這樣以來，他在遇到到江曉力把已經打了敗仗的政治局面用研製“抗非典”新藥的手段給以扭轉時，眼睛才亮了，看見了真正閃光的市長夫人——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賢內助”。至於說科學上能不能研製出新藥？這個問題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市長已經推出了政治上的一副“抗非典”的新藥！書寫到這個分上，它端出來的東西的“內囊”就“上來了”（《紅樓夢》就是這樣）。
6、茹嫣：一個讓人吃不透的女人：
人在很複雜的。英國著名作家毛姆曾經說過：“因為人不論男男女女，都不是他們自身；他們是自己產生的鄉土，學步的農場或者城市公寓，兒時玩的遊戲，私下聽來的山海經，，吃的飯，上的學校，關心的運動，吟哦的詩章，信仰的上帝，這一切東西把他們造就成現在這樣，而這些東西都不是道聼塗説就可以瞭解的”（《刀鋒》）。《茹嫣》的作者胡發雲就是這樣理解人和寫人的。他沒有“道聼塗説”式的為他所要寫的人物做一種事前的定型，他從茹嫣這個人物的現在入手，研究了她的“出生的鄉土……城市的公寓……私下聽來的山海經……”，進入了人物的內部，如果說這“內部”有一個發展的線索的話，那麼，他是摸著它前進的，這樣，當人物在某一歇腳時，他沒有因此而認為這就是人物的落腳點，結果，一個主動的作家，反倒變成了被動的人了，他跟著自己創作的人物走……。僅就這一點來看，他自己好象也吃不透人物，因此，一個文學上的“吃透”人物的誘惑想幽靈一樣地在引導他前進，使他甚至離開了他動筆時的初衷。文學上——特別是中國文學上就有過這現象，《風月寶鑒》在曹雪芹的筆下變成了《石頭記》就是例子。
鑒於上述現象，你說作家本人也沒有“吃透”自己創作的人物，好象也不過分；不過，作家有著一種強烈的探索精神，並且在探索中走進了人物的方方面面，經他們之手，被探索過的東西成功地放到讀者們眼前，使讀者們眼睛裏出現新世界，並且為之驚奇不已。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富有成就的作家好象是一個探礦的工程師，他們手裏握著一把鎬，不停地在敲著人性之土的表面，說：“聽，下面有寶哩！”《茹嫣》的篇幅很長，但是它卻象“常山之蛇，首尾相連”。書的開頭寫，茹嫣的家有“兩樣東西，一隻小狗，和一台電腦”。末了，寫茹嫣“睡過了頭，朦朧中，覺得近處有鼻息聲，驚醒過來，睜眼一看，原來是楊延平正站在床邊，”讀完此書，你就會知道楊延平是條狗！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
